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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正美:萧统与萧纲——支撑《文选》与《玉台新咏》之编纂的文学认识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大上正美 参加讨论

    代表了六朝文学的两大文集——《文选》与《玉台新咏》,恰成对照。《文选》收録了更令人思考人生的作品,《玉台新咏》收録了更艳美的、感官性的作品。前者由不满于当时文学思潮的文学认识所支撑,后者由拥护、指导当时文学思潮的文学认识所支撑。与刘孝绰等属官编纂《文选》的是萧统,命徐陵编纂《玉台新咏》的是其弟萧纲。
    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朝的开国者武帝萧衍的长子。两岁立为太子,未及帝位,三十一岁卒。《文选》之外还编纂了一些文学作品,现已不存。以《文选序》为首,《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陶渊明集序》、《答晋安王书》等篇章都反映了他的文学认识。
    简文帝萧纲(503—551)字世缵。武帝第三子,萧统同母弟。兄卒后,立为皇太子。侯景之乱后,在父亲死去的同时即位,不久遭废并被毒死。他自身亦作为优秀的创作者,率领以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父子等人为核心的文学集团,使得宫体诗大为流行。他的文学认识,可从以《诫当阳公大心书》为首的诸如《与湘东王书》、《答张缵谢示集书》等篇中窥见。
    萧统《文选序》: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词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一  萧统的“沉思翰藻”
    在《文选序》中,萧统明确了选録作品的标准。正如经子“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不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一样,由此亦可知“能文”与否是其标准。在前文所引片段中,萧统认为,史书与“能文”的篇翰(文学作品)有别,而赞论序述的内容出于作者的深沉思索,同时又具有美的文学表现,能够被视为文学作品。在此,萧统表达的不只是对于史书的看法,而且是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在以“能文”为前提的同时,他以“沉思”和“翰藻”两方面或曰两者关系为依据来思考文学。
    今若暂且将“沉思”和“翰藻”两方面置换为内容与修辞,则与“文质彬彬”的文学认识相重合。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
    这可说是《论语•雍也》篇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以来的传统立场。萧统将文与质置换为丽和野,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为理想。对于这一文质兼用的调和美,钟嵘在《诗品》中也试图以“词彩”与“气骨”等相对的评语加以具体的判断。与此相适应,这一古典文学论,似乎是从梁代文学的一般状况出发、以纠正偏于“文质”之“文”的文学状况为目的之传统认识出发的主张。当前的目的并非攻击“野”。从以“能文”为前提的萧统和梁代文学的普遍状况来看,“野”不是考虑的对象。问题似乎在“浮”的一面。
    不言而喻,齐梁之际的文坛是由沈约的声律美所统领的。他断言文学的标准是“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正是由于人工的声律美如此受重视,甚至到了“质”无人论及的程度,才形成了萧统文质兼用的古典观点。“文质彬彬”的主张本身并未越出中国传统观念的范围,未能至于改变从咏物诗到宫体诗的轻靡诗风,但萧统是从古典中寻求规范来完成《文选》编纂的。《文选》不收当世者的作品,也是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的体现。
    那么,至于说只是《文选》编纂这一事业具有意味、其主张不包含有意义的批评意识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如此。再次回到引文。问题是“沉思”的意味内容及其与“翰藻”的关系。
