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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回眸 倘若作一个历史的平行比较的话，那么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五百年。有宋年间的人文气象，与五百年后的意大利城邦十分相似，具有一种人的自我觉醒的品质，以及相应的人文关怀的自觉。仅以边塞诗为例，便可看出这种特征。唐朝的边塞诗聚焦的是“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岑参)，而宋人的边塞诗牵挂的却是“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唐朝诗人之于功名的热衷，即便李白都未能免俗。但这在有宋，足以与李白比肩的苏轼，尽管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但其内心深处却有着李白不曾有过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么人情味十足的幽思。李白“我辈岂是蓬莱人”那样的功名心，在历经官场沉浮的苏轼，悄然转为对于人情、人世、人的命运的关切。如此等等。 这样的人文内涵，也同样见诸画风的演变。唐代名画所聚焦的是帝王(《步辇图》)、或者皇宫(《唐宫仕女图》)，而宋代名画则倘佯于山水(《千里江山图》)或者流连忘返于人间烟火(《清明上河图》)。这种演变相当接近于五百年后意大利绘画主题从救世主造型到芸芸众生的转换，其中最经典的缩影便是达芬奇从《最后的晚餐》到《蒙娜丽莎》的画作历程。 与之相应，宋代的书法艺术也与唐朝迥异其趣。唐人书法虽有豪放不羁的狂草、或如禇遂良柔中有刚的优雅凤舞，但一路演变而至的，却是被后世视作典范的颜字和柳体;构架端庄，笔划生硬。宋人书家似乎是故意跟这种范式性很强从而官气浓重的一笔一划开玩笑似的，将书法诉诸随心所欲的自由挥发。且不说米南宫的意趣盎然，苏轼的即兴挥洒，即便是权高位重的蔡京，其书法也别有一番意趣。后人评曰：“字势豪健，痛快视着”(《铁围山丛谈》)。当然了，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米芾居首。这不仅因为其嵇康阮籍式自由秉性，同样缘自他随兴不羁而为时人无出其右的书法成就。 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贵族如美弟奇家族之于艺术尤其是歌剧的爱好，宋代有宋徽宗那样的皇帝，不止爱好艺术，而且径直成为书画家。宋徽宗赵佶应该是足以与李后主媲美的艺术家皇帝，并且比李煜更有情趣。尽管作为皇帝，两人一样的失败;但赵佶却于两处，远胜于李煜。一者是，赵佶以和谈与招安的方式，安抚江湖造反;再者是，赵佶是个历代皇帝当中极其鲜见的具有浪漫情调的男人，从而给后世留下了与李师师的风流故事。撇开政治上的成败，艺术家皇帝赵佶在个人品性上与法国的路易十四，极其相像。 就像路易十四对于法国文学艺术具有重大影响一样，赵佶对于宋代人文气象的推波助澜也同样功不可没。皇帝一浪漫，天下谁人不浪漫?爱情作为主题，在李商隐的诗歌里是相当含蕴的，及至宋人填词，全都直言不讳。且不说“执手相看泪眼”(柳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即便是以爱国诗著称的陆游，都写有“红酥手，黄籘酒”那样的《钗头凤》。倘若说，唐人的放纵以宫廷为最，那么宋人的男欢女爱已然蔚为大观。而爱情，庶几就是宋词的主旋律。 发生在诗画书法上的这些变化，最后由一部相当经典的诗学论著标画了出来，严羽的《沧浪诗话》。比起南北朝诗学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宋人的《沧浪诗话》十分明确地拒绝了文以载道的理念，转而注重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式的内心体悟。审美观念的变换，乃是人文景象最根本的历史标记。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审美情趣迥异于中世纪的刻板、僵硬，有宋年间的审美风尚不再是硬梆梆的功名向往或者杜甫式的颂圣咏怀，而是“杨柳岸、晓风残月”那样的柔肠幽情。倘若没有游牧民族的野蛮南侵，宋代这种人文气象，前景不可低估。然而，即便被蛮族南侵一再打断，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已然发韧。 要考察何以在有宋年间出现文艺复兴这样的人文景观，无疑需要追溯诸多成因，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还有政治的，然其中最应该提及的，无疑是禅宗之于中国士子的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在使士子心灵获得悄然解放的同时，激活了中国文化被长期边缘化的崇尚自然、热爱生命、珍视天性的自由灵性传统。国风里的“关关雎鸠”，老子的法自然，庄子的齐物与逍遥，杨朱贵己，墨子兼爱非攻，所有这一切遥远的记忆，经由禅宗之于心灵的呼唤，被不知不觉地复活起来。人，可以不再为功名而生，只为当下的幸福而活。 毋庸置疑，这样的文艺复兴是文化的、而不是文明化的人文现象和历史进程。