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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和廉想涉的家族小说《家》和《三代》中的新一代长子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位作家基于对过渡期封建大家族和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通过对新一代长子的二重性格的真实再现，摆脱了小说的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的二元性对立结构，展示了对于客观现实的多层次、多角度认识。不仅如此，两部作品构筑以新一代长子的为中心的“兄弟爱”的叙事，将其与以新一代叛逆者的斗争为主线的“同志爱”的叙事相互交叉，予以展开，从中刻画个性丰富的新一代形象，并展现出不同模式的“共同体的想象”。由此，不仅实现了作品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对于现代国家或者现代社会所进行的多种探索。 关键词：巴金 廉想涉 《家》 《三代》 新一代长子 巴金和廉想涉分别是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和廉想涉虽然相互之间不曾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但是在1931年，这一中国历史和韩国历史剧变期，他们各自在上海和首尔的报纸上分别连载发表了描述封建大家族衰落过程的长篇小说《家》和《三代》。两部作品共同展现了现代剧变期，由儒教的家族原理运转的典型封建大家族的没落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新旧思想所经历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纠葛。 本文拟以平行研究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出发点，将针对作品的文学性研究置于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和作品的关系等要素，并行文化性的对话。同时，参照班纳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巴金和廉想涉的代表作—《家》和《三代》中新一代长子形象进行比较研究。 安德森将民族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的造型物”，而不是原本的实际存在。根据安德森的说法，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它是随着中世纪宗教共同体的式微和王朝的衰落，以及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即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地扩大了广泛的阅读群体，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取代了中世纪“与时间并进的同时性”，这就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小说和报纸作为想象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报纸和小说，为“同质的空虚的时间”内同时代人的这一意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即报纸使读者们产生了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和阅读这一事件的人们相互连接起来的想象；小说的叙述结构使读者意识到，同一时期同一社会的人们同时登场的事实，使他们产生了虽然在同一时间相互不能见面，却具有生活在同一社会的想象，从而提供了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安德森将世界上的民族主义潮流分成四波：第一波是美洲民族主义，即用美洲大陆上欧裔海外移民的朝圣之旅的受挫，来解释这种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宗主国来的殖民官员将朝圣旅途上的旅伴视为拥有共同宿命的共同体成员，将所属的行政单元想象为自己的祖国。这种想象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阅读群体而定型化。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是对美洲民族主义进行了“盗版”。这一波的民族主义主要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学革命完成，特点是由特定阶层向群众发出邀请，并且这些群众为语言学革命的消费者。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它是欧洲王朝国家试图掩盖民族与王朝矛盾，纷纷贴上民族的标签，通过由王朝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完成的。