    “沉思”一语,在《文选》中能找到“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陆机《赴洛道中作》)之类,作为诗歌语言的用例。那是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运用,与陆机《文赋》的“耽思”、“凝思”等接近吧: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
    李善将“耽思”释为“静思”。“耽思”和“凝思”都是指使得心灵澄静、思绪展开、等待和接受想象力的到来的姿势和时间。“沉思”也是与之相近的词汇吧。本来是作品构思中的沉思、语言选择中的沉思都可以说的行为,沉思这一集中的姿势和浓密的时间,必定激发出作者的思想感情。
    关于这一点,吉川幸次郎进一步指出,“不单是美文,是作为沉思之当然的、或曰必然的归结的美文”、“作为前提的具有深沉思索的作品,于是其当然的归结是作为翰藻表现出来的作品”。很明显,吉川氏解释为不只是“文质彬彬”并称。总之,探究了在两者的关系上,表现为何物、美文为何物的问题。我认为,不单是将两者分为内容与修辞、认为两者相互结合为佳,而是应该立足于两者的关系、分析文学为何物。可以认为,将隐密于现实人生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而且将其作为表现而自立,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从《文选》选録的实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铃木修次认为:“在《文选》中,比较重视阮籍、郭璞、陶潜等探求人生问题的诗人的作品而加以收録。”还有,不仅仅是数量上,高桥和巳指出《文选》“相对优待那些诗人在生涯的转折中创作的作品”。
    以陶渊明为例,有八首诗和一首辞入选。对于一位在当代不过是二流诗人的田园诗人来说,可以说是选録得较多的。所选取的作品,也是描绘了渊明独特的世界的(隐士、贫士、挽歌、菊、酒、对异书的浪漫兴味等)最好的篇什,现在看来也令人敬佩。日日“手不能释”(《集序》)地爱好陶诗,以至撰写其传记、编纂其文集、写作其序文的萧统,不只是所谓爱好者。可以认为,其中贯穿的批评态度是:围绕生涯中的归田这一转折点,以《归去来辞》为轴心,将之前的出仕与归田的烦闷都收于其中,试图与作者的人生交锋。
    《集序》云“此亦有助于风教也”,斥《闲情赋》为“白璧微瑕”。有时萧统有道学气的言论,这也是由于其与“文”相对,更强调“质”的意图吧。他认为,文学在以“能文”为前提的同时,又与作者人生中的深沉思索和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  萧纲的“文章放荡”
    由文章标题可知,萧纲的文章是对第二子当阳公大心所述的家诫。据《梁书•大心传》,大心封当阳公是在萧纲立为太子的次年、中大通四年(532)。从全文的文脉来说,对被誉为“幼聪明、善属文”的大心,在引用《论语•卫灵公》的同时,决不是作为处世着眼点、而是激励其为了成为合格的统治者而学习。相应地,在此阐述文学论并非主旨,但在这一场合下,对比地引用“文章放荡”论,正最为激进地表达了萧纲的文学认识。
    “放荡”一语,正如《文选》中的用例“情放志荡,淫乐未终”(曹植《七启》),是指情志得以舒展地、充分地发挥。比如东方朔(《汉书》本传)、曹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阮籍(《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刘伶(《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名士传》)、嵇康(《晋书传》)等人物品评对“放荡”的运用,表明其意味着决不为规则所束缚的过度奔放。萧纲把这一条作为文章的着眼点,与立身必须谨重的立场截然区别开来。“立身”中不可谈及“放荡”,而文章中持以谨重便已经不可能是文学了。
    此外,萧纲还着有《与湘东王书》一文,批判那些模仿谢灵运、裴子野的文人。在此,他热切地主张“吟咏情性”才是文学的紧要课题。正如林田慎之助氏所指出的,萧纲所主张的,是否定《毛诗大序》中的道义拘束和政治效用的“吟咏情性”,这也是钟嵘《诗品》所强调的观点。
    顺便说一下,萧纲所攻击的裴子野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雕虫论》)一说,对“吟咏情性”加以批判。这也说明放弃六经的“吟咏情性”是梁代的普遍现象。
