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最优秀的文学家，无论出身贵族或是平民，无论倾向革命或是改良，无论信奉科学或者宗教，在热爱人民的感情，捍卫人民利益的决心上都是一致的，都为俄国文化的人民性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以暴力和掠夺为基础的农奴制压迫，千百年来在地主老爷与劳动人民之间造成尖锐的利益冲突，使得不同时代、不同阵营的文化创造者们，在如何理解人民、人民的文化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虽然如此，伟大的作家总是善于能够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创作，深刻而真实地捕捉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但洞悉人民的心理要求，而且反映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创造出最优秀的文化作品。随着农奴制衰落和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自我意识逐步增长，人民中数量最大的那一部分——不识字的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产生了掌握这种最优秀的文化的渴望和实践努力，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矛盾。 1812年卫国战争中人民爱国精神的高涨，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运动，激发了19世纪初俄国文化人民性的进展，此时文化的创造者首先是以普希金为代表的20—40年代的先进贵族。普希金天才地吸收了时代最先进的思想和民间艺术的精华，在他的诗歌、戏剧、小说和评论中，世界文化与民族传统被和谐地熔铸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在当时，这样的被别林斯基称为“百科全书”的世界虽然包含着人民的生活，却只能在先进贵族的小圈子里得到欣赏，被隔绝于广大劳动人民的阅读范围之外，由此显露出人民大众与精英文化的悲剧性分裂。如何弥合这种分裂，使得优秀文化能够为人民所吸收并且造福人民，成为此后一代代先进文化创造者们共同肩负的责任和目标。而普希金，作为一个开创了俄国未来发展各种可能性的鲜明个性，将自己的根脉深藏在人民的土壤之中，对他的后继者们而言则成为未来伟大的人民文化的保证。离他最近的学生果戈理预言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不断完善的俄罗斯人，这种人也许只有再过两百年后才会出现。俄罗斯的本质、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在他的身上是表现得如此清纯……”[1]。 普希金去世后，果戈理继承普希金领导的先进贵族文化，仔细全面地研究人民生活，在早期的《夜话》以及《死魂灵》的抒情插笔中，以高度诗意的方式表现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和普通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力量。在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创作中，似乎包含着未来的人民文化的全部秘密。 从5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农奴制改革的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是俄国革命情绪高涨的时期，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准备工作向俄国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俄国文化日益暴露出诸多矛盾。首先，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市民阶层兴起，和在此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文化低俗化、浅薄化的趋势；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把当时文化消费的主体——小资产阶级读者称为“市井之徒”（улица），他们要求文学作品能够迎合其庸俗的审美趣味和刺激性的感官享受。其次，随着人民当中识字人数的扩大和个性意识的增长，一部分出身底层的平民知识分子越来越渴望掌握俄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最高典范，优秀作家为人民普及经典文化产品的任务也愈益迫切。最后，也是绵延整个19世纪的矛盾在于，尽管所有伟大的民族文学家在创造自己的作品时，都希望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社会群体，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全部人民，但他们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接近人民群众中数量最大的那一部分——不识字的广大农民和底层民众。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平民知识分子登上社会思想舞台的前沿，而贵族文化则逐渐脱离了精神高涨的人民生活，暴露出狭隘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情绪。