第四波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因为朝圣者群体不仅仅是宗主国的殖民官员，还包括殖民地通晓双语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分子阶层，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他们在具有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中，经历类似于美洲“受束缚的朝圣之旅”，相互间产生“同志情谊”。 依照安德森的理论来看，韩国的情况可以被看作是第四波的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却难以分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在韩国也显示出许多与之不同的特征，在中国有更多关于共同体的构想。这一点，在巴金的《家》与廉想涉的《三代》中如实反映出来。不仅如此，安德森否定了民族构建中的血缘关系，忽略了政治关系对其产生的重要性。尤其对于重视血缘关系的中国和韩国的社会和历史，运用这一理论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他所揭示的“想象的共同体”模式，为作品的解释提供了方法论。 安德森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 被称为“平等的同志爱”的共同体模式，为分析巴金《家》和廉想涉的《三代》提供了框架。因为这两部作品中新一代所渴望的新的共同体，是基于家族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或友情，即通过“平等关系”而结成的集体。另外，正如安德森所说，写作当时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的巴金，或以民族文学家身份活动的廉想涉，积极运用了小说这一“技术上的手段”，显示出他们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主谋”作用。 一、作为社会缩影的封建家族和小说结构 《家》和《三代》均将典型的封建大家族设定为人物的主要活动舞台。这两个封建大家族均是四世同堂这一东方社会理想的家族形态存在。但是，二者在家族结构的具体形态以及据此形成的家族类型上却显示出差异。 首先，在廉想涉的《三代》里，它以三代同堂的韩国传统的封建大家族为主要背景。这个大家族具有以一代人只有一对夫妇的血缘关系的垂直结构特点。这与在形态上三代以上的成员在一个家庭生活，却以“一代一夫妇为原则” 的韩国传统的家族构造相同，《三代》中儿辈和孙辈都是独子，体现了作者基于对韩国直系家族结构的理解进行架构。换句话说，韩国的直系家族正如《三代》的家族，以血缘的垂直结构为特征，这种垂直结构的家族，以长子继承家业为原则，除长子以外，次子、三子等在成家之后分得一部分财产即让他们分家单过。因此，韩国的家族属于“兼有长子承袭的伸张和次子、三子等其他儿子承袭的扩散于一体的直系家族” 的类型。 在巴金的《家》里，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为理想和典型的扩大家族，四代人不分家，居住在一个家族里，形态上以父亲为中心形成血缘的三角结构。这与兼具伸张和扩散的韩国的扩散性直系家族不同，属于仅仅进行扩散运动的扩大家族类型。“扩大家族具有三角结构，是因为家族内不仅有单纯的继承，还具有扩大继承的目的”，其基本思想是“给所有的儿子以均等的机会和保障均等的条件。” 这种扩大家族虽然是理想的结构模式，但是四世同堂并非是每个家庭都能够实现的，唯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统治能力的上层社会的富有阶层才有可能建立。《家》中的高公馆作为此类上流社会大家族的标本，作者塑造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不仅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依据，更是出自于希望反映当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实的坚定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靠血缘垂直结构还是三角结构形成的家族，为了维护家族的安定和平衡，都必须有以“孝”为基础的伦理道德。最初，“孝”以子女对父母、后代对先辈尊敬和奉养为基本内容，孝的观念中蕴含父母对子女纯粹的爱、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平等。但是随着进入封建社会，在孝的概念中渗和了父对子的压制。结果，以孝为基础的家族秩序直接反映出阶级关系，“孩子对父亲的孝，变成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中心，夫妇、兄弟、君臣的关系也由这个以父为子纲为基础的父子关系中派生而来。” 因此孝的思想是“父子的自然的人际关系，被垂直结构的家族制度原理所涂饰的特殊概念”。 巴金和廉想涉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们掌握了封建家族里这种血缘家族结构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意义，以及发现了在变化的时代里可能具有的新意义。