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市民的独白》开篇介绍的考绍市容  马洛伊·山多尔 同波兰的米沃什、捷克的昆德拉等中欧作家一样，生于1900年的马洛伊·山多尔同样也拥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中欧作家被同样一种深刻的集体经验所侵扰，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在国内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却得不到承认。他们的目光极其敏锐，他们努力地重新思考精神和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用决定性的方式激起个人和集体权利之间的冲突，这正是欧洲现代文化的主要问题。事实上，欧洲的问题，几乎都是从中欧的知识分子中间提出并传播开的。我们所说的欧洲，实际上是两个欧洲，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两个欧洲，两种经历。东欧经历，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是一种“从不曾体验过从来和永远都存在的幸福感觉”的历史，他们的历史“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们的傲慢与无知，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然而，东欧的小民族国家却对质疑精神保持着开放的态度，这就使得这些国家的思想者们都染上了厚重的东欧文化特征，或者可以更全面地讲，具有一种欧洲文化特征的自我质疑精神。 对于自由浸淫在典型的中欧受压迫小民族文化中，又出生于考绍这样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城市的马洛伊来说，家庭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宽裕的生活条件，保证了他受到精英式的教育。在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威胁的紧张氛围中，对奥匈帝国末期的贵族传统仍表现出无限怀恋的同时，马洛伊也在思考着是否能够构建出一个超越现实存在的空间，这个空间中的人们，无不精神高尚、思想自由、尊重个人尊严，“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不会变质的核心”。但是越是阅读马洛伊的作品，就越是感觉到，这个“美丽新世界”是“从不存在的”。就像马洛伊曾多次强调的，现实中的很多时刻，人们无法做出其他应答，灵魂的“扩音器”传播着由个性所决定的惟一回应。这种“从不存在的”完美世界，就是马洛伊在思想中所着力构建的一种“虚拟市民文化”。 在欧洲，马洛伊被喻为“匈牙利的托马斯·曼”。匈牙利著名马洛伊研究专家弗里艾德·伊斯特万对马洛伊作品中的“市民”概念有所界定，他认为马洛伊的市民思想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市民意义有所区别，尽管作家自己以“一个社会阶层”来定义该词，但《一个市民的自白中》用文学性文字所构建的市民阶层，仍然是一个与艺术界和知识分子圈相融合的群体。马洛伊作品中的“市民”概念指的是“20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破落贵族等”。如果说，托马斯·曼言说了一种经验的、并在其“有机”的发展中走入了死胡同的市民文化衰落的悖论，并为此寻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那么，马洛伊就是一个“虚拟市民文化”的言说者。但，世纪之交的恐惧，早在这种“虚拟市民文化”生成之前，就已将它擦除。 事实上，“虚拟市民文化”的场域在马洛伊那里，是有原型的，这就是他的家乡考绍。马洛伊在小说《卡绍大爆炸》中写道：“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在这个世界中，感到熟悉的，大多是孩提时代记忆所触及的那一部分。成年后碰到的其他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陌生。这种陌生有时是令人欣喜的，而有时则又是令人恐惧的，但一切都是陌生的。对我们的神经和感觉来说，世界只是沉入内心、具有魔力的那一部分，只是我们的童年、家乡的一种反射。”这段话阐明了考绍在马洛伊心目中的分量；向他人介绍考绍，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的一个夙愿，《一个市民的自白》是马洛伊献给内心净土的一份礼物，毕竟作家用了一本书的篇幅描绘了家乡的点点滴滴。 对于作家在离开匈牙利后，始终坚持使用“孤独的匈牙利语”写作的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引用诗人布罗茨基的观点来讨论。布罗茨基认为，一个移民作家用他国语言书写，要么出于极度需要，像康拉德；要么出于某种强烈的野心，像纳博科夫；要么出于对祖国的疏离，像贝克特。显而易见，马洛伊对于祖国的初心一直未改，他追求的从不是个人的名与利、得与失，他关心的是祖国的命运，是人民的命运。对于他来说，匈牙利语是他与祖国之间维系着的坚实的纽带。 最后，我想用我翻译的马洛伊散文集《草叶集》中的一段来描述马洛伊在我内心的形象： 一切能够激发人类古老智慧的问题都归结于：“人类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众人一致认为：“只有灵魂。” 这是原初的，是的，被人类认知所熟识且无条件接受的惟一真理。时间、经验、体验和思考都没有改变这条真理。我们的力量不是别的，只有灵魂。但这份力量是有限的，谁也无法伤害，谁也不能从我们这里夺走灵魂中受到约束的力量，任何暴君、制度或自然法则都无法阻挡我们灵魂的自由。这自由是理所应当的，与之相比，一切身外之物，比如社会、权利和金钱，能够给予我们的自由都是脆弱的，相对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