按照斯宾格勒之于文化和文明的界分，可以如此定义两者的区别：文化是精神的、存在的，因而是柔软的、悲悯的、天然具有非功利品质的;而文明、或者说文化的文明化，则是物质的、生存的，因而是强硬的、不相信眼泪的从而必定是功利的、实用的、具有功效准则的。文化与文明的这种区别，即便在英语世界都未必十分清晰。就词源学而言，英语的文化(CULTUER)与文明(CIVILIZATION)不是共时性的区分，而是历时性的标画：以农耕和城邦为词根。以往的历史学家也罢，文化学者也罢，习惯于以生存性和功用性的原则考察历史，因此通常面对宋朝的人文现象时，侧重宋明理学，而轻视甚至无视上述提及的诸多人文景观。他们论及宋徽宗时，也仅止于作为一朝皇帝的成败得失，而完全忽略这个艺术家皇帝之于有宋年间文艺复兴的意义。即便论及苏轼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宋代文学家，也只是津津乐道其官场沉浮和诗文成就，而不太重视他迥然有异于李白的文化心理品质。 传统的功利主义的历史考察方式，最大的缺失乃是完全忽略了有宋年间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尽管这场文艺复兴不及欧洲那么波澜壮阔，从意大利一下子推及到欧洲诸国，尽管这场文艺复兴不如欧洲近代文化之于中世纪黑暗反差强烈、对照鲜明，而只是悄然潜入有宋年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弥漫开来的，但这毕竟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变化。从生活方式到审美观念，有宋年间与此前的历朝历代都很不一样。至于宋代之于后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今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文化，乃是承接有宋而来的历史延续。 对照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与始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中国文艺复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时性过程，而欧洲文艺复兴则是一个仿佛具有爆炸性效应的共时性的空间景观。而且，欧洲的文艺复兴非常迅速地产生出辉煌的文明成果，而工业文明又反过来推动和扩展了文艺复兴的文化成就，彼此相辅相存，互相激励又互相补充。相反，始于有宋年间的中国文艺复兴，非但没能得到文明化成果的支撑，反而受到非常惨烈的夹击，在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野蛮战争和僵硬的程朱理学教条的双重践踏底下，如同石缝里的小草一般，气若游丝，时不时地艰难苟活于一息尚存的窘迫。 倘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是野蛮的，那么主要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更野蛮。理学在其先驱张载还仅仅被诉诸“为天地立心”的虚妄，到了朱熹则构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以理为核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并且在审美观念上比刘勰《文心雕龙》还僵硬，不仅要文以载道，而且明确其道乃儒家道德之道。按照朱熹的理学道德观念，不要说一般庶民，即便是朱熹那样的圣人本身，也难以遵循，从而不得不过着一面宣扬禁欲、一面暗中纵欲的双重人生。 基于如此虚伪而僵硬的理学背景，明朝的王阳明心学，有如欧洲历史上的路德宗教改革似的，将刻板的道德律令诉诸不无存在意味的内心修为。及至清代的戴震，犹如欧洲历史上的布鲁诺、伽利略蔑视中世纪宗教黑暗那样空前激烈地反抗理学教条，直斥朱熹“以理杀人”。王阳明心学及其事功成就之于后人的影响，造就了自曾国藩以降的好几代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改革家。而戴震之于朱熹理学的批判，受到梁启超和胡适之的共同激赏，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戴震的意义，与张载呈相反的对称;张载是理学的始作俑者，戴震学说则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历史预告。 尽管遭受着内外两重野蛮的重压，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却有着极其惊人的顽强生命力。即便在蒙古王朝的统治底下，照样蜿延前行。紧接着宋词的缠绵多情，以《牡丹亭》、《西厢记》为经典的元代戏曲，成全了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尽管言辞间难以清除儒家道德观念之于审美的污迹，但元代戏曲毫不含糊地聚焦于男女情爱，而不以理学倡导的修齐治平为然。相对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绘画公开以女祼体挑战中世纪的蒙昧，元代戏曲里的爱情故事难免有些云遮雾障。