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在1860年指责贵族文化中与人民对立的老爷做派：“社会仍在赞赏普希金和1812年……可是1812年和普希金一样，并非全都属于所有的人民，而且也并非所有的贫民都能够理解《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美妙……”[2]应该指出，杜勃罗留波夫看待经典文学的这种眼光实际上代表着改革时期年轻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而不仅仅属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比如60年代刚刚崭露头角的出身平民的年轻学者，后来持温和的社会改良立场的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在写给友人的信里宣称，他从涅克拉索夫和俄国民间创作中所听到的“忧郁的歌曲……比之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比之如烟花般绚烂，也如烟花般空洞的上流社会的诗歌，更加宝贵也更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天知道这个上流社会是用海外的什么零碎拼凑成的亮闪闪的线头，完全没法套进俄国人的肩膀。”[3] 60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片面地、缺乏历史眼光地低估了普希金的诗歌遗产，反映出一定的虚无主义倾向，引起了一流大作家的抗议。在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捍卫普希金的人民性，反驳《祖国纪事》在1860年对普希金的创作“毫无人民因素”的判定：“普希金是一部分人的人民诗人。但这一部分人，第一，本身就是俄罗斯人；第二，感觉到了普希金是第一个自觉地用俄语、俄罗斯形象、俄罗斯眼光和见地同他们说话，他们在普希金身上感受到了俄罗斯精神……只要人民一有了发展，普希金对大众便立刻会具有人民的意义。”[4]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坚持普希金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自身的人民性，另一方面也预言俄国文化基础向底层人民扩展的趋势，虽然伴随着尖锐的矛盾，但这一强大而复杂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到70年代中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随着十二月党人的消失——贵族中的精粹仿佛也消失了，只留下了犬儒主义。”[5]380与此同时他敏锐地察觉到新的文化精神与60年代的本质区别：“现在我们已经壮大，难道这一改变是偶然的？不，它源自人民。从这一世纪初，我们就感到是一些孤立的力量，即某个单一的文化阶层在起作用；而如果说我们现在壮大了……那是因为人民作为活动家们加入进来了。您暂且等等就会看到，人民给我们的活动带来了多少东西。”[5]462 可是，对俄国文化与人民结合的这种乐观预期，在80年代遭遇到了重大挫折。 二1881年被称为“解放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刺杀，终止了6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粹派运动。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盲目坚信沙皇独裁权力的神圣性和必要性，一方面坚定依靠贵族和官僚，加强对行政事务的管制，另一方面复活尼古拉一世的“东正教、专制、人民性”国家意识形态，打压一切自由思想。新君甫一登基便公布的《临时性法令》，使得政府官员可以任意查禁公共出版物，搜查、逮捕、监禁和流放具有异己思想的知识分子，即便那些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的书刊也是如履薄冰。在沙皇政府存在的最后那段时间，“俄国人就像生活在一个部分军事管制的国家之中”[6]。 国家的高压政策反映在文化生活中，则是政府高举“官方爱国主义”的旗号，极力保持社会的秩序、稳定、团结和对独裁统治的绝对服从。1874年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最终因为千百年来农民的蒙昧状态和对抽象理念的排斥遭遇失败。按照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埃利斯别尔格的说法，在70—80年代，“能够在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领导时代精神生活，在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中起到指导作用的伟大的政治家、政论家、哲学家、批评家，一个都没有”[7]，而在19世纪末，建设人民文化的重任则落到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首先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肩上。 这一时期，俄国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民的命运和人民的文化的基本问题。