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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1867-1916）其人早已离我们而去，其名却像一个漂浮的能指，百年来在思想的世界里还原出各式各样的漱石形象。这些形象都源自同一个人的全部著作文章、生活事件、绘画甚至性格气质，却依着研究者的情怀和想象而最终千差万别。然而我们若是回顾百年来生成的“漱石想象”，还是可以看出一种主流的：研究界特别着力关注漱石的生活事件、也极为乐于与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不断对话，这些围绕作家及其作品所作的努力成就了一个个鲜明的“漱石想象”，在思想的世界里汇集出一个富有感性想象力和文字创造力的创作家形象。这一形象深入人心，最为研究者和大众所熟悉并接纳。 然而，即便是那些最狂热的、眼中只有漱石小说的人，也无法忽略漱石根据其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时的授课笔记增补修改后出版的《文学论》（1907）、《文学评论》（1909），这些探寻文学规律的大部头理论著作和评论集，外加《文艺的哲学基础》等演讲文构成了漱石的理论著作。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各国学界从事漱石文论研究者都为数有限，研究深度和广度也有所不足。以《文学论》为例，该书是漱石留英归国之后，于1903年4月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授课笔记编辑修改后出版的著作，可以说是漱石理论著述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漱石研究中对该书的关注明显不足，即便是极爱漱石小说的学者、渊博如周作人也是置《文学论》于手边二十多年未能通读，更谈不上研究，周作人在1931年为《文学论》中译本写的序言中就曾坦言“在《文学论》出版时就买了一册，可是说起来惭愧得很，至今还不曾好好地细读一遍，虽然他的自序读了记得还颇清楚”[1]。 日本学界的漱石文论研究 漱石十分重视自己的文论。在《文学论》序言中他表示，因为自己幼时所习之“汉学里所谓文学”与大学里学习的“英语里所谓文学”差异过于巨大，令他对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及至留学英国，终于决心着手进行文学论研究以解决这一困惑，弄清“文学究竟是什么”。他说文学论的研究令他找到了文学的立脚点，并打算回国后全情投入进行文学论的总结归纳，后来却因不得不为稻粱谋（两份教职外加“身陷不得不写杂志连载的无聊小作之义务”）且罹患神经衰弱，令这一宏大的文学理论写作计划缩水成最终的《文学论》。他在该书前言中表示自己在文论方面的探索虽然未能达到自己预期的深度，但这一理论探索若能引发后来人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便深感欣慰。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漱石文论的研究却相对比较冷门，这一领域耕耘的研究者大都集中于研究《文学论》的方法论（肯定或否定漱石用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文学素材，或探讨其方法的可行性），并未将其置于文学史中进行综合深入的研究。另外，也有一些（并非专攻漱石研究的）著名评论家和作家对漱石的理论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但深究者寥寥，也未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研究专著。其余的学者则常把夏目漱石理论时期与小说家时期分割来看，认为漱石的文论写作不过“是小说之前的序曲”[3]。 柄谷行人是第一个综合并深入探讨漱石文论价值，并在各国学界取得巨大反响的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一反各国学界普遍聚焦漱石小说研究的学术取向，在其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1980，讲谈社）一书的开头部分，以后现代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漱石文论进行了深入分析。 柄谷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书时受到耶鲁学派的影响，意识到所谓“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原本只是十九世纪中叶才成形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源于欧洲的历史文化、社会形态和审美趣味，是欧洲文学的现代形态。在日本被打开国门之后，“现代文学”概念随着帝国主义（殖民）话语进入了日本。此时的日本希望迅速摆脱被殖民状态，寻求更新其知识体系，“现代文学”在日本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成功地隐去其欧洲中心的性质，成为日本文学的发展目标和理想形态。当欧洲发展孕育出来的“现代文学”在日本取得主导地位时，日本文学的“现代化”便在发展之初就受到欧洲中心的规定，日本的本土审美趣味和传统的文学形态即受到了限制甚至抹杀。柄谷意识到“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欧洲中心性质很少有人质疑，而被理所当然地当成了日本文学发展的标准。然而他发现“漱石是少数将现代文学问题化的人之一。他的《文学论》（1907）要论证的正是这一点”[4]。 柄谷认为漱石的理论正是要将“现代文学”概念还原成它原本的面貌（欧洲文学的现代形态），并指出它只是文学的众多形态之一、而非绝对的普遍形态。柄谷是敏锐的，漱石确实做了这样的努力，继《文学论》之后，他在《创作家的态度》（1908）一文中再次强调“西洋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多次变迁而达到了今天的最后地步，这未必就是普遍的历史标准（对他们来说大概是标准的）。特别是在文学上更是如此。……我不认为日本文学一定要沿着与从雨果到巴尔扎克再到左拉这样的法兰西文学同样性质的道路而发展。幼稚的文学之发达未必只有一条道路，既然理论上无法证明发达的终点一定只是一个，那么，断定现在西洋文学的发展倾向必是幼稚的日本文学之发展方向则过于轻率。……虽然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在直线发展的科学中，新的就是正确的，然而既然发展的道路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那么，西洋的新对日本人未必就是正确的。文学并非只有一条发展的道路……。以西洋文学史为唯一之真，万事诉诸于此加以衡量恐怕过于偏狭了吧”[5]。