然而，透过典雅朦胧的文辞，人欲依然清晰得有如安格尔绘画中的浴女。 与世俗人间以情欲为主题相对称的，是元人绘画不食人间烟火般的超然。这里指的是，黄公望那幅绝世之作，《富春山居图》。此作既有宋人山水的万千气象，又有庄子逍遥齐物的深邃内涵。画中些许若隐若现的人物，与其说是对俗世的致意，不如说是倘佯于天地山水之间的苍茫品味。这样的苍茫，既有唐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般的沉郁，又有庄子梦蝶般的混沌。倘若对比一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么可以发现黄公望此作的构思正好是个颠倒：将人物淡化到几近于无，将人物身后的大自然扩展成悠长悠长的青山绿水。在这样的天地里，不要说朱熹的那种理是根本没有位置的，即便是老子所说的道，也消逝于无形。 元人戏曲里典雅细腻的情致，到了明清小说，可谓肉欲蓬勃。一方面是理学道学犹在，一方面却是纵欲人生照写。并且一个比一个毫无顾忌。《金瓶梅》比《三言两拍》更露骨，清人的《肉蒲团》又比明人的《金瓶梅》要更加不事掩饰;颇有鲁本斯画里的放荡，竟然还要兼具伦勃朗画中的“顶光”，籍此施展一番因果报应之类的劝戒性说教。即便是那部周旋于神仙妖怪之间的《西游记》，也难免以猪八戒那样的世俗造型，乘宣扬修佛成道之际，狠狠地媚俗一把。至于《三国演义》所出示的，是交织着权谋和嗜杀的逐鹿江山;而《水浒传》上演的，则是水泊梁山的草莽造反。然而，与演义小说当中的末流货色诸如《封神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泛滥形成强烈对照的是，那部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历史性经典，《红楼梦》，很不经意地横空出世，仿佛一朵出自污泥的莲花。 《红楼梦》的问世，标记着中国式文艺复兴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就其内涵、抑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审美上，最终得以成立。换句话说，因为《红楼梦》的存在，使整个民族得以重新做人。华夏民族最初的心理原型是刻写在《山海经》里的，中国人后来从千百年的愚昧里产生出人的觉醒是以《红楼梦》标记的。或许正是这种神奇的对称性，致使曹雪芹的《红楼梦》从《山海经》里的女娲补天起笔。被周孔伦理压在等级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中国女性，因为《红楼梦》而像《白蛇传》里的女主角一样，重见天日。屈原式的《离骚》，在《红楼梦》里变成了献给一个小丫环的诔文。《金瓶梅》里的情欲，经由《红楼梦》而升华成心灵的咏叹，诗意的存在。中国的文化因为《红楼梦》而重新定义，中国的历史因为《红楼梦》而重新书写。《红楼梦》就像莎士比戏剧、但丁的《神曲》，成为一个民族在文艺复兴历程上的划时代地标。 《红楼梦》以降，理当有一个中国式的启蒙运动或者狂飚突进。非常遗憾的是，不能说没有，但过于短暂，简直就是转瞬即逝。五四新文化本当是《红楼梦》的一个逻辑结果，但被一场外来的主义所扭曲所打断。五四新文化之于传统的批判，仅止于打倒孔家店那样的口号。虽然语言从文言转化成白话，但思想却相当幼稚。对科学和民主的向往里，竟然没有人权意识，竟然缺乏自由的秉性。最后导致主义乘虚而入，成为又一出异族入侵式的历史重演。一样是马背上的争夺天下，只是这次不啻是弓箭长矛换成机枪大炮，同时更是握有绝对真理话语，揣着乌托邦理想。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进程，就此中辍了将近一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经由一系列的演变，最后变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劫难。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角们，后来大都变色。反倒是拖着辫子的王国维，给后世留下了《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那样的审美著述，从而继《沧浪诗话》之后，更上一层楼，确立了中国诗学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历程碑。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自王国维以降，变成了文化守灵式的一脉香火。五四过后，文学写家辈出，新诗遍地，小说不绝，然承继这一人文香火的，却惟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高尔泰《论美》耳。陈氏《别传》壁立千仞，高氏《论美》以牢狱、苦役、饥饿、乃至数度濒临死亡的惨痛人生为代价。但高尔泰正是以这样的代价，换得了让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美学。美，在有宋年间曾经是《清明上河图》那样的熙熙攘攘，在异族统治下曾经如《富春山居图》那样淡泊高远，从来不曾像《柳如是别传》那么凄恻，从来不曾像《论美》那般艰辛凝重。然重压之下，两者同样的决绝，同样的从容。