比较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对这些问题的各自的解答，一方面可以理解俄国文学史发展中的自我更新和与人民生命力共存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搞清楚不但对19世纪最后两个十年，而且对整个俄罗斯生活而言极其迫切的，先进文化如何与人民相结合的不同道路。 在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对普通人民的态度中，既有与之前俄国文学发展相承继的一贯性，也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独特之处。早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学尤其是“自然派”便开始留意“小人物”，其后继者民粹派作家诸如戈列勃·乌斯宾斯基着力研究城市和农村贫民的处境，但这些普通人并非个性独立的人物，而是人民大众的代表，或者是以群体身份推动历史进程的“无声的力量”，他们往往被打上了唯理主义的公式化印记。在探索人的道德和精神自我确定的道路上，俄国作家注目的是那些杰出的个性，在19世纪60—70年代我们可以举出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拉赫梅托夫，以及列斯科夫在一系列作品中试图塑造的“义人”形象。这些杰出的人物一般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优秀的品质，鼓吹一种超越所处时代和现实生活的非凡的“思想”，从而脱离了大多数民众的平常感情、习惯、要求。因此有学者指出，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都表现出“被优选出来的人的存在的理想模范”[8]，表达人数不多的民族精英分子的反思和行动。当然，优选的贵族精英的事业也属于人民。 80—90年代，思想激变后的托尔斯泰和攀上创作顶峰的契诃夫，取消了环绕在文学主人公身上的浪漫主义优选性光环，在根本上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民主主义倾向。此时这两位作家所追求的，是描写和情节的质朴无华、生活情境的日常关切，从人们觉得习以为常甚至平庸无奇的东西中找到非同寻常的特征。处在他们共同关注的中心地位的，则是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魅力的普通人民。但在这之后，是他们对“人民”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 众所周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在世界观发生危机并转变后，完全站到了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从农民的眼光来看待、理解一切社会问题，激烈否定现存的社会制度。诚如他在《忏悔录》中所记载：“我背弃了我的圈子里的生活，因为我承认，这不是生活，而仅仅是生活的类似物。”在背弃了按照自己的出身、教育、生活方式而从属的那个特权阶层后，托尔斯泰认为真正创造生命意义的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9]56。到1906年托尔斯泰断言这个劳动人民指的就是农民：“只要你们清楚地想象一下这数百万俄国从事农业的人民，严格来说，他们构成了俄国人民的主干，而且你们要明白，你们所有人，无论教授、工厂工人、医生、技术人员、报社记者、大学生、地主、高等女子讲学班学员、兽医、律师、铁路员工，所有那些关心人民福祉的人们，你们全都不过是人民主干上的有害的寄生虫，从它身上榨取汁液，在它身上腐朽，并且还把自己的腐朽传递给它”[10]。 如果说列宁把托尔斯泰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那么这一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他笔下便表现为“农民问题”，他的观点表现力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在地主与农民相互对立的旧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11]215，他始终捍卫受到沉重压迫而无法发声的农民利益，批判、揭露贵族地主阶层的虚伪和不正当的生活，以最清新的现实主义艺术“撕下了一切假面具”[11]214。而俄国农民的简单质朴则成为了典范，他一生的全部道路都在走向农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在托尔斯泰的文化观念中，文化的主要使命就是服务农民，因为农民才是人民的主体。在推崇农民和抨击老爷的两极之间，广大的中间阶层很少进入托尔斯泰的艺术视野，托尔斯泰的政论也很少关注到这一中间阶层，偶尔提及则把他们的生活视为脱离了农村宗法制的健康本原的堕落。然而应当指出，中间阶层在改革后的俄国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历史意义，被托尔斯泰轻蔑提及的“教授、工厂工人、医生……”等等，他们不仅仅是老爷和农民之间的过渡等级，而且构成了人民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俄国文化也应当满足他们的需要。