面对被认为具有普遍性的西来“现代文学”概念，日本文学应该如何自处成为漱石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漱石显然认为文学并非必然沿着形成西方“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去发展、并最终以唯一的“现代文学”形态呈现出来。在他的理解中，文学应该是基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道德，自由发展而成的，因此其发展方向并不唯一，而应该是形态各异、多元的、复数的。 柄谷的后现代批评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取得了极大的反响。不过，日本的漱石研究界仍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主，漱石研究仍被割裂为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两个领域，比如1992年日本近代文学会十分罕见地将年会主题定为《文学论》时，“平时一定会在与漱石有关的例会里露面的漱石专家却少得惊人”[6]。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小森阳一逐渐成长为日本漱石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他将文本研究和符号学等方法引入漱石研究，从语言、叙事等角度开启了漱石研究的新领域。他的《重读漱石》（1995，筑摩新书）与《作为事件的阅读》（1996，东京大学出版会）既注重理论批评，又重视文本细读，奠定了其作为新一代漱石研究权威专家的地位。小森与上世纪早期学者们专门从事漱石作品的细微考证的治学倾向不同，也与柄谷行人从大的结构出发专门进行漱石理论批评有所不同，他将漱石的理论与其文学文本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探讨，寻找理论家漱石和文学家漱石之间的联系以及断裂处。 小森的研究以文本阅读为基础，他对漱石作品和理论的探讨与文本或漱石的个人经历紧密相连，论述紧致、环环相扣，观点皆有依据令人信服。近来他将旧文结集、编辑出版的《漱石论——为了21世纪的生存》（2010，岩波书店）里的文章，就是以上述典型的小森式研究方法写就的。该书以漱石的作品和理论为出发点，分为战争、社会性别、媒体和文本等章节，既探讨了漱石的作品和人生，也探讨了其文学理论，在读者中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在该书前言中作者指出，漱石可以被认为是当今的作家——其作品在出版将近100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丝毫不觉过时，其作在书店里与当今作家的作品摆在一起且仍旧畅销，其作品描绘的情景在二十一世纪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见到。小森认为这是因为漱石在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初始阶段，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制度下的人们会面临的困惑与苦恼，其作品总体把握了生活在这一制度下的人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今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层危机，这使得漱石作品中探讨的问题在社会上愈发显著，因而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作者认为当下深入阅读漱石的作品和文论是必要的，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二十一世纪的种种现象并生存下去。 作为目前漱石文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小森阳一还经常召集举办与漱石文论研究相关的国际交流和研讨活动。其中2011年12月底在东京大学召开的“让世界翻开漱石的《文学论》”国际研讨会颇有影响。这一研讨会的主要论文，后来以专刊形式刊载于《文学》杂志2012年第3号《特集：翻开漱石的〈文学论〉》。该专辑除收录研讨会文章之外，还收录了其他与漱石理论思想研究有关的论文共计十五篇，包括小森阳一的《文学与科学之间——〈文学论〉的语言观》，麦克尔·博道斯的《夏目漱石的“世界文学”——从英语圈视角再读〈文学论〉》以及约瑟夫·墨非的《〈文学论〉的方法》和林少阳、小仓修三、川本皓嗣等人关于漱石文论及文学的研究论文。该专辑刊出后在日本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发了人们对漱石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 柄谷行人和小森阳一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日本学界，也在欧美的漱石研究界和中国的近代日本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广大影响，其批评脉络在英美及中国学界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7]。 英美学界的漱石文论研究 英美学界方面，漱石文论研究在新世纪以后才取得比较大的发展。在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近代日本文学专业教授麦克尔·博道斯（Michael Bourdaghs）、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近代日本文学专业副教授上田敦子（Atsuko Ueda）等学者的努力下，漱石理论特别是对《文学论》的研究在美国获得了广泛关注，并有了长足进步。 《文学论》的英译本（缩减版）于2009年问世。在此书为时不短的翻译过程中，美日学者还以此为主题在美国召开了多次颇具影响的国际研讨会。自2005年起，漱石理论研究的国际研讨会曾多次在美国召开，如2005年3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日本文学教授麦克尔·博道斯组织的“漱石与社会理论”国际研讨会；同年6月，佛罗里达大学的约瑟夫·墨非（Joseph A. Murphy）策划组织了题为“漱石与自然科学”的国际研讨会；2006年3月，普林斯顿大学的上田敦子组织策划了题为“漱石与文学论”的国际研讨会。上述研讨会从不同的角度与《文学论》展开对话，在美国引发了广泛关注，开启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潮。 