此乃中国文艺复兴历程上最为悲凉的篇章。正是这样的悲凉，终于打开了中国式文艺复兴走向辉煌的可能性空间。 二、可能性空间 上述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历史回眸所呈示的图景，无疑是相当约略的。虽然清晰，却并不完整。对于习惯了唯物史观的人们来说，又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无法理解审美也能构成历史。唯物史观者研究历史注重的是人们如何吃饭，不要说如何写诗如何绘画，即便是如何性交，都不在唯物史观论者的视野里。因此，他们无法区分宋徽宗的浪漫与皇帝三宫六院的不同意味。他们也不会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里领略中国式的存在诗意。他们更读不懂《红楼梦》的文化意蕴。他们关注的是江山如何易手，王朝如何更迭。更为极端的，则是把农民造反当作历史动力。有宋年间发生的中国式文艺复兴，就这样在唯物史观论者的眼皮底下被省略掉了。 当然，以往的历史学家并非没有看重宋朝之于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者。尤其是文化宗师陈寅恪，曾经特意指出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由于华夏文化未曾得到应有的梳理，即便于历史洞若观火如陈寅恪者，也将目光不知不觉地投向宋明理学的如日中天。学者史家当中，鲜有从生活方式或者诗画书法的变异上，发现有宋年间出现的文艺复兴迹象。后世儒生，更是只知有朱熹的世界，不知有米芾的天地，不知有宋徽宗那种路易十四式的风流倜傥。 倘若从审美观念的视角考察有宋年间的文化现象，那么就会发现，与其说是千年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不如说是赵宋之世开启了延续有一千年左右的文艺复兴。相比于五百年后的欧洲文艺复兴，有宋年间的文艺复兴由于遭到蛮族入侵和宋儒理学的双重夹击，无法获得如同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明支撑。文明虽然是文化在生存维度上的文明化结果，但同时也能反过来成为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障碍或者支撑。当欧洲的文艺复兴成果被迅速文明化为现代文明社会之后，马上反馈给文艺复兴更大的生存及发展空间。相反，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自有宋以降始终没有获得文明化的成就，从而只能在时间上非常缓慢地蜿延而行，而无法获得像欧洲文艺复兴那么巨大的生存空间。这样的艰难导致的另一个后果便是，这个民族始终茫然于文化是如何存在的，并且很可能会把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当作笑谈。 因此，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可能性空间，首先在于其文化成果的能否文明化，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的现代文明社会体系。自宋以降的一千年来，这个民族尚未出现过像维科、洛克、卢梭、孟德斯鸠那样推动文艺复兴走向思想启蒙、进而转为现代文明的思想家。僵化的体制，陈腐的意识形态，即便没有蛮族入侵，也足以使文艺复兴举步维艰。而又由于文化嬗变的难以完成，导致思维方式的平面和刻板。在思想缺席的历史前提之下，政治始终以利益为轴心盲目运行；有如一头蒙着眼睛的毛驴，围着千年不变的专制等级制度的磨盘打转。 比起欧洲文艺复兴面对的中世纪教会专制，中国文艺复兴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时空。王朝更迭靠的是权术和阴谋，专制统治靠的是镇压和驯服。前者在历史上由所谓的法家提供，后者则是因袭千年的孔儒伦理。外来的主义，不过给权术和独裁改换了名称，前者叫做路线斗争，后者叫做专政。权争和专政构成一个国家的全部政治内容。这种专制政治的封闭性在于：上上下下全都盲目遵循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没有宽容的可能，也毫无商量的余地。这样的封闭性远比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政治更加高压，更为严酷。 高压状态的封闭，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渐渐地趋于破解。然而，内在的破解动力尽管被称作思想解放，但骨子里却并非是文化的启蒙，而是欲望的开放。真正的思想解放，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只要被剥夺的自由权利尚未被归还，那么自由的思想始终会遭到权力的敌视和压制。在那个欲望的合理性也被剥夺的年代，欲望的开放无疑具有归还生存权利的合理性。人欲不存，天理何在?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欲望之于历史的推动仅止于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并不能上升到文化的开拓和创造。