作家柯罗连科在对托尔斯泰人物性格的丰富多样性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然而在这一异常丰富的集合中也有一个本质性的空白：您徒劳无益地在它里面寻找‘中等阶层’、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市民，——也就是拿薪水的小官员、办事员、会计、私人银行出纳员、细木工、工厂工人、报纸员工、工艺师、工程师、建筑师……世袭的贵族在托尔斯泰作品中越过中等阶层向农民伸出手来，中等阶层在这个丰富的集合中几乎没有或者仅仅一闪即逝，缺乏自己处境、自己的心理和习俗的重要特征”[12]。 柯罗连科指出的这一空白，完全可以用契诃夫的创作来填补。对于晚期托尔斯泰而言，“人民”这个概念就相当于“宗法制农民”，与他不同，契诃夫没有把人民仅仅局限于农民，而是把更加广阔的社会阶层包括进“人民”的概念。在札记簿里他写道：“……我们都是人民，凡是我们所做的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工作。”[13]。他的创作全面展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劳动分工细化后城市和农村里各色各样的普通民众生活。有学者认为他是哪个时代忠实的“时事记录员”，他的创作“提供了两个世纪之交俄罗斯的人物、情境和直观世界的一个令人惊叹的目录表”，在他的作品中寻找“丰富的文献材料，涉及到俄国城市和农村、首都和外省、资产阶级和官吏、演员和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14]。契诃夫和托尔斯泰一样都反映了导致1905年革命的社会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也生是“革命的镜子”，但这面镜子映照出来的除了作为托尔斯泰道德支柱的农民，而且还包括了参与民主主义运动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在写到农村时，契诃夫以更加清醒、冷静甚至无情的态度描绘农民意识的愚昧和粗暴、农村习俗的野蛮真相，这引起各色各样自由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批评，说他片面地强调农村生活的阴暗色调；托尔斯泰的指责尤其严厉，认为契诃夫的《农民》是“对人民的犯罪”[15]，而他虽然也展示“黑暗的势力”的全部恐怖，但总要保留一线道德转折的光辉，引导堕落者回归未被金钱污染的农民原始的宗教价值观。 三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虽然对人民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对当时富裕阶级的利己主义文化原则和人民被隔绝于文化成果的状况的不满是共同的。托尔斯泰否定当代文化的根本基础，是文化福利分配存在着深刻的不公平——在当前的事实情况下，人民不仅没有，而且实际上不可能享用到城市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创造的大部分的文化福利。在论艺术的文章中托尔斯泰说：“……即使在我们的基督教社会里也未必有百分之一的人享受着这种我们称之为‘整个艺术’的艺术。我们欧洲各民族中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世世代代都终生过着紧张的劳动生活，从来也没有领略过这种艺术，而且它是这样一种艺术：就算他们能享受这种艺术，他们也不会理解它。”[16]258在剥削制度下，文化和科学的进步只能是在富裕阶层掠夺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的基础上获得。在过去，享用他人劳动的人用自己高贵的血统和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殊权利，即管辖和教导人民的特殊使命，来解释自己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而在现在，统治者则发明出经验的、实证的科学和劳动分工的理由，为自己脱离体力劳动辩护：“只有分工，只有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摆脱生产自己食物的必要性才有可能取得我们在现代看到的那种非同等闲的科学成就，——人们对此会这么说。——如果大家都要耕地，那就不会有现代所达到的那些巨大成绩，不会有那些扩大人对大自然的控制权的惊人成就，也不会有使人类智慧为之惊奇、使航海业得以巩固的那些天文学的发现，也就不会有轮船、铁路、令人惊叹的桥梁、隧道、蒸汽机、电报、摄影术、电话、缝纫机、电灯、天体望远镜、分光镜、显微镜、三氯甲烷、利斯特、石炭酸。” 但是，以暴力手段强迫人民劳动、受苦的富裕阶层，虽然打着科学研究和文明进步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在逃避“首要的和毫无疑义的人类义务——用双手在人类与自然的共同斗争中从事劳动”[16]46，而他们创造的所谓科学和艺术对劳动人民而言是既不适用也无法理解的。托尔斯泰认为，侵吞他人劳动的人，一方面相信自己“是在为进步服务，从而给全社会的人带来好处，这个好处可以赎回因为消费人民的劳动而对人民造成的祸害”[9]221；但更多的可能是忘记了自己许诺承担的义务，对为其服务的人民本身也当成科学和艺术活动的对象，研究和描写他们只是为了供自己娱乐和消遣，因此常常十分冷漠、轻蔑地对待人民的命运。 对于当代文化与劳动人民的脱离，契诃夫同样持十分激烈的批判态度。在十分明显地呼应托尔斯泰的劳动主张，被苏联托尔斯泰研究专家称为“契诃夫版的《复活》”[17]——中篇小说《我的一生》中，布拉果沃医生维护托尔斯泰所反对的文化特权，虽然钦佩沃伊尼茨基与贵族家庭决裂投身体力劳动的果敢举动，但不乏真诚认为若是把从事体力劳动的精力“用在逐步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上，那么您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宽广，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大的收获”；反之，如果“最优秀的人物、思想家、大学者……一律参加生存斗争，把时间化在敲碎石头和油漆房顶上，你不认为那就可能给进步造成严重的危害吗？”