换句话说，《家》中“家庭的权力结构就像金字塔” ，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坚固的政权结构完全相同，家庭成员以封建家长为顶点向下依次排列，即在三角结构型的扩大家族的顶端的高老太爷，有如高公馆这个封建“王国”的“君主”，下面的第二代是相当于追随“君主”的“臣子”，最底层的新一代无异于“老百姓”。所以高公馆堪称当时中国的缩影。在第13章的“喜吃年饭”的场面中，对排列饭桌坐席的描写，形象地刻画了这个大家族的等级秩序。在高公馆具有绝对权威、高居家长之位的高老太爷与家族外的朋友，地方地主阶级最高官僚的冯乐山相勾结的情景，将问题意识从家族向社会扩大，折射出中国半封建社会背景，暴露了沿袭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势力的强大。 在《三代》中以赵医官为家长的封建大家族，也是根据儒教家族原理建立起来的具有类似国家机构特点的家族共同体，将父与子设定成了“国家框架下的君与臣” 的关系。但是，赵医官的权威没有高老太爷那样咄咄逼人，这与相对弱小的直系家族的垂直结构有关。在《三代》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三代垂直结构中，最上一代赵医官代表前近代的封建一代，第二代赵相勋和第三代赵德基各自代表近代开化派一代和现代殖民地一代。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三代人共同生活的赵氏家族，足以称得上是韩国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在此缩影中，以血缘垂直结构形成的一个家族里生活着祖父、儿子、孙子三代，各自代表了韩国特殊历史时代的三类人物。从家族继承的角度来看，它不能不说是岌岌可危的。而且在这种状况下，第三代赵德基又与家族外的社会主义者金炳华为友密切往来，预示着家族中的家长制被以社会性的平等与友爱为基础的“兄弟爱”模式所代替的可能性。 由此，《家》和《三代》不约而同地将这样的封建大家族设定为空间背景，可以解释为两位作者立足于现实主义精神，为了从整体上全面反映当时的中国和韩国的社会现实而做出了有目的的选择和架构。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别是高公馆所在的四川属闭塞的内陆区域，封建家长的专制统治仍在持续，这无疑成为受到“五四运动”影响而觉醒并期待现代化的新一代的绊脚石。由此引发了新一代的强烈反抗，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的矛盾的尖锐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对照，《三代》社会背景的当时的韩国社会，作为殖民地社会，封建一代和近代开化派一代以及现代殖民地一代同时共存，相互不同的理念引发复杂的矛盾，如何克服矛盾和应对殖民地时代，成为直接关乎所有人生存的重要问题。 在《家》中，小说的叙事时间为阴历1920年末到1921年中秋节前夜的比较短的时间，《三代》同样叙述了20年代后半期的某一年祖父赵医官死亡前后的不满一年的时间。另外，《三代》和《家》都由40多章构成，具有章回小说特点。两部作品都展现了许多人物、事件、场面、情节，同时它们围绕着作品的主题意识维持着紧密的结构。 《家》和《三代》由数十个人物组成了庞大的形象体系。《三代》有30多个人物，《家》出现了50多个人物。巴金和廉想涉通过这些人物展现了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纠葛，反映了庞大规模的现实生活，成功地从多角度深刻揭示了主题思想。 但是，在小说的结构和情节的展开等方面，两部作品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特点。在《家》中，以高老太爷为家长的典型的封建大家族里，围绕新一代的高氏三兄弟的爱情，他们与封建的老一代之间展开的矛盾和冲突是重要情节。《家》里发生三个爱情悲剧，即大哥觉新与初恋情人梅及妻子瑞珏的爱情构成了两个悲剧事件，老三即主人公觉慧和婢女鸣凤的恋爱构成了另一个悲剧事件。他们的悲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高老太爷有关。小说的前半部分成为“悲剧、冲突的酝酿、预伏期”，后半部分成为“悲剧、冲突的爆发期” ，以后半部分鸣凤之死为契机，悲剧接连发生，家族内部矛盾激化，引起了主人公觉慧的积极反抗。由于觉慧的积极影响和帮助，他的二哥觉民取得了反抗封建婚姻的胜利。觉民和爱人琴的爱情是唯一达到幸福结果的爱情情节，严厉打击了封建势力，给新一代带来了希望。但是高老太爷死后发生的瑞珏的死亡，使觉慧再也无法忍受悲愤，最终与家族诀别而离开了家。 《三代》的叙事结构是由纵轴和横轴交叉的。纵轴是由家族内祖辈、父辈、子辈构成的三代人之间的纠葛，横轴是赵德基和社会主义者金炳华等人物之间发生的社会理念纠葛。这两个轴以赵德基为中心交叉，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造型” ，展现了韩国现代史的一个断面或缩影。 纵轴上主要围绕着“祠堂”和“保险柜”的问题展开矛盾。韩国典型的封建大家族的家长赵医官，是属于前近代的封建人物。他因为祭祀问题与信仰基督教的儿子赵相勋发生尖锐冲突。因此，他想排斥儿子，同时把“祠堂”和“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他所信任的孙子赵德基。