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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的天国花园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文艺报》2012年12月10日 杜常婧 参加讨论

    朝着未来后退
    许多人将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14-1997)的作品视作一个奇迹,似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是这些文字令布拉格在一夜之间蜕变为欧洲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之一。由于当时书籍审查制度的缘故,赫拉巴尔于1963年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这部小书让读者和评论界赞不绝口,而实际上它乃出自一位成熟作家之手,此时的赫拉巴尔已年届四十九岁,出于内心的渴求,他不依不饶地写了二十年,得不到发表便把稿子“塞到抽屉里”,但他始终不曾割舍这份执著。赫拉巴尔付出了一个作家可以承担的最大代价,即明瞭他的作品或许永远也不会到达读者手中,除却二三身边的密友。当赫拉巴尔为谋生与命运周旋的时候,他的职业经验同时充实着自己的写作。从法学博士转行为公证员,铁路工人,火车站巡查员,保险代理员,旅行社职员,钢厂工人,废纸打包工,道具工和临时演员,这些经历无疑都促使他去关注活跃在底层的普罗大众,而这也是他对“打赤脚的人”生活的环境如此熟悉的活水源泉。对此他说过:“我走进这里,就像进入小说的奇遇,我发现了了不得的事情,所有人都有共同的特质。于是今天我明白了,我只比同我一起坐有轨电车的那个人大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比他大,我和那个来自斯皮什的父亲一样,和那个累垮了的父亲一样,每一个人都是我。”
    赫拉巴尔在《底层的珍珠》、《巴比代尔》(1964)、《严密监视的列车》(1965)里的文字,哲学根基颇为深厚,并不止于个人经验的复述,且含有深远的文化意韵。赫翁的笔端聚焦于个体,他的文本嵌入极其具体的现实场景之内,作家不做评论,亦不加以分析,仅仅捕捉其中的多重层面。他笔下的“巴比代尔”是一个无声抵抗的群体,他们以自身的全部姿态,对抗着当时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以及各种陈规陋习。他们打破一切社会给个体划定的规矩:他们不过循规蹈矩的生活,他们乐天知命,他们将体验置于学识之上,将情感置于理智之上。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所畏惧: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赫拉巴尔的典型人物,拥有无穷活力,惯于调侃一切,将生活视作一出悲喜剧,而又深深热爱之。着眼于整个二十世纪的科技社会,赫拉巴尔在寻觅一种接近如此疏离的人类境况的视角。随着时间的推移,赫拉巴尔作品的眼界赫然变得与美国反传统的一代文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旗鼓相当,同时固守着中欧以及捷克的纯正传统。 
    向着本源前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赫拉巴尔创作的成熟期,他的书写趋向其创作及生活哲学的源头回归。赫拉巴尔由此迈入一个新的写作阶段,放弃对外部世界的描绘,转而捕捉内在的戏剧化图景。 
    《一缕秀发》(1974)是对于生活,对于美的诗意狂欢,从这层意义上,它与赫拉巴尔六十年代的作品联系起来。这一回的主角是一位女性,啤酒厂的女管家,同时也是他的母亲,他所爱的人,集所有女人想要的优点于一身。她象征着美,青春,活力,可以游戏人生,过得潇洒快活。她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虽然丈夫常常对她不合规矩的举止感到惊骇,却也无法抵挡她个性的魅力。这是赫拉巴尔回到自己的年轻时代,向父母和贝宾大伯的致敬之作,贝宾大伯是天生的民间说书人,赫拉巴尔创造“巴比代尔”一词的第一位启蒙人。在这部小说中,赫氏的抒情风格取得更为显明的地位,语言特色日渐成熟,达致一种完全的纯净。 