对此沃伊尼茨基公正地反驳说：“为了使强者不奴役弱者，为了使少数人不成为多数人的寄生虫，经常不断地吸取多数人身上的脂膏，那就必须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没有一个例外，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在这方面，没有比体力劳动，作为普遍的、人人必尽的义务，更好的消灭差别的办法了。” 进而主人公几乎逐字重复了托尔斯泰关于进步的思想：“随着人道思想的逐渐发展，另一种思想也在逐渐发展。农奴制度没有了，可是资本主义在成长。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时期，也跟在拔都的时代一样，多数人供少数人吃穿并且保卫他们，而多数人本身却挨饿受冻，没人保护。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跟任什么样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共处，那是因为奴役的艺术也变得逐渐巧妙起来……在我们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纪末尾，还能够把我们感到最沉重的体力劳动推给工人们去干，那么，我们当然会这样办，而且事后无疑会为自己辩白说：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害。”[18] 在社会制度的奴役本质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上层阶级即使有心用文化和科学进步来造福人民，但对于极端贫穷困苦的人民生活条件而言都是隔靴搔痒，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相反却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托尔斯泰并非不知道科技成就使得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财富倍增，产品质量提高，但这些进步都被剥离出劳动人民的具体福利：“如果说工人可以不再步行而乘坐火车，那么火车却烧光了他的森林，从他眼前运走粮食，使他陷于近乎资本家的奴隶的地位。如果说，多亏蒸汽机和机器，工人能廉价买到不耐用的印花布，那么这些蒸汽机和机器却使得他不能在家里干活挣钱，从而陷入完完全全的工厂主奴隶的地位。如果说有并不禁止他使用的电报（从他的收入来说他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正因为有了电报，他的任何产品看涨的时候，在他知道这种货有销路之前，资本家就以贱价从他眼前把它收购走了。如果说有电话、天文望远镜、诗歌、小说、戏剧、芭蕾舞、交响乐、歌剧、画廊等等，那么，工人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善，因为由于同样的不幸，这一切他都不能享用。”[16]47另外，用在救治普通民众的地方医学设施，却使人民付出更大的物质损失的代价。针对地方自治活动家们认为医学之所以对人民无用，是因为迄今为止医学事业尚不够发达的观点，托尔斯泰一针见血地讽刺说：“显然，它还不太发达，因为如果上帝保佑它一旦发达起来，那么在一个县里骑在人民脖子上的就不是两个医生、助产士和医士，而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有二十个，若真是如此，一半的人民就会死于这个医疗编制的沉重支出，短期内谁也没法治疗他们。”[19] 在《带阁楼的房子》里，契诃夫同样揭露了富裕阶层对农村文化设施所投入的盲目自信，指出在人民在被体力劳动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条件下，所有的这些医疗所、学校、读书室、药房，包括绘画、音乐等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专为奴役服务的”，为束缚人民的“巨大的锁链”添上一些“新的环节”。小说主人公指责“小事情”理论的狭隘和与人民的现实需要之间的脱节：“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您用这些东西并没有解除他们的桎梏，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奴役状态，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里带来新的迷信，给他们增添了需求的项目，更不用说他们为了买斑蝥膏和书本就得付钱给地方自治局，因而就得更加弯着腰干活了。”[20]442这些理由与托尔斯泰的说法如出一辙。 但是，从这里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却得出了关于文化的不同结论。 四托尔斯泰早在1862年热衷于在亚斯纳雅波梁纳建立农村学校时，便把服务人民设定为文化知识的标准：“在把处于我们的权威下的那些熟悉的知识传授给人民，并且发现这些知识对他产生了坏影响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不是人民没有成长到要接受和使用这些知识，就像我们这样，而是这些知识本身不好、不正常，我们应当在人民的帮助下制定出新的，与我们大家、社会和人民相应的知识。”