作为近代开化期新一代典型的知识分子，赵相勋是基督教徒和教育工作者，先前想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业，后来韩国进入殖民地时代后，经历社会和家族的挫折，他由彷徨走向堕落。孙子赵德基作为现代殖民地一代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典型，虽然接受了象征家族经济管理权的“保险柜”的钥匙，但是保险柜里的钱不仅用在家里，还用来帮助社会主义者和独立运动家。横轴主要围绕民族主义者赵德基和社会主义者金炳华的矛盾展开。他们同为下一代，但是与金炳华的激进的改革主张不同，他的朋友且同情者赵德基主张渐进的改革，由此二人出现了矛盾。作者虽然分明拥护赵德基的主张，在作品里却没有明确选择和揭示赵德基和金炳华两人面对现实的对应方案，而只是出于展开新的人生的意图，通过他们的矛盾让读者感到新一代的进步性和重要性。 巴金和廉想涉在《家》和《三代》中，在展现封建大家族典型环境的同时，刻画了其中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两位作家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相互作用，不仅实现了揭示客观现实的普遍规律，即真实地展示东亚现代转折期封建大家族内新旧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纠葛，和封建大家族的必然没落，以及进步知识分子对于新“共同体”的意愿和实践的艰难，而且反映出中国和韩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及知识分子所处的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人生道路。 二、长子的二重性格：分裂的自我和中立的立场 《家》和《三代》的封建大家族，因其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这一家族结构的二重特点，家长们表现出了二重形象。即一是作为像“君主”一样的支配者的家长形象；另一个是出自纯粹的血缘关系的仁慈的祖父形象。现代转型期，在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中，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源自家长和不接受作为支配者的家长的新一代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却由于其血缘延续性和各自不同的处境和态度而显露出复杂形态。 觉新是作品中出现频度仅次于觉慧的人物，他被描绘成夹在既存封建阶层和新一代之间的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作为高家的长孙，父亲去世后他在大家族中的地位变得更加特殊。作为长子、长孙和家族继承人，觉新肩负振兴家业的重任，而由于父亲的早逝，使他的肩负更加沉重。他在“光宗耀祖”的思想支配下，忠实地履行封建义务，最惧怕得败家和不孝之名。他一方面接纳了现代思想，又总是用这种封建观念自我束缚，由此他只能是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 由于对封建家长的顺从，他失去了升学机会，埋头于日常事务而牺牲青春，以顺从封建婚姻和封建礼教的代价，最终与第一个恋人梅分手。 虽然觉新和弟弟们一样接触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却由于封建的社会环境和家族教育的影响，自小便软弱顺从，由此不断经历理性和感情，思想和行动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作为对应封建大家族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办法，他采取了刘半农所讽刺的所谓“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的独特的处世哲学。“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是觉新的“悲剧性的性格核心” ，在此核心的统辖下，表现出了其性格的二重性。觉新虽然顺从于封建势力，一方面同情遭受高老太爷等上辈的压制并奋力反抗的弟弟们，一方面劝说弟弟们向长辈屈服。由于他“顺从中有不满和痛苦”，“同情中有劝诱” ，因此内心的矛盾不断加深，形成了更加复杂的性格。由于“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觉新经历了失去妻子瑞珏的又一个痛苦。 觉新是高公馆里最为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不仅在于他是重要的悲剧事件的主人，而且在于他是由于身心分裂而被深沉的痛苦折磨的人。叙述者和新一代一方面对觉新这一人物给予同情，另一方面采取了批评态度。在作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的意义上，觉新的不幸是让人心痛的。作品中对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食人的本质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时对于招致他的悲剧的内在原因“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对于觉新的批判，通过觉慧和觉民以及叙述者直接表现出来。 “好，你的‘不抵抗主义’又来了。我想你还不如规规矩矩地去做一个基督教。人家打你左脸，你马上把右脸送上去。……”觉慧愤愤地骂起来。好像要把他在祖父那里受到的气向觉新发泄。 对于觉新的悲剧性格，作者将责任指向了当时社会环境培养出的消极心理。能把握并刻画这一人物的复杂的性格和曲折的人生历程，显示出作者高层次的文学才能和高瞻远瞩的社会学眼光。 觉新这一人物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在于，作者通过他经历悲剧事件时所显示的性格和行动的渐进性变化，展示了社会的变化，揭示了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其牺牲者的性质所发生的变化。在弟弟觉民因为婚姻问题与祖父的矛盾加剧时，觉新虽然同情弟弟，一开始却站在祖父劝弟弟“只好听祖父的话”。他并非不知道祖父强迫弟弟是不对的，因此受到弟弟们的斥责时感到了良心的自责。于是他努力探求祖父和觉民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在小说的结尾，觉慧要离家出走时，觉新一开始也反对，后来回顾了自己的不幸，想“我们家需要一个叛逆者，我一定要帮助觉慧成功”。但是，他对于弟弟们的同情和帮助要以自己的另一种牺牲为代价。不过，这时他的牺牲是与父权的专制和旧势力给予的迫害完全不同的自觉的献身精神。可以说，这是觉新从继承儒家传统的消极方面，转向积极应对封建专制的行动。 《三代》里，赵氏家族的长孙赵德基是23岁青年，是正在日本留学的高中毕业班学生。他按照当时的惯例顺从祖父的安排早婚。在四代同堂的垂直化秩序为特点的赵家，年纪尚轻的赵德基因为祖父排斥和敌视开化派的父亲，替代父亲而从祖父手中接过家族的继承权。他对无视已发展为现代人的新一代要求、固守封建意识、行使绝对权威的封建意识守护者祖父心怀不满，同时对祖父深陷于门阀主义、崇拜祖先而执迷于祭祀与装饰、并花钱买来的族谱的做法持批判态度。 但是他不敢挑战祖父的权威，对悖逆时代的执迷不悟的祖父不敢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不仅如此，他还遵从一家之长祖父的意愿，接过了象征家族继承权的祠堂和保险柜钥匙。赵德基接过祠堂和保险柜钥匙，并非是屈服于赵医官的家长权威，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家族纠纷而采取的对应方式。他在表面上顺从祖父的话，内心却并不愿意真正成为祠堂和保险柜的奴隶，而且后来将保险柜的钱有效地用于救出进监狱处于危机的家人，帮助社会运动家朋友和民族运动家及其遗属。可以说，赵德基的这类举动是出自否定封建家长制的改革实践。 对于父亲赵相勋所持有的社会改革意志，赵德基承认其意义。因此，一方面同情在社会和家族遭受挫折而痛苦的父亲，另一方面对于父亲作为基督教徒全面否定传统价值观持有批评态度。同时，他愤慨于父亲堕落伪善的双重生活，感到十分痛苦。 赵德基的中立立场还通过小说结构的横轴上的人物金炳华显露出来。金炳华是处在横轴上的人物关系网中央的人物，是赵德基的中学同学和朋友，是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他作为牧师的儿子，本来有良好的家族环境，与赵德基未能跳出家族不同，金炳华为了自己的信仰与父亲决裂后离开了家。他在社会底层贫困地生活着，毅然参加了无产阶级运动。赵德基认为不能为了思想违背人伦，劝金炳华与父亲妥协，金炳华却无法忍受以人伦为武器压制子女的思想。赵德基大致上赞成金炳华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看法，也认识到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必要性，但是批评金炳华的斗争方式，认为包容和感化也能成为克服现实矛盾的手段。 赵德基和金炳华是直至小说结尾都相互关心对方，保持对话关系的朋友。在两人的关系上“居于认识论的优势地位的人物是‘时代的同化者’金炳华”。 赵德基之所以能够与祖父和父亲保持理念上的距离，是缘于他与体现新时代理念价值的社会主义者金炳华保持了关系。在此意义上说，《三代》的叙事视角对准的是社会主义者金炳华，由此构筑了“同情者”的视角。 1920年前后，在韩国出现有关“同情”的话语，它随着克鲁泡特金的“相互扶助论”盛行，发展为可与帝国主义势力对抗的理论。与之前爱国启蒙时期推崇伟大的人格而强调同情原理的话语不同，“相互扶助论”中的同情，强调以对于他人的痛苦的个人的、具体的感觉为基础的相互伦理。但是廉想涉并没有停留在基于单纯的个人救援的施惠者层面的“同情者”伦理，将其从个人层面升华为民族的层面。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下，民族解放是廉想涉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对于廉想涉而言，“家族”和“民族”是自我的扩大概念，为了发挥个人的个性，首要的是得到民族解放。他树立了自己的“同情者”伦理，将“同情者”的主体人物构想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女。 觉新和赵德基都是家族的长孙，带着来自家族的沉重责任的苦恼，埋怨自己的命运。觉新因为父亲的不在，赵德基因为父亲被祖父排斥而丧失地位，他们均被动地在家族里居于重要位置。赵德基的“妥协主义”和觉新的“作揖主義”、“无抵抗主义”，是缘于他们在家族里的作用和负担，在其思想根源上他们也是类似的。