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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倒孔家店，到批判孔老二，一百年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遗弃可谓义无反顾，态度决绝。五十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时期，批判孔老二和破四旧的洪流，所到之处摧枯拉朽，荡涤着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给中国文化命脉致命的一击。破坏旧世界的一路狂躁和狼藉中，新世界似乎并没有如想象的那般建立起来，更妄谈美好。 上百年过去，传统文化已经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遗忘还在其次，曲解与野蛮的“开发”却随处可见。无论孔老二，还是传统思想化，需要打倒批臭时，自然毫不留情；事实是，无论是孔老二还是传统思想文化，经过批判和践踏看上去已如僵尸，一堆白骨。但却阴魂不散，垂而不死，死而不僵，只要需要立马可起死回生，表现出超强的生命力。大批判的口号声还未消散，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又开始上演祭孔大典的正剧，隆重热闹，但显得不伦不类，有令人作呕的效果。或许是刚刚写过批判孔老二文章的人，转眼间又将孔老二的学说熬成心灵鸡汤，招摇于天下。三十年河东河西的风云变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戏，让人目不暇接，眼花撩乱。经过历次运动，孔老二不但没有被打到，反而站得更坚挺了。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将孔老二等腐朽没落的封建余孽批到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确是有点先见之明的。 在孔老二身后，紧跟着国学的幽灵。国学，曾经腐朽没落过，灰头土脸，没法见人，与孔老二差不多。今天摇身一变，一个国字当头，嘴脸就有点我家先前如何的味道，浑身上下金碧辉煌起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有横行之势。成为另一种大棒，所到之处又是横扫一切。 细细比较之下，打倒孔家店和批判孔子，有本质的区别。一百年前的打倒孔家店，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洋务运动，可以说是西洋科技利用运动。用俾斯麦的话说，中国人只买看得见的东西，枪、炮、军舰，办厂，办商务。至于产生现代科技的思想文化土壤，政治制度设计等则不屑一顾。坚持“中学为体”，就是坚持祖宗的礼法，否则将礼崩乐坏，国将不国。老祖宗的规矩不能变，再腐朽也要坚持；“西学为用”，至于西洋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我所用，仅仅是用。将科学技术只作为工具，视而不见产生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条件，表现出中国文化中极端保守功利短视的特性。当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保守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建设，显然是套餐，不能点菜，不能只择其一，摈弃其二。因此，当科学技术的运用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社会文化的变革。这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文化的建设多于文化的破坏，文化的超越多于文化的继承。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这是中国文化打破固有的桎梏，达到继承并超越的契机。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与繁荣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批判孔老二，则是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戕害，致使中国文化伤筋动骨，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与五四不同的是，文革将“中学”视为腐朽没落的四旧，自然应被批倒批臭；“西学”也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的思想，相当于洪水猛兽，理当口诛笔伐。“体用之争”已经变成“中学”“西学”都是反动的阶级垃圾，一股脑儿打包丢掉。一时之间，中国人将人类的思想文化几乎全部遗弃，精神、思想、道德、文化成为赤裸裸的状态，几与动物世界毫无差别。其结果是，造成中国人价值观的混乱，丧失廉耻，导致今天国民素养远远不能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的很多冲突证明了这一点。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今，改革开放已经在中国进行三十多年。无疑这是又一次洋务运动，又一次西方科学技术的利用运动。伴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看得见”的物质财富的累积，而思想文化的革新却远落后于物质的积累，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时对社会文化变革的需求又一次浮出水面。德先生赛先生形影不离，体用之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酵，再次膨胀起来。为了再一次抵挡“西学”的东进，为了将套餐变为点菜，只用其科技，拒绝其文化，保持“中国特色”的自欺欺人，国学热也就应运而生，让垂而不死的孔老二复活顺理成章。 细细体味，近些年来掀起的国学热，确实有点回到五四运动以前的意味，是翻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现，是另一种形式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对立。几十年来的改革，西学的用，已经达到极致。以中国人的聪明与投机取巧，用的炉火纯青，游刃有余，毫无道德约束。但是，用来用去，却凸显出“打倒孔家店”时面临的问题；怎样看待产生科学技术的社会思想文化土壤？怎样看待产生科学技术的社会制度？怎样看待新教伦理思想？再提“中学为体”显得老套陈旧，难以服人。于是，让孔老二复活，让国学再度兴起，以抵挡西学的东进，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这种文化东方主义看上去政治正确，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其负面影响巨大。 一百多年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百年后是国学热的兴起，异曲同工。从这一点来看，一百多年中国社会文化，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又回到原点。教科书所讲的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模式，在中国似乎并不灵验。中国的社会文化进步如同阿Q画的那个圆，歪歪扭扭，甚是不称心，但是回到原点是必然的。历史的重复有时令人唏嘘。 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目前高校中的国学教育，以及传统文化通识课程的开设逐渐受到重视。本来这是好事，理应给大学生补上这一课，在他们荒芜的脑海中植下一片花草。但是由于国学热的特殊使命，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学热中表现出来的是文化保守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是功利化的为我所用，将国学更多的作为工具。“国”字当头，“学”似乎已经退居次要。既然是“国学”，理应与“西学”相对立。陶醉于儒家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的论调，自以为是地认为儒家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之类的一厢情愿。这样的国学热，继承都成问题，还妄谈什么超越。如果仅仅是为了抵御西学，国学教育必然走向反面，历史应经证明了这一点。 走出历史的窠臼，放眼世界的文明进步，融入人类的共同发展，探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的路径才是国学课程应该具有的特质。 只有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才能实现中国的文化的复兴。有继承，不一定有超越；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没有继承，肯定没有超越，近几十年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桑德尔的《公正课》之所以在中国高校收到追捧，原因之一是以其客观的态度，客观地介绍人类道德哲学思想学说和社会制度设计以及发展轨迹。学说倒在其次，启蒙更为突出。至少在大陆高校还没有以这样的价值观表达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课程。比如先秦诸子的解读，在本校已经开设数学期，努力尝试着将诸子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文化相对应，相比较，探讨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达到继承与超越的目的，避免熬成一锅心灵鸡汤的自我陶醉。从现在来看，本课程受到学生的认可。总之，国学教育理应超越民族主义语境，以世界，人类的视角，阐述人类思想文化成果。 中国的国力发展，不应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不应仅仅是对科学技术的利用。中国欲走向世界，并承担起人类的道义与职责，合格的国民教育必须走在前面。这一点，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文化通识课程责无旁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