    从表面不可见的事实,赫拉巴尔同自己的女主人公一道,透过她的眼睛来看,来讲述。此处的语言已不是潜意识的符号,而是出自大师之手的完美器具,它对生活的美化冲破了混杂在回忆光影之中,现实与幻想的界限。语言柔和的活力给文本增添了无数深浅不一的潜流,引出美食主义,圣母崇拜(圣母玛利亚升天场景)等情节。实验与探寻的意味减弱,词句的成熟沉稳凸显,赫拉巴尔端详人世的眼光覆上一抹浅浅的暗影,沾染几缕怀旧的柔情。生活的智慧与形式的完美贴合得天衣无缝,留下贯穿人生始终的哲学问题依旧无解。《一缕秀发》使赫拉巴尔重返理想中的青葱岁月,在赫翁的作品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与贝宾大伯以及巴比代尔们相逢。小说结尾,女性叙述者被加快的现代节奏所同化,她的落发成为一种新生活方式的献祭,亦可视作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这或许也是赫拉巴尔对一去不返的旺盛精力之告别,血淋淋的耶稣手持十字架悄然退隐,为老子的柔顺贤明让出舞台。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1971)为赫拉巴尔在七十年代的另一个巅峰,其中藏有许多赫拉巴尔之前创作的影子:阿比西尼亚皇帝的宴会,百万富翁的拘留所,一个个画面和插曲总是带着作家生动的感受,这些场景的无稽和荒诞就连卓别林也无法可想,超现实的蒙太奇手法,于整体中变换的片断披露出现实的悖谬,模糊了闹剧与悲剧的边界。对于赫拉巴尔而言,叙述仿佛令故事充满想象和欢喜,就连每一章的结尾,也在突出叙述同现实之间的间隔,比如:“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以时间为序,我们观察着一个运命与赫拉巴尔的巴比代尔们相去甚远的人,一个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生活轨迹的主人公迪特,他步步为营,人生梦想便是从打杂的仆役做到布拉格最气派豪华的饭店领班的地位。这种欲念乃是他对自己下等身份的过度报偿,他总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拿市井小民的尺度作为量度自己成功的标准,他也在生存中不自觉地接纳了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带着几分超然,迪特历经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没落,受保护国时期,以及战后的岁月。 
    在这部小说中,赫拉巴尔向自己素来景仰的文学大师雅罗斯拉夫·哈谢克迈近了一步。他的主人公与昔日的帅克别无二致,将宏大的历史时刻分解为一系列诙谐的篇章,将以个体为中心的必然逻辑幻化为愚昧偏差的集体产物。由于自身认知和道德的局限,迪特没有分辨虚实的能力,难怪赫拉巴尔给他取名为迪特(Dítě,捷克语“孩子”的意思),他思维简单,当真如孩童一般天真幼稚。历史的运转恰恰是由每个人微小的利益驱动的,直到进入老年,在凄清寂寞之时,迪特才最终找到自我的本质,找到生活的根本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叙述者在许多地方与作者有所重合,主人公的口吻也格外贴近赫拉巴尔本人。 
    作为赫翁七十年代的杰作,《一缕秀发》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隐喻建立在对现实画片般精细的描写与变形上,以抒情诗的美感道出了人性及生活的深刻真谛。 
    遁入孤寂 
    《过于喧嚣的孤独》(1977)实为赫拉巴尔奔赴本源之途的又一站。这部书也是一个明证,赫拉巴尔在七十年代后期的作品中显现出来的写作低潮,并非一种自然的衰退。巴比代尔的消遣是一种形而上的需求,他们有能力平衡消解生活中的悲喜,而赫拉巴尔舍弃了巴比代尔的世界,舍弃了人与人之间的笑谈宴饮,行文中唯余大量梦呓般的絮语,这往往是人们借以克服虚无感及生存恐惧的方式。文本综合了赫拉巴尔之前作品的主要艺术元素,幽默,荒诞,夸张,隐喻,语言则较为文雅考究。抒情的调子和氛围与内心独白的形式相融合,几许诙谐从回忆中浮出水面。汉嘉不再有笑容,因为他是孤寂的,打包的同一动作永无休止的重复使他的存在成为西绪福斯的现代翻版。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赫拉巴尔自耶稣迈向老子的一步,从精力旺盛,对邻人充满基督之爱,到力量流失,不对人性抱有幻想,叙述者汉嘉已经在废纸堆的世界里劳作了三十五个年头,活在自己铺天盖地的寂寥之内,扰攘其中的只有行将被毁的书籍。书本强烈地表现了精力渐失的衰老感,汉嘉的独白如镜子般在自己身上映照出一切:现时、历史、文化以及自身存在的不可调和之矛盾。它亦是这样一种语流,以自身的流逝换得从困境中的超脱。形成对比的凌乱世界的画面交织于富有韵律的句子狂潮中,赫拉巴尔意图避开对现实的解说和评判,而在以世俗的眼光看来满是污秽、恐怖、道德沦丧、意志消沉的地方捕捉美与诗意。经年累月,汉嘉竟至体味到来自毁灭的变态的愉悦,足以与达·芬奇看到外国士兵毁坏他雕像时的感受相比,这种愉悦,也是出自无能为力的绝望的表达。在每一个压缩包里,汉嘉仪式般象征性地放入一本珍贵的书,亦即他的一部分生活,他的一部分自我。汉嘉的梦境里,他与这些书本的命运相似,他的身体也被埋葬了。在末日天启式的画面中,巨大的压力机将整个布拉格、所有的居民、它的传统和历史一齐摧毁。这一毁灭性的行径象征着汉嘉以自己最后一个包裹为自己准备的墓穴,人只能以书籍为生,他愿意与它们一道死在已经不再需要的压力机中。 
