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理论 > 古代文学 >

刘再复:我为什么不喜欢《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答韩国《朝鲜週刊》记者李东勋问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刘再复 参加讨论

    (1)您对《三国演义》持批评的态度,请问那是出于什么原因让您有这样的评价?(2) 您对《水浒传》的批评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答:我对这两部文学经典进行批评,有多种原因。这里有自救的原因,也有“救孩子”的原因;有理念的原因,也有情感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爱”的情感原因。因为我爱自己的祖国,所以不愿意看到这两部作品继续毒害中国的世道人心。一百年前,我国的伟大启蒙家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指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有一源便是来自小说。他说:“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第十二页至十五页,台北新兴书局,民国四十六年再版本)梁启超所指的小说便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这些小说害人之深,“毒人”之甚,梁启超是看到了,可惜一百年来的中国人仍然没有看到,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乃至今天,中国人仍然不理会、不重视梁启超的警告,仍然用电影、电视剧、连环画等各种形式广泛传播“江湖盗贼思想”,广大青少年仍然以《三国》、《水浒》中的英雄为榜样。这两部小说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超过一千部、一万部理论著作。它不仅影响中国人的“意识”层面,而且影响到“潜意识”层面,正在造成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性格。现在中国到处都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面对这种状况,我不能不像梁启超那样,用最大的力度,再敲一次警钟,再发一次大忠告。中华民族的原形文化非常伟大,又非常单纯。例如《山海经》中的女娲、精卫、夸父等都是不知计较、不知得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后来,中国文化不断产生变形变质,变到明代所产生的《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便成了中国的心机、心术、诡术、阴谋的大全。三国时代对立的各方,表面上是军事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伪装术、欺骗术的较量,谁最会伪装、最会欺骗,谁的成功率就最高。中国民间有一句警语:“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因为愈是看《三国演义》,就愈长心机心术,心理就愈来愈变态,变到极端,人就变成“妖”,就不走正道而走歪门邪道。许多老人变得极圆滑、极世故,丧失所有的天真与诚实,完全不像人样,就因为心里充塞着《三国演义》的那一套生存密码。《水浒传》对于青少年的危害更是无比巨大。《水浒传》崇尚的是暴力,是杀戮,是造反。这部小说的主题是“造反有理”。我并不是说造反都没理,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造龙王和玉皇大帝的反还是有一定道理,特别是他在取经过程中造“妖魔鬼怪”的反更有道理。但孙悟空的造反有唐僧紧箍咒的制约,不滥杀无辜,有道德伦理规范。而《水浒传》的“造反有理”则遵循这么一个公式,即“凡是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在“替天行道”旗号下,只要是“造反”,那么,滥杀无辜、滥杀孩子、滥杀女子、吃人肉、剥人皮,一切均属“天经地义”。为了逼朱同上山入伙,吴用就指使李逵把四岁的婴儿(小衙内)砍成两半,为了逼卢俊义上山,起义队伍甚至进行“屠城”,这一切也天经地义。水浒英雄标榜“替天行道”的伟大革命目的,可是,天底下哪能用血腥的黑暗手段去达到光明伟大的目的?我在《双典批判》中表明,我不相信使用卑鄙的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目的。我还表明: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手段高于目的,大于目的。甘地、托尔斯泰之所以强调“非暴力”手段,便是他们认识到手段最重要,只有文明的手段才能抵达文明的目的。我和李泽厚先生合著《告别革命》,所谓告别革命,也就是告别暴力手段。并不是告别人类的“自由”、“平等”、“社会公平”、“永久和平”等理想。(3) 您可以说说《三国演义》中哪个人物是您不欣赏的吗?原因是什么呢?答:《三国演义》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曹操与刘备,我都不喜欢。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我喜欢;但文学中(《三国演义》)的曹操我不喜欢。这个人物被《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写成一个“黑心人物”,心太黑了。心太黑,便心狠手辣,极端自私,宣称宁可我负天下人而不让天下人负我。而高尚的心正的人,其做人的原则正好与此相反,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做人的原则是不计较天下人怎么对待我,重要的是我怎样对待天下人。他的姨娘(赵姨娘)老是要加害他,但他从不说赵姨娘一句坏话。贾宝玉对待父亲、弟弟贾环也是这种宁让他人负我,我不负他人的态度。曹操杀王垕、杀杨修、杀祢衡、杀吕伯奢一家,都是谋杀,既不讲“情”,也不讲“理”,只讲“利益”。我更不喜欢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他是最善于伪装的人,在“煮酒论英雄”时,连曹操也被他骗了。如果曹操的权术属于“法术”,刘备的权术则属于“儒术”,表面上讲“仁义”,实际上则不仁不义,他骗刘璋夺四川,说的是“兄弟之情”,做的则是谋取江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崇奉三条“政治得胜密码”:一是政治无诚实可言;二是结成死党;三是抹黑对手。