不过具体考察起来，他们之间的差异点多于共同点。赵德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乐观主动地思考和行动；觉新总体上是悲观和被动的。这些除了在主观方面与作者的创作动机等相关联以外，客观上与觉新所生活的大家族在权力结构上更坚固、家族规模也更庞大、内部矛盾纠葛也更复杂相关。另外，从作品的社会背景看，前者是20年代初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者是20年代后期的半封建殖民地社会，中国的封建制度本身发生渐进性的解体，韩国的封建秩序原本没有中国强固且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力下几乎完全解体。赵德基的大家族较之封建的道德的力量，更依靠作为现代社会特点的金钱来维持秩序，后来在祖父死后赵德基掌管家族，完成了新旧的交替。 三、多层思考模式和“兄弟爱”的叙事 在《家》和《三代》中，觉新和赵德基处于长孙的特殊位置，他们不得不费神去处理好大家族内许多人的关系，解决许多人之间的矛盾纠葛。他们的二重性格和中间者的地位，不仅在体现小说的主题上，而且在建筑小说的结构，进而实现美学价值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觉新是巴金小说的软弱者形象中“最完整的一个”，“作者通过他不仅表现了软弱者的过去(不懂得反抗，也不知道反抗)，也描写了软弱者的现在(在历史转折关头左右摇摆，无所适从)，还勾画出软弱者的未来(随着大家族的解体，自己也得到一种解脱，即‘做点无害于人的事，享点清福，不作孽而已’)” 。《家》正是因为觉新这样的人物强化了对旧制度和旧势力的批判和现实认识的深度，深化了主题，提醒新一代向着未来奋斗。 对于觉新的二重性格的批判，意味着新一代的自我解剖和批判。因此，减弱了单纯的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的二元化的对立性质，带来了对于现实的深层且多层认识的结果。而且，在这个封建大家族中，觉新是“负载这一切矛盾的核心人物，成了家族和社会之间、新旧道德和力量之间的‘磨心’”，不仅将现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展现得特别真实，而且“人性内涵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体现得最为充分、最为凝重”。 同时，觉新出于自身特殊处境体会的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很清楚新一代与家族无法割裂的关系，由此反对觉民和觉慧的出走。但是他对于弟弟的劝告始终是出于对他的爱，这一人物的深刻内涵就在于此。 在《三代》叙事结构的纵轴和横轴交叉点上的赵德基，发挥着媒介作用，使家族内新旧思想、以及家族和社会的多种人物的意识或观念相互作用和冲突。这部作品将赵德基作为“现实变化和新旧交替的接点” 进行了多角度描写，同时描写了周边的时代环境。赵德基的叙事地位和中立的立场，不仅有利于对他的多角度描写，而且构筑了可以多角度观察多种人物的视角，使作品达到总体而具体的现实认识。 赵德基因其积极的作用，不仅像觉新一样对现实有深刻而多层次的认识，而且朝着构建人物“对话关系”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因此，赵德基的同情者立场和态度，能与赵医官的儒教思想、赵相勋的基督教开化理念、金炳华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共存’和‘相互作用’中得以形象化”。 “作为中心行为者和聚焦者的赵德基的作用，多少是有些支配性的” ，在此不好说几个人物的“共存”和“相互作用”完全符合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概念，但在缩小叙事者的作用，将具有理念的对立和纠葛的人物置于相互干涉中进行刻画，在这一点上的确具有复调小说倾向。 赵德基“在与他者的关系网中，逐渐形成主体”，“浸入家族内的他者和家族外的他者中间，两个他者对他的主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赵德基对赵医官的服从，与其说是为了给祖父造成他仍是占支配地位的家长的错觉，更可能是出于由家族血缘关系而来的对长辈的尊敬，这是在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肯定上才有可能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赵德基是属于不因别人的某一方面而表示爱憎的多重性格。这是作家对所要刻画的人物，对这个人物所处的当时社会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批判所收获的硕果。廉想涉描写多重思维过程的文体由“蔓延体”、“粘液质文体” 组成，其文体因此被称为“无技巧的技巧文学” 。 《家》和《三代》中的新一代全部否定或反抗封建家长。新一代批判封建家长，反对封建家族制度，并非是对基于血缘的亲族关系的否定，而是对崭新的家族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探索。即新一代否定和反抗专制而闭锁的家长制，是与为了以“兄弟爱”或者“同志爱”模式承袭和创造民主开放的“想象的共同体”相关联的。 