    赫拉巴尔的失落感不仅是一种个人陈词,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捷克形势的暗示性图景,它牵涉到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塑造美的艺术家的运命,深切传达出作家对于整个时代文化沦落的恐惧与忧虑。 
    书写生存 
    1970年末,捷克作家协会被文化部解散,许多拒绝同当时政权合作的作家选择了流亡。1973年的一场大病之后,赫拉巴尔陷入深深的写作低谷,他只求过几年平静安宁的日子,没有任何探访、座谈会,可以最终完成自己的计划,再写出五本书来。这时的赫拉巴尔年逾六十,感到自己所剩时间无几,除了不受打扰,能够自由地写作之外,他别无所求。除《一缕秀发》以外,短篇小说集《雪花莲的庆典》(1978),《甜甜的忧伤》(1979),中篇小说《哈乐根的数百万》(1981),《过于喧嚣的孤独》,《温柔的粗汉》(1981)等,均为这一时期出版的作品。受审查制度的干预,赫拉巴尔为作品能够发表作出很多牺牲。编辑的介入不仅破坏了作品的内容,这种破坏甚至波及到作品的风格。作家被与读者重新建立联系的可能蒙蔽了双眼,心甘情愿地改写,删减,粘接,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作品内在的真实性。 
    赫拉巴尔在《不穿礼服的生活》(1986)中写道,“现在我已能够享受这种奢侈,直接落笔,尽量不动剪子,我长篇累牍的行文其实是我内心的镜像,我总算用手指丝毫不落地摁到了打字机上……我来到这个世界,走入欢闹的生活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为了梳理自己浓密的乱发,不得不往上面倒上一把发蜡……现在我终于是老先生了,嘴角满是残酷骇人的皱褶,我思虑的是人生最后关头的事,这也是游戏,如放映机一般,将我先前经历的所有事情搬到流动的轨道上。尽管这是游戏……它美得就像我第一首宁布尔克的小诗。”赫拉巴尔的三部曲《林中小屋》,《新生活》,《婚宴》(1986-1987)便是如上所言“直接落笔”的文字,它令读者折服于作家娴熟的语言技艺,饱览布拉格周边的风景,一探作家艺术圈的友人,他的回忆,从最为平实的场景中汲取作家玄妙的言外之意。 
    对照乃是赫拉巴尔诗学的一个基本元素。在赫拉巴尔的作品中可见各种阶层的语言、俚语和书面语,抒情的视角与自然的视角,现实主义的细节与超现实主义拼贴,杂糅着高雅与低俗,优美与丑陋,现实与幻想,平庸与空灵。对照也构成三部曲的基本风格,作家的人生际遇是由他的妻子来讲述的,突出了男人和女人态度的对比,现实和叙述不形于色的区隔,流露出后现代派的意味。 
    1987年,相伴多年的妻子艾丽什卡重病不愈逝世,赫拉巴尔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晚年过得十分孤苦凄清。此刻的赫拉巴尔已经搁笔,他生活中的嗜好只余下做剪贴画,到小酒馆以酒会友,照顾在克斯科的猫咪。多病的他却不怎么遵照医生的嘱咐,常把药片当糖果吃,感到需要的时候才吃药,以解燃眉之急。他时不时稀里糊涂地撞伤自己,身上总少不了淤血、青块和水肿。身体日渐衰弱,心境也陷入走向尽头的恐惧,疑惑和不安。赫翁在《爱好被毁》一文中写道,“我每一天都想到它。早上想的是自杀,下午一杯啤酒下肚,接着又一杯接一杯,于是到晚上就像过圣诞节了……到早上又想自杀……我快八十岁了,可每天早上想的是自杀……晚上过圣诞节。”他在等待死亡。1997年2月3日下午2时10分,赫拉巴尔被发现从医院的病房坠楼身亡。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他背朝地落下,没有血泊,体肤完整,就像他一直所希望的那般。放映结束了。赫拉巴尔方且跨越了这一站,想来他已飞升至绮丽的天国花园,恬然自适,拥书而眠,终至展露舒心的笑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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