文艺复兴源自心灵的饥渴，精神的需求。一个国家倘若仅以吃饱饭为目标，那么无异于动物庄园式的家畜饲养。惟有心灵的自由放飞，才能使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自由思想的长期阙如，不仅仅因为社会制度始终无以完成现代文明化的历史转型，同时也缘自文化心理的极其深重的集体无意识创伤。几千年的封闭时空，既是制度的，又是心理的;既是意识的，又是下意识的;既是意识形态，又是集体无意识。这个民族所缺乏的不仅仅是五四新文化精英所倡扬的科学和民主，同时也无自由和权利。当五四精英们将科学和民主仅仅看作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时，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科学同时又是精神，民主无疑也是观念。因此，他们一面要打倒孔家店，一面却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传统士大夫;他们一面要求个性解放，一面又不把自由看作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他们一面关注底层大众，一面下意识地自视为高人一等的救世主，从而下意识地否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他们表面上很激进，骨子里却很传统。他们甚至都意识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缺乏的是审美的自觉和思辨的力量。而这恰好是拖着辫子的王国维及其精神知己陈寅恪所明确意识到的。 今日中国的文艺复兴若要不蹈五四新文化的覆辙，必须将理性的批判在指向有形的社会制度的同时，承担起无 形的文化心理创伤医治。因为几千年文化时空的封闭，既是制度的，又是心理的。王朝不倒，是因为人们下意识地认定，皇帝是不能没有的。专制不改，是因为人们下意识地以为，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国情，是中国向来如此而不需要改变的传统。这种集体无意识创伤深植于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便是起来造反、革命、异议、反抗的所谓精英，都未能幸免。 如此这般的封闭性造成的历史喜剧，通常在于革命者或者异议者于挑战王朝反对专制的同时，与统治者一样的认可，中国的文化象征，就是孔子;中国的历史，就是《春秋》和《史记》所呈示的。因为中国人已经下意识地将孔子象征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或然判断认作了实然判断，一如世人把商纣当作暴君的同义词，而根本不知道殷商以前的上古政治文化了无产生《封神演义》所描绘的那种暴君的可能性。专制的异议者在文化层面上往往与专制的统治者一样无知，共同使用助纣为虐的成语，而从来不曾深究过那场姬氏家族一统天下的战争，到底含有多少历史合理性。他们完全茫然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光谱，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化的真实图景。他们从西方习得的诸多普世性的文化观念，因此无法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思想，更不用说触及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历史的诡异在于，一面是王朝在周而复始，一面是朝野两边的中国人的思维始终在原地踏步。而中国的历史，也就心安理得地停滞在了一个封闭的时空里。 面对如此封闭的时空，今日中国的文艺复兴只能走向应有的彻底：不再从幼稚的打倒孔家店开始，而是将历史的审视投向作为存在、而不是作为生存的唯物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真正起源：河图洛书和《山海经》。笔者在《中国文化冷风景·导读》中有言：“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承接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伟大启示，回到河图洛书，回到《山海经》人物所呈示的文化心理原型;重新审视先秦诸子，重新书写中国历史。” 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通常在于理性思维的有无和审美境界的高低。前者是科学的，后者是审美的，有时也会是宗教的。河图洛书本当是上苍在冥冥之中赐于华夏民族的科学宝典，不料被先人一不小心误读成了易经八卦。科学是进取的、开放的、不断求索的、因而是富有创造性的，易经却是保守的、封闭的、仅止于满足窥探命运的。易经八卦以相当世俗又极其封闭的思维方式，将高维的有界无限的河图洛书平面化、低维化。而事实上，与河图洛书对应的并非是易经八卦，不管是伏羲的还是姬昌的，而是西方二十世纪的现代科学。尽管眼下还很难以数学的方式解开河图洛书之谜，但依然可以从中读出诸如相对论、四维时空座标、洛伦兹转换之类的现代物理学意味。退一步说，就算无法解读出多少奥秘，也不能继续沉缅于八卦易经，而应当从河图洛书中激发出科学探索的理性精神。 