[21]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和符合人民的利益，托尔斯泰不惜贬低高级科学和高级艺术，把“那些毕生老老实实从事微生物研究、天体现象和光谱现象研究的科学家，那些在勤奋地研究古代文献以后去创作历史小说、绘画、交响乐和优美的诗歌的艺术家们”[16]54排除出真正的文化创造领域，认为这样的活动对社会和人类的福利没有直接的积极作用。 托尔斯泰的思路极其清晰：如果最广大的农民不能在与受过教育的人同等程度上享用文化成果，如果只是靠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让少数富人心安理得地从事纯科学和纯艺术的工作，那么就应该彻底拒绝这种高级的文化，转而在宗法制农民的生活里寻找基督教的理想。对于为少数人专有的艺术维护者的说法——“如果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享受到目前存在的艺术，那么这不是艺术的罪过，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我们可以想象，在将来，体力劳动将部分地为机器历代替，部分地因了劳动的正确分配而减轻，为生产艺术而从事的劳动将由大家轮流分组，不必让某些人经常坐在舞台下面搬移布景，或者经常举起机器，经常制造钢琴和法国号，经常排字、印书，做所有这些工作的人可以每天只工作很少几个小时，而在空闲的时间享受艺术的一切幸福。”——托尔斯泰反驳说，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因为“我们这种精致的艺术只有在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的情况下才可能生产，只有当这种奴隶制度还存在时才可能继续；只有在工人的紧张劳动的条件下，专家们——作家、音乐家、舞蹈家、演员——才可能达到他们所达到的那种精致和完美的程度，才可能生产他们那精致的艺术作品；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可能有评赏这些作品的精致的公众。把资本的奴隶解放了，就不可能生产那样精致的艺术”[16]194。 托尔斯泰永远保持着的俄国最优秀的贵族代表所特有的，对于人民无法偿还的负罪感，对于契诃夫来说并不存在。在写给苏沃林的一封信里契诃夫说：“我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农民的美德不会使我惊讶。我从小就相信进步，而且也不能不相信，因为在我挨打的时代和我不再挨打的时代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深思熟虑和公正感告诉我说：对人类的爱，在电力和蒸汽中比在贞节和戒绝肉食中多。战争是坏事，审判是坏事，不过因此却不能得出结论说：我应该穿树皮鞋，应该跟长工和他妻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等等，等等。”[22]386—387在契诃夫的观念里，人民要建设美好生活，是通过人民自己掌握人类积累的所有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来实现的。对契诃夫而言问题不在于受教育阶级创造的文化是否符合基督教精神，而在于如何改变不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帮助人民掌握优秀的文化。在《带阁楼的房子》里画家宣称的恰恰是托尔斯泰反驳的文化主张：“必须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必须减轻他们的重负，给他们喘息的时间，让他们不致一辈子守在炉灶和洗衣盆旁边，守在田野上，也要有时间考虑灵魂，考虑上帝，可以比较广泛地发挥他们的精神力量。每个人的使命就在于精神活动，在于探讨真理和生活意义……如果我们大家，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们，无一例外，全体同意：凡是人类用来满足生理方面的需要而耗费的劳动由大家平均承担，那我们每个人也许一天只要工作两三个钟头就够了。请您设想一下，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每天只工作三个钟头，其余的时间一概是空闲的。您再设想一下，为了少依赖体力，少辛苦，我们发明机器来代替劳动，而且极力把我们的需求的项目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空闲的时间啊！我们大家就共同把这些空闲的时间献给科学和艺术。”[20]443—444 与自己的主张契合，晚期的托尔斯泰挑选出他认为的最易于让农民理解的体裁——圣徒传、民间故事、寓言等，而契诃夫在描写不识字的农民时，使用的仍然是与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同样优美精致的叙事散文体裁，人民的生活场景有机地融入了俄罗斯生活的总体画面。在表达农民情绪、揭发专制制度的愤怒和绝望的力量上，契诃夫不如托尔斯泰笔力万钧的明白质朴，但契诃夫的艺术实践更富有历史性的公正全面：“人民戏剧也罢，人民文学也罢，这都是胡闹，这都是人民的糖果。不应当把果戈理降低到人民的水平上去，而应当把人民提高到果戈理的水平上来。”[22]605 19世纪末俄国两位最伟大的作家便是如此确定了人民与文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1] 果戈理全集：第6卷[M]. 冯玉律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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