    于是在萧纲这里,必须放荡情性、加以吟咏,更加彻底化了。换言之,试图将“吟咏情性”的尺度放在“放荡”的如何过度中,才是在认真继承“吟咏情性”这一由陆机到钟嵘的六朝文学课题的同时、将其更进一步的萧纲的突出之处。
    然而,六朝文学是在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一文学自立宣言——文学具有与政治(现实)相匹敌的意义的评价中开幕的。这也是必须从文学本身出发把文学作为问题的六朝文学认识的前提。萧统把“能文”作为前提的基础中包含了这一观念。我认为,这一前提的彻底化的归结,不外乎是萧统的二元论。我认为,现实与表现在始终不能相容的状态下走向二元论,是文学产生危机的趋势。而这一固定的二元论的出现,一方面是丧失了“诗言志”之“志”的诗人个别的问题,更多的,不外乎是已经使得“志”只可能等于“野心”的卷入权力之争的旋涡的政治立场的责任,无法将其尖鋭地、震撼地切入的思想着眼点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此,与萧统试图整体地把握现实与表现的关系的姿态(那是稍微有些暧昧的、不那么激进的)相比,完全拒絶现实立场而只想把握表现着眼点的萧纲的姿态则是彻底的。
    那么,萧统为什么会走向这样的现实与表现决无关联的固定二元论呢?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对萧纲来说,现实的内容是局限于“立身”的,那是始终强调“谨重”的。对于把“治者”的处事态度作为问题,行走于从晋安王走向皇太子、然后是简文帝的道路上的萧纲来说,现实不外乎就是如此吧。但是,与活生生的现实的倾轧、其中纠葛着的生的全部,能否用“立身”一词来概括呢?一般说来,文人的决不能完全把捉,是不言自明的吧。相应地,这是向儿子说明统治者的心理状态的文章,由此也可知,此说未超出“治者”这一个别立场的言论的框架,很大程度上不具备作为一般文学的批评认识的普遍性的要素。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将现实局限于“立身”、应当尽可能地“谨重”的看法,反映了立足于自身现实的萧纲的诚实。将现实着眼点加以搁置而谈论文学的口吻中,当然也看不到萧纲的苦恼。因为,所谓苦恼,是现实立场强加的东西。总之,萧纲在此出人意料地承认自己的“现实”的阙如。由此可以确认的萧纲的诚实,既不是他的名誉也不是其他什么,但是,可以认为,从这一意味也可以看出,“文章放荡”论是反映了萧纲的全部人格的言论,这一点留在记忆里,也是有意味的。
    但是,在此也有两点不可忽视。其一,虽然勉强谨重是出于“立身”的着眼点,但迫使人谨重的现实也可以视为自身的文学的现实。禁欲、自制越强,希求解放的“放荡”作为文学现实就会越发活泼泼地而来,但萧纲并没有捕捉到这样的结构。萧纲的作品中没有扑面而来的冲击力的主要原因,当是这一点。比如,刘桢以“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二句开头的杂诗等,是显示上述构造的佳例。试图准确表现被山积的文书忙杀的现实,正是吐露了对现实的另外一侧的清静世界的向往。
        
    另外一点是关于日常不应局限于“立身”。其中应当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被细节震动的生活的一个个场面的展开。这一日常的感性也才应当是现实。由此可以窥见,围绕“立身”的萧纲的现实感颇为观念性,只是保住了作为治者的公的一面。
    将这一点作为处世着眼点来考虑的话,上述情况说明了萧纲完全拒絶文学、试图作为现实主义者艰难地活下去。与其相对的萧统,似乎稍稍容易地把文学现实带到处世立场上。《梁书》本传有以下记载:萧统在宫中廷园游赏之际,番禺侯进言“此中宜奏女乐”,对此,萧统不作答,但言“左思《招隐诗》咏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这无疑表现了萧统自身的教养和人品的高尚,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显露出试图将文学现实作为现实(处世)着眼点来发挥作用的事实。
    回过头来想想,如果不得不追问赋诗在文学中究竟是怎样重要的东西,那能否将之与吟咏什么这一问题截然分开呢?前文中我将其定位为文学产生危机的趋势,也是出于这一疑问。在萧纲那里,具体是怎样的性情放荡,而今考察其实态就可以明白。不言而喻,是轻靡的、艳丽的,被称为宫体诗的世界。宫体诗接受了咏物诗中沈约等人的推进音律美的尝试,进一步走向描绘轻艳世界的方向,赋予其发挥过度放荡的性情的一面。