这三个诡术全来自刘备。虚伪,是腐蚀人性最可怕的毒药。(4) 您可以再说一个《水浒传》中您比较不喜欢哪一个人物么?理由又是什么呢?答:我最不喜欢李逵,因为他太嗜杀。这位“英雄”身上有两个大特色:一是嗜杀;二是仇恨女性。鲁迅先生早就批评他不分“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尤其让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以滥杀为乐,杀人时有一种“快感”,就像剁猪肉一样,有剁人肉的快感。他在狄公庄抓到那一对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后,就把他们抓来剁碎,在斧头一上一下中得到最大的快乐。这是人类中的怪物,远离人性的怪物。不幸的是,我的同胞至今还有许多人把他视为英雄。当李逵用大斧头把小衙内这个四岁的婴儿砍成两半的时候,如果想到这婴儿可能是自己的孩子,你能喜欢李逵吗?但许多人想到,这是官员的儿子,是阶级敌人的儿子,所以就歌颂李逵、崇拜李逵了。(5) 您知道韩国人甚至比中国人更喜欢《三国演义》这样的故事吗?您是怎么看的呢?答:我完全不知道韩国人如此喜欢《三国演义》,你的这一信息让我感到惊讶。鲁迅很早就说过,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因为中国是一个三国气与水浒气很重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有其国民性的基础。如果韩国人喜欢《三国演义》,那就是说,韩国也是“三国气”很重的国家。所谓“三国气”,是指“三国”似的“国民文化心理”。国民的潜意识里对权术、心术、诡术失去警惕性和批判能力,对“伪装”、“面具”这一套危害人性、腐蚀人性的坏东西失去反感和恶心感,就抵御不了《三国演义》。如果韩国人能反省一下为什么喜欢《三国演义》,那么,这种“反省”,便是对天真天籁的召唤,便是“真诚”、“诚实”等优秀品格的重新觉醒。(6)您在《红楼梦》上的研究可谓是专家了,所以您的‘红学’派思想是您批评《三国》和《水浒》的原因么?答:我的确非常喜爱《红楼梦》,但即使没有阅读《红楼梦》,我也会批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因为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从内心深处就讨厌权术、阴谋和“暴力”。我觉得《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我灵魂感到恐惧的根源,一想到这两部小说中的情节与人物,内心就颤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天天听到“造反有理”的呼喊,也天天看到“语言暴力”(大字报,大批判)和“暴力语言”(打人,践踏人,武斗),更是充满批判《水浒传》的激情与冲动。出国之后,我进入第二人生,在新的人生中我的心灵更是作“反向努力”,即不是走向功名、权力与财富,而是返回婴儿状态、赤子状态,这种反向意识与《三国演义》的整体意识格格不入,我觉得,离《三国演义》愈远,便愈是靠近单纯的婴儿状态。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对我来说,就是要朝着与“三国”的相反方向走。我甚至觉得,学校教育孩子该怎样做人时(道德教育),应当告诉孩子们:千万不可做曹操、刘备那一种“三国中人”。我批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起因不是《红楼梦》,但我确实常常把《红楼梦》作为镜子、作为参照系来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红楼梦》高举的是心灵的火炬,其主人公贾宝玉具有一颗最纯粹的赤子之心。整部《红楼梦》是王阳明之后最伟大的“心学”,但它不是思辨性心学,而是意象性心学。贾宝玉的生命特点,是完全没有“三国”中那种心术与心计,他很傻,完全不知道算计,不知道得失,不知道嫉妒与仇恨等。离贾宝玉愈近,就会离刘备、曹操等愈远。我们的心灵方向,是朝着贾宝玉走,还是朝着刘备、曹操那里走,是根本不同的选择。(7)韩国人不太喜欢《红楼梦》您知道么?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答:我不知道韩国人不喜欢《红楼梦》。这种“不喜欢”,让我感到了可惜。不过,我不怪韩国人的不喜欢,因为要真正了解《红楼梦》,真正理解《红楼梦》所蕴含的伟大心灵并不容易。中国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也误读了《红楼梦》,以为《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反封建的教科书。有许多家长也不喜欢自己的儿女读《红楼梦》,他们误以为《红楼梦》是一部言情小说,甚至是一部“泛爱”小说,不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心灵小说,布满佛性、布满同情心、布满大慈悲精神的小说。其主人公贾宝玉不仅有人性而且还有佛性,他是一个准基督、准释迦牟尼。在他心目中,不仅没有敌人,甚至也没有坏人。在人类文学史上,还找不到另一颗如此纯粹、如此宽厚的心灵。所以我称它有如创世纪第一个黎明诞生的眼睛,一点杂质都没有。也许韩国的读者还没有读出贾宝玉这颗“心”的真实内涵。(8)您当初离开大陆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您想不想回国?答:我当初离开大陆,表面上看是政治原因,即只有离开才有政治上的安全,毕竟我卷入了“六四”运动,支持了学生的民主要求。但深层的原因是我比别人更充分地意识到时间紧迫,当时我已四十八岁了,没有太多可进行精神价值创造的时间了。我必须“自救”,必须借此机会逃离政治,逃离社会的是非,逃离太热闹的生活。文学对于我,不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信仰。我必须为信仰作出各种牺牲和各种努力,包括暂时离开我的祖国。所以我说我的逃亡不是政治逃亡,而是美学逃亡,是“存在论”意义上的逃亡。我已在二〇〇八年第一次回到北京。去年我的母校厦门大学纪念建校九十周年时,我又应邀回去当了演讲嘉宾,作了五场演讲,之后又到成都、汕头、泉州、上海等地作了十几场演讲。近几年国内出版了我许多(26本)书籍。可以说,我已回国了。但为了赢得自由时间与自由表述,我还是愿意住在美国,在洛基山下守住自己的“象牙之塔”,以让自己仍然沉浸于深邃的精神生活中,以完成更多的精神创造。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美国马里兰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