在《家》中，在与家长的专制统治抗争的新一代的团结和友爱里，很好地表现了对以“兄弟爱”模式的新共同体的憧憬。在与家长代表的封建旧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中，新一代始终抱成一团，相互同情、安慰和鼓励。觉民自由恋爱的胜利和觉慧的成功出走，没有兄弟们的帮助是难以实现的。应该说在此过程中，长兄觉新造就了能够形成“兄弟爱”的基础。 觉新在思想和生活的偏离中，具有二重性格，作为接受了新思想的新一代，他的思想开始倾向进步，在遭受接踵而来的不幸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反抗的要素也日渐增多，开始成为追求进步思想的弟弟们的真正的赞同者。 其实，封建大家族的牺牲者觉新，对于新“共同体”的热切盼望不弱于两个弟弟。“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并买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与弟弟们一起阅读，与弟弟们展开热烈的讨论。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报刊等现代印刷媒体使觉新接受了现代思想，形成了新的共同体意识。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现代思想的洗礼，他认为弟弟们走的路是正确的，由此赞同弟弟们并给予了帮助。 重要的是觉新对于弟弟们的同情和帮助，其根底里有“长兄如父”的传统精神和家族爱的基础。他总是惦念弟弟们的未来和幸福，有时甚至替代弟弟们受罚，不愿意自己的不幸在弟弟身上重演。正是因为理解他的心，觉民因“逃婚”而身处困境时，首先给哥哥写信，请他以“手足之情”帮助他。 大哥: 我做了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实行逃婚了。家里没有人关心我的前途，关心我的命运，所以我决定一个人做自己的路，我毅然这样做了。我要和旧势力奋斗到底。如果你们不打消那件亲事，我临死也不回来。现在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望你念及手足之情，给我帮一点忙。 觉民 ××日，夜三时。” 收到觉民的信后，觉新因不能帮助“同胞兄弟”而焦急得流泪，心想不能给弟弟留下终生遗憾而决定去说服祖父，后来从觉慧那里得知祖父妥协说暂时不提觉民的婚事，欣喜若狂，认为出现了奇迹。在小说结尾部分，他给觉慧准备了路费和生活费，积极帮助觉慧去寻找自由。最后觉新陷入悲剧，思想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缩小，极力摆脱压制他的理念和悲剧性格。帮助觉慧离家出走，是觉新一开始就试图做的，是他对以祖父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拒绝和反抗。由此意味着他的思想和性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揭示了这个封建大家族“传宗接代的继承人都没了” 的特殊意义。在觉新的变化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与作品的封建大家族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的结论想吻合。通过觉新的行动可以看出他所憧憬的共同体的轮廓，即打破旧习俗，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以“兄弟爱”为模式的新型“家族共同体”。 对于赵德基的现代思想的接受过程，《三代》中并没有像描述觉新那样进行详细介绍。但是，通过他的日本留学经历和社会活动，可以认清其所接受的现代教育背景和坚定的民族意识，这就说明他是最接近安德森的 “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 在《三代》中，赵德基已事先看出封建大家族的没落，开始为建立新伦理道德和新型家族而进行实践性探索。他夹在祖父和父亲之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以妥协和调和的方法解决因祠堂和保险柜而发生的三代人的矛盾纠葛，在精神和物质上竭诚帮助社会主义者朋友金炳华和金炳华介绍的独立运动家家族毕顺一家，都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探索。但是他的探索过程要经历诸多艰难困苦。 首先，他对于作为家长的祖父和开化派父亲的反目没有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对家族中最应依靠的父亲放弃信念和一切、毫无顾忌地放浪形骸追求享乐、花钱如流水而感到失望。随着祖父之死带来新旧交替，家族里家长的权威不复存在，父亲的堕落生活变本加厉，家族秩序更为混乱。这不是单纯的一个家族的问题，是在殖民地的现实中，随着资本主义的涌入，在社会的一角滋生的腐败的社会现象的侧影。作者通过赵德基暗示：需要在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建立崭新的民族文化，树立崭新的道德观念，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其次，在家族中处于孤独境地的赵德基，虽然在外面结交社会主义者金炳华为友，但是二人在主义问题上不断发生分歧。