    还有,提倡吟咏放荡情性的萧纲,与其兄萧统一样,深爱陶渊明文(《颜氏家训》文章篇)。《颜氏家训》是将其与刘孝绰的爱好谢朓相对照的,但乍看之下,萧纲与渊明没什么联系。但是,从萧统将渊明诗评为“跌荡”(集序)这一点推测,在吟咏作为顺应本然之生的情性这一点上,他将渊明诗理解为“放荡”,从而寄托了深刻的共鸣,这样的臆测未必是误读吧。不过,萧纲的关心重点倾向于轻艳的宫体诗。正因为将必须“谨重”与现实立场搁置,结果当是更加激烈地把所谓宫体诗的轻艳世界作为唯一的文学现实、很大的根据。
    三  “述幽志”
    萧统编纂《文选》后,中大通三年(531),在三十一岁的英年去世,晋安王萧纲立皇太子。在十八年的皇太子时代里,萧纲的文学主张得到了强硬的、鲜明的展开。上述“文章放荡”的言论是如此,令徐陵编纂《玉台新咏》也是这一时期的事情(《大唐新语》卷三)。这一选集是鲜明地接受了萧纲的文学认识的卓著成果。《玉台新咏》贯彻的是不同的方针,被认为很可能意识到《文选》的存在。
    太清二年(548)八月,太平之眠被打破,侯景乱起,三年(549)三月最终台城陷落。五月,武帝萧衍在幽闭般的状态中结束了八十六岁的生命。次日萧纲即位,但只是名义而已。不久太宝二年(551)八月废位,被幽闭于永福省,二个月后的十月被毒杀。其年四十九岁。
    《梁书》本纪中,关于幽闭中发生的事情,记録了“题壁”一事。其中之一的《自序》云:
    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
    《梁书》又载“又为《连珠》二首,文甚凄怆”。“风雨”云云,乃《诗经•郑风•风雨》中的二句,毛序认为歌咏的是思念于乱世中亦不改节度的君子。“不欺暗室”是比喻在他人见不到的地方也持身以正。“立身与行道”方面丝毫无愧,而今只是接受命运,“其中包含了至死保持慎独君子之面目的高迈的精神气魄”(林田慎之助)。姑且认可《自序》的说法的同时,其他史书的记载也引起我的注意。《南史•梁本纪》下中,自序前后的文章稍详:
    帝自幽絷之后,贼乃撤内外侍卫,使突骑围守,墙垣悉有枳棘。无复纸,乃书壁及板鄣为文。自序云:“……”又为文数百篇。崩后,王伟观之,恶其辞切,即使刮去。有随伟入者,诵其《连珠》三首,诗四篇,絶句五篇,文并凄怆云。
    《资治通鉴》梁纪卷二十亦记有“无复侍者及纸”。田中谦二氏云:“作为风格轻靡艳丽的宫体诗的先驱之一、著名的皇帝诗人,而且又是幽囚之身,对于他来说,纸和侍者才越发不可或缺,将两者并列的表现,虽然是琐事,但还是很少见,正因为如此给人新鲜感。”(《资治通鉴》中国文明选1)。这一揭示十分尖鋭和刺激。如果不担心脱离田中谦二氏的解释,在此,侍者=现实、纸=表现的置换是可能的,被现实与表现两方面拒絶了的萧纲,而今在此成为了嘲笑的对象吧。
    “立身”(现实)与“文章”(表现)的两个立场幸福地分离的状态下,将与人生(现实)不相涉、澄澈到底的放荡文学不断推进的萧纲,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侍者=现实的着眼点、纸=表现的着眼点,都被侯景=现实所剥夺了。
    其时萧纲在自序中表示,他诚然、继续重新立身,继续作为谨重的君子自尊地自持着。这一点确实如此吧。但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无侍者,无纸”的状态下,而且是在“壁与板鄣”上书写的行为。森野繁夫氏认为“是否自己的文章观从根子上被动摇了,是否感受到了‘吟咏情性’的穷极处存在的‘灵魂的呼喊’,都是难以判断的问题”。但是,这不得不说是从自己胸臆中迸发出的吧。没有纸也无妨,在壁与板鄣上书写的数百篇之多的诗句。由于“辞切”,被侯景心腹王伟从心底里憎恶。王伟的随从瞒着王伟偷偷背诵需要的诗句。流传下来的仅十篇,人人皆誉为“凄怆”的作品。以上都清楚地说明,萧纲在等待最后日子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第一次接连写作与人生交锋的作品,于是其表现切入了他人的现实生活。
    在此,我认为,完全拒絶与人生相涉的萧纲,在被侯景毒杀的瞬间,其文学的无力、存在的无意味呈露出来。这一看法不是试图贬低萧纲的“文章放荡论”。两者的很大差异、其中的讽刺意味,正是高度评价了萧纲文学的真意味。不只是与真实人生相涉的文学的出现而已。第一次直面与“立身”相异的现实,于是对于那沉重的现实(不言自明的是,沉重的现实或沉重的人生,只要状况调整好的话,任何人的面前都会实现,但由此而来的表现上的契机,看似很近但实际上距离很远),作为表现者正确地、直接地加以面对。在保持自负的同时,受到压力般写出了《述幽志诗》(《广弘明集》卷三十)。在立身和文章两方面都被拒絶的时刻,萧纲反而更把文字视为必要。他凭借着语言而站立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站在现实面前的时候,语言成为了必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正是长年对文学的过度关联给予的力量。一味追求放荡的努力决不是毫无意义。舍弃现实立场、如此激进、执拗地向表现立场倾斜,才有可能凭借语言而站立。换言之,正因为以“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自负,才会在死前有对诗的狂执和着迷。萧纲的文学认识的真正意义是,以激进的方式令人想到,启示了表现与现实的关系、与现实交锋的文学,对一个文人来说,就是什么时候在表现方面崭露头角。