这种理性精神在先秦诸子当中，是由公孙龙的语言逻辑思想充分体现的。公孙龙那蕴含在白马非马背后的指非指命题，比西方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学说，早了两千多年。公孙龙之于逻辑的真实而不是语言的事实的探寻，在西方要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问世，才得以昭示。正是因为公孙龙在形而上思辨上的如此超前，导致不仅为当时诸子难以理解，更为后世中国一代代学子陷入一片长达两千多年的茫然。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源头，是《山海经》里记载的神话故事和人物传说。按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一个民族的心理原型，蕴藏于该民族的神话之中。神话具有与梦幻相类的心理功能。正如一个人的梦幻会隐显出他或她的下意识记忆，一个民族的神话呈示的通常是该民族的原初形象，或者说初民造型。从《山海经》人物形象，人们可以发现，华夏民族最初是阳刚的、健康的、了无心理创伤可言的。这跟后来被集体无意识创伤所扭曲的中国人，判若云泥。两千多年的封闭时空所造成的一个最大的历史后果，便是人文素质的惊人沦落。 作为民族原始记忆的《山海经》神话，不仅是初民的写照，也是审美的标高。古希腊神话里的诸神是颇有人情味的，甚至不无世俗的。《山海经》神话里的诸多人物则是超凡出俗的，各有各的英雄气慨。然而，作为一种互补性的对称则是，古希腊戏剧里的人物，却大都以悲剧展示崇高的审美意境;而残存于《诗经》里的国风篇什，则相当的日常，完全聚焦于人间烟火气十足的男女情爱。对照雅颂部分仪式性很强的颂赞格调，风诗可谓活泼得清澈见底，有如山涧小溪里的游鱼。非常不幸的是，无论是《山海经》里的阳刚，还是风诗呈现的清纯天然，在后来的中国文化时空里全都几近绝迹。 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陷入越来越僵化的封闭空间，最初从姬昌演易开始。姬昌演易过程中刻写下的卦辞爻辞，无意间将河洛的高维图像转换成低维的平面思维，以阴暗的心术权谋，代偿了通过卦爻之于天地的编排和命运的推演。在姬昌的易卦结构里，人是阙如的。因为姬昌追求的是秩序的完整，或者说结构的封闭。这种对秩序的倾心，最后由其四子姬旦，通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周公建制，得以实现。周公建立了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的中央集权。五百年之后，孔丘为此提供了相应的等级专制话语，君君臣臣。再过五百年，司马迁的《史记》将这一切定格为铁板钉钉的历史。 姬昌演易的另一位继承者，是荀况的弟子，韩非。倘若仅止于孔儒伦理，中国的文化空间还不至于遭致封闭。但韩非向中国历史上的首席暴君嬴政所提供的谋取天下之权术，构筑出与孔儒王道极其对称的霸道传统。以霸道取天下，以王道治天下。两者合一，于是空间封闭。孔儒伦理窒息人的情感和审美能力，韩非权术扭曲人的心灵，误导人的思维。那种阴暗透顶的谋取天下权术，经由《三国演义》的普及，成为中国人特有的心术。被这种心术所左右的人们，通常将狡猾当作智慧，把老于世故作为日常的生存策略。有人为此还不无得意地将这套东西称作实用理性。 正是出于对这种实用理性的蔑视，笔者曾在微博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就是要激活先秦诸子当中非实用的思想，比如老子式的形而上思考，庄子式的审美情趣，公孙龙式的纯粹语言逻辑，杨朱式的贵己，乃至商周之交时伯夷叔齐式的向新兴大一统专制王朝说不。 笔者在《中国文化冷风景·导读》里，曾经如此勾勒过先秦诸子的思想光谱： 形而上思维有公孙龙思辨哲学、老子法自然之道;打仗有孙子兵法，国计民生有管仲，切磋思想有稷下学宫。民间社会有墨子兼爱、非攻。杨朱贵己崇尚个人价值、彰显人的尊严，庄子逍遥审美人生。在这幅近乎完美的人文图景里，孔儒学说乃可有可无。历史的荒诞却在于，可有可无者竟成独家至尊。 也曾经不无激愤地如此写道：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商纣和妲己，最无耻的谎言是女人祸水，最大的乌龙是姬昌演易，最冷血的伪君子是周公姬旦，最世故的至俗是孔丘，最愚昧的无知是曲解杨朱贵己，最弱智的学案是不懂白马非马，最僵硬的思想是朱熹理学，最荒诞而又最耻辱的事实是两千多来至今未辍的尊孔从儒。 笔者所谓的重写中国历史，意在拒绝相信孔丘《春秋》和司马迁《史记》。历史的真相，需要世人做出自己的探索自己的思考，而不能人云亦云，轻信孔丘和司马迁之说。在孔丘的《春秋》里读不到管仲和齐桓公如何开创春秋大局，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读不到稷下学派，杨墨学说，公孙龙逻辑思辨等等诸子事迹;其情形一如前人之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著述，根本不曾有过对有宋年间文艺复兴现象的论说。 毋庸置疑，上述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已然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汲取、对现代文明的借鉴。