英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会会刊《日本论坛》（Japan Forum）2008第一期收入了上述三次会议中与《文学论》研究相关的五篇重要论文，另外附加了《文学论》第一章的英译版，以专刊“夏目漱石《文学论》专辑”形式隆重推出，引发了英国漱石研究界的关注。在这一专辑中，有柄谷行人的发言稿《漱石理论再思考》（Rethinking Soseki’s Theory，2008），他在文中表示漱石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至今仍未被充分讨论，在日本应该获得更广泛的重视，称“理论家的漱石一直遭到贬抑”[8]，他还表示“在美国也常年没有人注意它[漱石的理论]”[9]。“夏目漱石《文学论》专辑”的组稿人上田敦子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在《文学论》英译本的前言中表示，一直以来“英语学界……研究漱石理论著作的文章少得惊人。尽管有不少漱石研究的著作，且都很有价值，但几乎都是关于他的小说作品的”[10]。就夏目漱石在东西方读者和研究者中所受的欢迎程度而言，其理论著作一直少人问津的现象发人深思。 对于漱石文论研究为什么长时间在欧美学界遇冷，麦克尔·博道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这还是由于东方主义的思维倾向仍然统治着我们的学界。根据这种思维模式，日本作家不能成为理论总结的主体，而只能以小说家的身份当一个提出疑问的客体（他们的疑问随后由西方学者总结归纳）”[11]。在上田敦子看来，这种将理论与实践分割对置的逻辑实际上还暗含着另一重等级划分：理论必然是源自西方的，供非西方的实践（者）从中寻找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依据。这是一个有趣的论断。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深入探究，去考察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积极输入并内化的某些西方中心的殖民话语逻辑如何在文化领域起主导作用，也许我们就够发现漱石理论研究在日本不受重视的深层原因了。事实上，上田敦子注意到当今研究漱石文学理论的很多日本学者仍旧专注于“在影响研究的思路下讨论《文学论》与十九世纪英格兰流行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之间的联系”[12]。她指出这其实就是对上述东方主义逻辑的重复与加强，人们仍在西方理论的框架下剖析东方的作品。 当然，我们不能将漱石的理论与它产生时流行的言说分割开来。影响研究在漱石文论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必需的。然而考虑到漱石在《文学论》和《文学评论》以及个人演讲中反复强调日本文学的发展应该立足于自己的本土审美趣味和传统文学形态，而不是对西方理念毕恭毕敬的照单全收，我们便不应该止步于影响研究，而应把漱石的理论创作置于西学东渐的大框架下，作为西方话语接受史中的批评性话语来阅读。若仅囿于影响研究，则无异于用暗含着西方中心意识形态的现代话语逻辑来回视作为“他者”的东方自我并试图从中寻找合理性，这恰恰与夏目漱石理论主张的意识形态出发点南辕北辙。 结 语 柄谷行人说漱石是一个“很理论性的作家”[13]是十分贴切的评价，漱石不仅在《文学论》《文学评论》这样的大部头里针对文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总结，还常常让自己的理论性反思在其小说里自由穿行。在《三四郎》（1908）里，刚考上大学的农村小伙子三四郎在东京的大学课堂上恭敬地将老师列举的自古以来知识分子给文学下的二十种定义抄录下来，这一幕巧妙地将学者漱石和作家漱石融为一体，不仅会让我们想起在东京大学课堂上讲授《文学论》的漱石，也会使我们对小说作者漱石的文学观念产生一些好奇。即便我们的研究始于漱石的文学作品，最终也一定会渴望了解小说作者对文学所持有的认识和判断，而这正是漱石文论要求我们作更加深入研究的召唤。 [1] 周作人〈序〉，夏目漱石著，张我军译，《文学论》，神州国光社，中华民国十二年，第3页。 [2] 如生田长江，川端康成，吉田精一等。参见何少贤《夏目漱石的“F+f”文学公式》，载《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第41-49页。 [3] Karatani Kojin,“Rethinking Soseki’s Theory”, in Japan Forum, 20(1)2008, p9. [4] Karatani Kojin, “ Rethinking Soseki’s Theory”, in Japan Forum, 20(1)2008, p9. [5] 夏目漱石「創作家の態度」，中文译文转引自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三联书店，2003年，第4-5页。 [6] 小倉修三「『文学論』研究の現在」、『漱石研究』創刊号、翰林書房、1993年。转引自林少陽「「事件」としての『文学論』再発見」、『文学』第13巻第3号、岩波書店、2012年、第103頁。 [7] 国内学界的漱石作品及文论研究状况可参见王志松先生长文《新中国六十年夏目漱石文学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载《日本文学研究：历史交汇与想象空间——日本文学研究会兰州年会论文集》，青岛出版社，2014年8月。 [8] Karatani Kojin, “Rethinking Soseki’s Theory”, in Japan Forum, 20(1)2008, p9. [9] 同上。 [10] Natsume Soseki, M.K.Bourdaghs eds, “Introduction”, in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Other Critical Writing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4. [11] 参见M.Bourdaghs,「英語圏における『文学論』�理論?科学?所有」(Bungakur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eory, Science, Possession). 『国文学』51:3 (March 2006), pp 137-147. [12] Natsume Soseki, M.K.Bourdaghs eds, “Introduction”, in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Other Critical Writing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4. [13] 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三联书店，2003年，第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