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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学批评的直接客体对象是作品，直接主体对象则是作家。文学交流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学批评则是主体之间经由作品展开的对话和对抗。以开放的态度承受他者的批评，以对话的姿态回应别人的质疑，是每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现代公民的社会义务。 在作家面前，批评家必须保持不卑不亢的对话姿态，要把作家当做一个可以质疑的对话者，必须向他发问并陈述自己的真实判断。与作家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难免会因此受到误解甚至伤害，对此，批评家无须觉得委屈和不平，而应该将它看做自己必须承担的压力和考验。 1834年，二十三岁的别林斯基写出了天才的评论文章《文学的幻想》。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依然处于幼稚阶段的俄国文学的不满，甚至认为俄国“没有文学”。他说：“文学是民族的自觉，凡是没有这自觉的地方，文学如果不是早熟的果实，就是博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某一阶层的人的手艺。”(21)为了帮助自己时代的文学摆脱对欧洲人的“模仿者”角色，他试图改变批评界的那种拍马溜须、只说好话的风气。别林斯基对那种低三下四地讨好作家的势利的批评家深恶痛绝：“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学界仍旧流行着一种可怜的、幼稚的对作家的崇拜，在文学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爵位表，不敢对地位高的人说真话。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辞；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22)他反对“文学中的偶像崇拜”：“什么东西曾是、现在是、我认为将来还有很久一段时间将是极度妨碍在俄罗斯传布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培养口味的主因?那便是文学中的偶像崇拜!……盲目的狂信常常总是社会幼稚的命运。……要冒犯几个芝麻大的小权威，我们还得拥有对真理的公正无私的爱以及性格的力量才行呢，大些的权威就更不用说……”(23)别林斯基知道冒犯这些“偶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无所畏惧：“跟社会舆论进行战斗，明目张胆地反对它的偶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是，我胆敢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有勇气，毋宁说是为了对真理的无私的爱。”(24)别林斯基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他被称为“冷评家”和“酷评家”。有人则编造谣言侮辱他的人格，试图从道德上击垮他。他一如既往，毫不畏葸。 以平等而自由的姿态向作家说真话，一针见血而又有理有据地指出问题，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在别林斯基心目中，没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谈论的。他绝不讨好任何作家，无论他社会地位有多高，无论他曾经享有多高的文学威望。他批评以“俄国的伏尔泰自居”的苏玛罗科夫：“他的全部艺术活动，不过是可怜亦复可笑的装腔作势而已。……然而，这个可怜的劣等文士却坐享了怎样的盛名啊!”(25)他批评卡拉姆辛，认为他的作品的主要缺点，“在于他那常常是幼稚的、至少是永远没有丈夫气概的对事物和事件的看法；雄辩家的夸夸其谈”(26)。他批评欧仁苏的“声名远扬”的《巴黎的秘密》是“最可怜最平庸的作品”。(27)他毫不客气地否定杰尔查文的全部文学成就：“杰尔查文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仅仅在细节部分镶嵌着珍贵发亮宝石的不成样子的粗笨玩意儿。”(28)他批评玛尔林斯基“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没有任何深度，任何哲学，任何戏剧性；结果，小说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们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差别仅仅在姓名而已；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重复着自己”(29)。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别林斯基的这些判断和评价，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正确而可靠的。 五 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典范性，他对文学真理的无条件的热爱与忠诚，近乎完美地体现于他对果戈理的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的批评。在世界文学史上，像果戈理与别林斯基这样的相得益彰的创作—评论共生现象，极为罕见。阅读果戈理的作品，而不读别林斯基的评论，就好比游览巴黎而漏掉了卢浮宫。 果戈理的幽默和讽刺，不同于拉伯雷和莫里哀，也不同于萨克雷和菲尔丁——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温柔的怜悯，甚至深深地爱着他们，所以，他的讽刺就谑而不虐，有一种含着同情的诗意性的感伤，让人在捧腹大笑之后，顿觉悲从中来，心里别有一种酸楚而怅惘的感觉。对果戈理作品的这一特点，别林斯基的阐释，准确而深刻，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1835年发表于《望远镜》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激情饱满，酣畅淋漓，不仅提出了“熟悉的陌生人”、“含泪的喜剧”等经典性的概念，而且还在开阔的比较视野中，揭示了果戈理作品的“显著特征”：“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以及“那总是被悲哀和忧郁所压倒的戏剧性的兴奋”(30)；揭示了果戈理“纯粹俄国的幽默”的特点：“平静的、淳朴的幽默，作者在这里装扮成傻子的模样”，以及“诗歌的秘密”：“当你一直读到那悲喜剧的结局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悲痛地微笑，那么忧郁地叹息呢?这便是诗歌的秘密!这便是艺术的魔力!你看见的是生活，看见了生活，就不得不叹息!……”(31)他认为果戈理的中篇小说的“纯洁的道德性”，将“对世道人心发生强烈而有益的影响”——“啊!在这样的道德性面前，我是随时准备屈膝下跪的!”别林斯基的这篇评论文章，凡认真读过的人，莫不击节称赞。正是通过别林斯基的引导，读者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果戈理的价值，才理解了他的喜剧性作品的意义。 然而，后来，果戈理却出版了他的《与友人书简选粹》。在这本新作里，他自我作践，贬低自己的创作成就，否定自己昔日的文学精神，并且宣布，“只有到了自己的作品获得沙皇满意的时候，您才会对这些作品感到满意”(32)；还赞美俄罗斯的官方宗教，赞美落后的沙皇制度和宗法制度。果戈理的这本“极为有害的书”，“深深地激怒了和侮辱了”别林斯基。在他看来，果戈理误解了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因为“神秘的狂热不是他们的天性”(33)；这本书不仅降低了果戈理做为作家的身价，而且特别是降低了他做为人的身价。做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最迫切的民族问题就是消灭农奴制，取消肉刑，尽可能严格地去实行至少已经有的法律”，然而，果戈理却教导地主“向农民榨取更多的钱财，教导他们把农民骂得更凶”，别林斯基说：“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的愤慨吗?……即使您有意要谋害我的性命，我也不会比为了这几行可耻的文字更仇恨您。”(34)。在《给果戈理的信》的开头部分，别林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尊心受到侮辱还可以忍受，只要一切问题都局限在这里，我在理智上还是能对这个问题沉默不语的，然而到得真理与人的尊严受到侮辱，这却是不能忍受的；在宗教的庇护下和鞭子的防卫下把谎言和不道德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传，这是难以沉默的。”(35)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论战家”，就是这样一个高尚而伟大的文学批评家。 来源：《小说评论》2013年4期 作者：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