    这一关系到了庾信时,原封不动而更加显著。被杜甫誉为“庾信文章老更成”(《戏为六絶句》其一)的后半生的庾信,表现再次回到原点。这一点更令人预感将文学产生危机的趋势垂直切断,走向健康的文学道路。由沈约的平仄而形成的音律美的齐整,为近体诗做好了准备,这一点众所周知;与之稍稍有所不同的是,可以说庾信的文学也为唐代文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于是,可以认为,死前一瞬间的萧纲,也确实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味吧。我认为,由于《文选》给予后世的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萧统的名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与此相同,我们从萧统的“文章放荡论”回到文学的根源,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参考文献:
    (1)铃木修次《魏晋六朝时代的文学认识》,《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52,1965年。
    (2)林田慎之助《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创文社,1979年。
    (3)森野繁夫《六朝诗的研究》,第一学习社,1976年。
    (4)森野繁夫《简文帝的文章观》,《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五号,1966年。
    (5)小尾郊一《昭明太子的文学论》,《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27卷1号,1967年。
    (6)船津富彦《昭明太子的文学意识》,《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五号,1966年。
    (7)冈村繁《文选序》(译注),中国古典文学大系54《文学艺术论集》,平凡社,1974年。
    (8)冈村繁《〈文选〉编纂的实态与编纂当初的〈文选〉评价》,《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十八集,1986年。
    (9)清水凯夫《〈文选〉编纂的周边》,《立命馆文学》第三七七、三七八合并号,1976年。
    (10)吉川幸次郎《〈文选〉三事》,全译汉文大系《月报》8 集英社,1974年。
    (11)高桥和巳《词华集的意味》,《高桥和巳全集》第十二卷,河出书房新社,1978年。
    (12)兴膳宏《艳诗的形成与沈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二十四集,1972年。
    (13)兴膳宏《〈玉台新咏〉成立考》,《东方学》第六十三集,1981年。
    (14)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三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15)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6)李嘉言《试谈萧统的文学批评》,《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
    (17)谢康、周贞亮《昭明太子和他的〈文选〉》,《近代文史论文类辑》,学生书局,1971年。
    (18)周作人《文章的放荡》,《周作人随笔抄》,东京文求堂,1939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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