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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与小女孩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赵霞 参加讨论

    2008年底,一个雪后的冬日,我独自背包行走在布拉格小城区的石甬路上,匆匆经过伏尔塔瓦河畔的卡夫卡博物馆。日色淡薄,空气寒冽,博物馆门庭冷清,惟有院前那座知名的小便雕像仍在运作不倦。在狭仄熙攘的黄金巷,我再次走过卡夫卡写作《城堡》的第22号旧居,那是挤在巷道低矮商铺间一个不起眼的小屋,淡淡的逼仄和压抑里,似乎还隐约嗅得到《城堡》的气息。 
    但那时我还没有读到关于卡夫卡的那个迷人的传闻。传闻中的事件发生在卡夫卡最后的生命岁月里。在这位对于现代生活、精神之绝壁式的断落和荒漠般的虚无有着深刻体验的作家身上,传闻本身却像是一篇充满希望的美丽童话。旅居柏林的卡夫卡,有一次与爱人朵拉在斯坦格里茨区的公园散步,遇到一个哭泣的小姑娘,她弄丢了玩具娃娃。卡夫卡告诉小姑娘,她的娃娃没走丢,只是跑到外面旅行去了,它还托自己给她捎了封信。他向小姑娘许诺,第二天把玩具娃娃的信带到公园。 
    就这样开始了这场奇妙的约会。整整三个礼拜,每一天,卡夫卡都把写好的信如约交给小姑娘。在信里,卡夫卡以玩具娃娃的语气讲述了它为什么离开,其间又经历了些什么。依照朵拉的描述,卡夫卡沉浸于这些信件的写作,其专注程度丝毫不逊于从事文学创作。其时,卡夫卡正经受着结核病的折磨。次年6月,他因病情恶化,在奥地利一家疗养院离世。 
    在有关卡夫卡的形象及其生活的无数带着灰暗、沉郁和孤独色彩的描述中,小女孩和玩具娃娃的故事恰似漆黑暗夜里的一点星光。尽管这一事件从未在卡夫卡的手稿资料中得到确切证明,但它却激起了人们想要探寻、还原以及在想象中描述、阐发的热情。英国传记作家尼古拉斯·默里在《卡夫卡》一书中以平实的语言提到了这一生活的小插曲。法国作家雅克琳娜·拉乌-杜瓦尔在小说体的《恋爱中的卡夫卡》里,想象性地还原了卡夫卡与小姑娘之间的相遇和对话。西班牙作家霍尔迪·塞拉·依·法布拉则以一部儿童小说《卡夫卡和旅行娃娃》,将传闻演绎成曲折迷离的动人故事。在另一些“心灵鸡汤”中,这个故事甚至被续上了子虚乌有的结局:小女孩长大后,得知事情的真相和卡夫卡的身份,她成为卡夫卡作品的忠实阅读者、研究者、推介者。 
    然而,面对这样的描述、想象和演绎,我们最关心的或许早已不是它的真实与否,而是在作家轶事碎片所激起的解读热情里,那个令我们感动的“故事”核心,究竟是什么? 
    这个核心,就是文学——以及以文学为代表之一的整个人类文化——对于孩子这样一种微小存在的深深关切。1923年的卡夫卡,怀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虚弱与绝望,走在柏林的街路上,他看见了一个孩子的眼泪。只是为了擦干她的泪水,那双写下《变形记》《城堡》手又提起笔来,开始给陌生的、不起眼的小女孩编织童话。这一刻的俯身,因其所注目和关切的那个看来如此柔弱普通的生命对象而深深打动着我们。对文学而言,这个姿态同时也充满象征的意味,它不仅仅是想要擦干一个孩子的眼泪的姿态,同时也是想要从孩子开始,来安慰这世界和人类的悲伤哭泣的姿态。 
    这显然不只是属于卡夫卡的关切。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雨果、狄更斯那里,在鲁迅、周作人那里,我们都能读到这同一种关切的不同书写和表达。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流泪的孩子的同情和关切,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孩子的小小悲伤看得与全世界一样重要的情感,照亮的是我们人性和文化中至为珍贵的内容,后者也是一切了不起的文学作品的精神和价值核心。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所说,“即使以后我们忙于办重要的大事,有了显赫的地位,或者陷入了某种巨大的不幸——你们也无论如何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由一种美好善良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在我们爱那个可怜的小孩的时候,或许会使我们也能变成一个比目前实际的我们更好一些的人”。这样一份寄托于孩子身上的情感,或者说,这份因孩子的形象而被我们更真切地发现和体验到的情感,是人从卑微的生活中站立起来、仰望上苍的了不起姿势的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卡夫卡的童话里得到安慰的孩子,那个在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笔下得到关切和挽救的孩子,未尝不同时是对这些文学家及其写作信仰的另一种拯救。 
    卡夫卡的轶事有两个版本的结局。第一个结局里,卡夫卡让玩具娃娃在远方成了婚,出了嫁,这样一来,它自然不便再回到主人这儿。第二个结局里,卡夫卡决定在离开柏林返回布拉格前,送给小姑娘一个新的玩具娃娃。小说《卡夫卡和旅行娃娃》把两个浪漫的结局糅合在了一起。对比卡夫卡一生的写作,我们从中看到了多么富于戏剧性的对位:《城堡》的主人公K在毫无意义的荒诞劳碌中结束了一生,至死都未能走进他被指示前往的城堡,也未能确认生存的出路和意义;它所提供的是有关现代生活的最荒凉图景之一。然而,面对一个无助地站在公园里啜泣的孩子,作家却选择为她奉上单纯的欢乐和甜蜜的希望。如果说前者让我们看到了对于荒诞世界和虚无现实的冷酷审判,那么后者则让我们看到了对于世界和生活应有之义的终极信仰和本能期望。以文学之名,你大可以把这个愚弄你、欺辱你的世界撕成碎片,踩在脚下,但当你站在一个哭泣的孩子面前时,你仍然想要以文学特有的想象和希望的权利,交还给他一个完整的、富于美感的世界。 
    这是文学对于童年和它所代表的人性的拯救,也是童年对于文学和它所代言的全部生活的拯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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