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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父”谈经济时谈了什么?

http://www.newdu.com 2017-11-06 人民出版社 佚名 参加讨论
“经济学之父”谈经济时谈了什么? 假如你要了解经济学,那么有三本书必读: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二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三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

    “经济学之父”谈经济时谈了什么?
    
    假如你要了解经济学,那么有三本书必读: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二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三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三本书,乃古典经济学经典名篇。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奠基者,他的作品满是关于人的价值如何与商业需求调和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因为他感兴趣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头等大事:如何创造一个既有利可图又文明有礼的经济。
    



    
    提起《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200多年来经济学家无不肃然起敬。据说连英国历史上曾权倾一时的首相皮特,对他也是礼让三分。在一次政治家的聚会上,斯密最后一个到场,皮特和大家一起站起来,对他表示欢迎。斯密请他们坐下。皮特却谦恭地说:“不,您先坐下,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国富论》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为斯密赢得如此的殊荣?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斯密敏锐地注意到,分工是提高劳动效率的重要法门。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18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两道工序, 一人一天却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
    不仅如此,分工还有一个妙处,就是它能为发明和改进机械提供契机。最初的蒸汽机比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个儿童来专门开启和关闭汽锅。有一次,有一个按活塞的小孩,因为干得久了,就“懒”中生智,把开闭汽锅的舌门把手,用一条绳索系在机器的另一端,让舌门随机器的运动而自动开闭。这个故事,成为蒸汽机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谈。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 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叫作“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
    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符合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8世纪,西欧的孟德维尔写过一则寓言,讲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开始,蜜蜂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追逐荣华富贵,这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人安居乐业。但是,当蜜蜂变得善良节俭,放弃了奢侈挥霍的生活时,经济却反而一片萧条,民生凋敝。最后有敌来犯时,无力抵挡,只好逃之夭夭。这则寓言,在当时被视作妖言惑众的异端邪说。但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却说得好:“谁要想发现真理,最好是成为异端。”
    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孟德维尔的“异端邪说”贯穿始终,成为构造其理论大厦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来: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他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销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在将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书》如是说。的确,《国富论》从面世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了,但是,岁月未能将它尘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从前,熠熠生辉。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一筹莫展。不少经济学家就转而求助于斯密的经济学,梦想回到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希望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创辉煌。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精心构建,已经巍峨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不过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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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笔谭》
    王东京
    人民出版社
    2016年9月
    责编 曹春
    责编:崔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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