即便如此，赵德基仍毫无私心地帮助金炳华，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朋友间的友情，而是显示了纯洁的“兄弟爱”。正是因为像“兄弟”般的友爱，他们才可以超越理念的差异而长久地维持友情。但是，金炳华对于彼此的友情终究无法转换为同志之爱而耿耿于怀。 德基高高兴兴地把他迎进来。因为他和这个朋友已经两天没见面了，而且原本打算明天去向他告别。 “像你这样的布尔乔亚会向我告别？你要告别的，起码也是朝鲜银行总裁……” 炳华把两只手插在一件蒙着一层白灰的外套口袋里，直挺挺地站着挖苦道，然后哈哈一笑。 “刚刚见面，就说怪话挖苦人，难道只有这样才痛快？这种脾气也得改改了！” 炳华一口一个“布尔乔亚”，德基听来很刺耳。 他心里未尝不觉得自己有吃有穿很幸运，但是，时代总归是时代，这种话，尤其是讽刺挖苦的话，他不要听。 对于自称无产阶级的金炳华强调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赵德基反驳说自己“在日本连中产阶级都轮不上”，反对在韩国人内部进行阶级区分和阶级斗争。 《三代》从金炳华来见赵德基开始展开，赵德基的关心范围从金炳华和他所寄宿的独立运动家家族延伸到后来金炳华发挥主要作用的“山海珍”，而“山海珍”是金炳华用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活动资金经营的食品商店，也是金炳华带领独立运动家家族和贫穷的人们建立的小集体。这种空间范围的扩大，不仅包含新一代的重要意义，也让人想到由“兄弟爱”结成的“共同体”的扩大。当然，这里所说的“兄弟爱”不仅是和兄弟一样的纯粹的爱，可以扩大解释为以血统概念连结的民族之爱。这一点从赵德基不仅对金炳华而且对在“山海珍”的金炳华周边人们都给予不遗余力的援助上得到确认。 对于“山海珍”，可以看成它的“前景是向社会主义发展”，它将“作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心发挥作用”， 由此可以推测，金炳华构想的是以无产者为中心的、以“同志爱”为模型的“社会共同体”。“山海珍”在作品中具有较之赵德基的家族更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一共同体的有力的支援者却是赵德基，而且作者将金炳华和赵德基之间理念的对立和纠葛，置于依据“对话关系”的相互干涉中进行了刻画。不难看出，金炳华的“社会共同体”是受赵德基根据“血统”的“兄弟爱”乃至“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 从《三代》的时间背景看，1927-1928年的韩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开始上升”的同时，“民族主义势力在独立运动中开始丧失主导权”的时期，而《三代》连载发表的1931年是“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工人农民的大众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 一言以蔽之，《三代》中通过赵德基揭示的韩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依据“血统”，也是在受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影响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即赵德基构想的是超越阶级的，以血缘为基础，以“兄弟爱”为范本的“民族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赵德基在对“山海珍”人不平等的处境表示同情的同时，认为帮助他们的实践活动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和责任”。对同一民族内部的阶级不平等现象引起重视，这可以说是作家廉想涉对殖民地现实和社会主义运动关注的结果。 再看巴金的《家》，新一代叛逆者觉慧和周报社的朋友们组成的青年团体，与金炳华等人组成的“山海珍”家族很相似。还有，在杂志社的青年聚集的“家族”似的聚会上，觉慧受感动的场面，与金炳华因“山海珍”里的“家族”成员的深厚情谊而受感动的场面如出一辙。不过与金炳华提倡阶级感情不同，觉慧想用以“同志爱”而团结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热情，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的“人类共同体”。而觉慧将青年聚会比喻成“友爱的家庭的聚会” ，对封建大家庭中家族成员之间冷酷的利害关系和被破坏掉的纯粹的血缘关系表示惋惜，执着追求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浓厚情谊。实际上，觉慧在封建大家庭里最渴望的是包括父母兄弟在内的家族的真挚的“爱情”，而给他这样的“爱情”最多的算是大哥觉新，在家族内部觉新树立了实践“兄弟爱”的模范。 总之，两部作品通过以新一代长子的为中心的“兄弟爱”的叙事，与以新一代叛逆者为主线的“同志爱”的叙事相互交叉，展现出不同模式的“共同体的想象”，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对于现代国家或者现代社会所进行的多种探索。 作者：金成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