此乃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又一个关键参数。正如印度佛教东渐之后形成的禅宗，激发了有宋年间的文艺复兴，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西风东渐，成为又一次文明碰撞和文化交融的历史契机。国门豁然洞开，再加之网络时代的全球化讯息交流导致的广阔视野，造就了今日中国文艺复兴的空前巨大的可能性空间。信息时代，知识爆炸。人们如今面临的不是如何打破信息或知识的垄断，而是如何避免大量的信息或知识造成的肤浅和浮躁。 如何阅读西方思想，恐怕是当今中国学子面临的迫切课题。学府里普遍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思潮，仿佛越是现代的学说就越深刻，越具有普世价值。殊不知，思想文化与文明进程的区别，恰好在于文明是历时递进的，而文化却以循环往复呈示其思想的深度空间。这可能也是文艺复兴最为初始也最为本真的涵义，文化以老子所说的回归婴儿的方式，获得全新的生命能量。 以这种往复式的思维方式观察西方思想史，可以发现有一条清晰的主脉，自古希腊延伸到二十世纪。简单的描述应该如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到康德的纯粹理性，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追问，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古希腊的思想结晶，经由康德、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努力而成为一座宏伟深邃的思想山脉。 只要能够读懂西方文化的这座思想山脉，人们便可以大致明白西方思想的渊源和主流。倘若以此垫底，就不会被眼花缭乱的二、三流著述所迷惑。大师以降，雕虫小技而已。西方学界有如欧美时装界一般，总是在不断地花样翻新。一会儿哈贝马斯，一会儿德里达;刚刚才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转眼又成了萨伊德的后东方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学子倘若盲目跟风，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知道那些花里胡哨的思想时装，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追寻中国文化的源起，到回溯先秦诸子以老子、公孙龙为代表的思想精粹，再阅读研习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西方哲学大家的纯粹理性、美学思想和逻辑哲学，今日中国的文艺复兴便得以在纵横两个座标上有了一个丰富而深邃的精神架构。这个架构的深长意味在于，思维方式不再是偏狭的、平面的、封闭的，而是全息的、多维的、开放的。思想因为丰富而获得宽容他见、厚待异己的力量，精神因为自由而不再成为权力的奴隶。文艺复兴最为核心的内容，存在的诗意，由此敞开。 今日中国的文艺复兴将迥异于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并非仅仅意指思想起点的不同，更在于努力方式的有别。五四新文化有着明显的造反倾向，而今日的文艺复兴以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为宗旨，不再诉诸运动，而仅止于孤独的求索，所谓“荒江野老屋，二三素心人”是也。这样的努力方式，不为制度是否文明化所动摇。不管在什么样的生存境遇之下，写作照样写作，绘画照样绘画，作曲照样作曲，拍片照样拍片。承担这种文化命运之人，不会有兴趣成为振臂一呼的救世英雄，也不会在意身前身后的荣辱毁誉。克尔凯廓尔的孤独理论，乃是这些文艺复兴者的人生和命运的切实写照。 一个民族的复兴，通常会起自劫难之后。比如，二战过后，被法西斯摧残过的日本和意大利，不约而同地在电影艺术上，分别创造出令人瞩目的黄金时代，以此显示了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不知经历了多少劫难，倘若还不能从中凤凰涅槃，实在无颜立足于这个地球之上。但是，必须提醒，这不是集体主义的复辟，而是孤独的个人的奉献!官府学府尽可以无视他们的努力，但不必将他们视作仇敌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已经承担了生存的艰辛和苦难，从而把光荣留给了这个民族，不再在意荣辱毁誉。 中国文艺复兴的可能性空间，可以说很小很小，仅止于一些默默无闻的个人、所作出的孤独而艰辛的努力;也可以说很大很大，因为那样的努力所创造的，乃是空前的存在诗意，乃是浩瀚的人文时空。 二0一二年十二月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此文以《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回眸》为题，首发于《观典》杂志二0一三年创刊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