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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宏燕 公元651年，曾经不可一世的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大军所灭， 从此波斯沦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阿拉伯人在强行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强行推行阿拉伯语，禁止萨珊帝国的巴列维语，致使巴列维语消亡。然而，波斯人并不甘心使用阿拉伯语，随着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舒欧比思潮”（注：“舒欧比”为阿拉伯词，意为“部落”、“种族”、“人民”该词源于《古兰经》经文。被阿拉伯统治的穆斯林（尤其是波斯人）援引该经文，主张非阿拉伯穆斯林与阿拉伯穆斯林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由此在思想领域形成一股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社会思潮。）的兴起，8、9世纪之交，波斯霍拉桑地区的一种地方语言“达里语”得到迅速推广和传播，乃至流行波斯全境，至此波斯新的民族语言达里波斯语诞生了，并一直沿用至今。波斯人正是用达里波斯语创造了繁荣灿烂的中世纪文化，从9世纪至15世纪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 波斯诗歌璀璨夺目，经久不衰，著名的大诗人如群山耸立，在东方古典文学史乃至世界古典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浩如烟海的波斯中世纪诗歌中，带有浓厚苏菲神秘主义色彩的诗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菲尔多西（940—1020）以后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 大多是苏菲诗人或具有苏菲思想的诗人。苏菲神秘主义被称为伊斯兰教的“教中之教”。这种具有浓厚神秘主义宗教色彩的诗歌在波斯煌煌然统治了几百年的诗坛，并在世界古典诗坛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一部文学作品要成为经典，必须具有为世界各民族共同接受和欣赏的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那么，苏菲思想带给波斯中世纪诗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价值呢？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11世纪是波斯民众心理重要的转型时期，他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乃至情趣爱好都与9、10世纪有较大差别， 由此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审美心态发生重大转变。 9、10世纪是伊朗历史上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 这时阿拉伯人对波斯的统治逐渐减弱。为了摆脱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具有一定势力和实力的伊朗贵族在伊朗本土纷纷自立地方王朝，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南部的扎法尔王朝（861—900），西部地区的白益王朝（945—1055）， 以及东北地区的萨曼王朝（875—999）。这些地方王朝表面上虽仍臣服于巴格达哈里发，但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各个地方王朝的君主们大力网罗诗人，倡导达里波斯语，积极推行伊朗文化，为恢复民族自信心而为伊朗伊斯兰前的历代帝王大唱赞歌。诗人们歌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歌颂伊朗古代帝王们南征北战、开疆辟土的丰功伟绩。有志之士们向往建功立业，纷纷效力于各地方王朝；古代勇士们保家卫国的故事四处传播，为人们津津乐道，整个社会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一种崇尚勇武刚强的审美风范。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散发着一种激昂慷慨的阳刚美。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菲尔多西的《王书》。这部史诗般的作品记述了萨珊王朝灭亡以前伊朗历代帝王的文治武功和勇士们勇猛善战的英雄业绩，全书充满了激昂的爱国主义思想，场面恢弘壮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即使其中的四大悲剧故事也表现出古希腊式的悲壮的阳刚美。这时期的抒情诗都喜歌颂春天，歌颂青春，歌颂一切朝气蓬勃的事物。波斯文学之父鲁达基（850—940）在抒情诗中也吟出豪气干云的诗句：“应去奋勇杀敌，以使敌人心惊胆战；应当慷慨济友，以使朋友解脱饥寒。”（注：引自何乃英编著：《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48页。）其《暮年颂》似在悲叹暮年，实际上充满了对青春年少豪爽快乐的赞美。 然而，到了11世纪上半叶，生活于锡尔河下游的一支突厥部落通过多年的征战，建立起萨珊王朝覆灭后第一个统治伊朗全境的政权——塞尔柱王朝（1037—1194）。塞尔柱人是一支游牧部落，其文明程度较低，缺乏统治伊朗这样一个文明大国的经验。因此，塞尔柱王朝的君主们是靠伊朗人来统治伊朗的，这使伊朗的文化得以延续。但是，对伊朗人民来说，尚未完全独立，又一次遭到文明程度低于自己的异族的入侵和统治，民族自信心遭受重挫，昔日浓烈的骄傲自豪之情逐渐烟消云散。多年的战乱使人们惶惶不可终日，陷入深深的悲观失望之中。而这时苏菲思想已在伊斯兰世界流行。这种具有浓厚出世色彩的宗教思想正好迎合了当时伊朗人民的心理，加上塞尔柱王朝统治者们的大力提倡和扶植，苏菲神秘主义在伊朗迅速兴盛起来。 苏菲神秘主义产生于阿拉伯，但使之发扬光大的是波斯人。在伊斯兰教兴起初期，上层集团和下层教众在物质生活上并无太大差距，是比较平等的。然而到了倭玛亚王朝（661—750）时期，统治集团过着骄奢淫逸、豪华糜费的生活。这引起了普通教徒的强烈不满，认为他们背弃了对真主的纯洁信仰。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死后上天堂的向往和下地狱的畏惧，在下层教众中开始流行禁欲和苦行。这是早期的苏菲神秘主义。9世纪是苏菲主义的发展时期。这时期产生了一批苏菲理论家， 使苏菲神秘主义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地讲，苏菲神秘主义就是通过一定方式的苦行和修道，滤净自身的心性，修炼成纯洁的“完人”，在“寂灭”中和真主合一，在合一中获得永存。 伊朗在中世纪真可谓命途多舛，几乎一直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在塞尔柱突厥人之后，花拉子模人对伊朗有过短暂的统治，紧接着被蒙古大军征服，建立了伊儿汗国（1230—1380）。蒙古人的势力衰微后，攻占伊朗的又是一支突厥部落，建立了帖木儿王朝（1380—1499）。长期的异族统治是苏菲思想在伊朗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连年的战火，异族的统治，使伊朗人深切感到现实的痛苦，便遁入内心世界之。作为异族统治者，他们也乐于用消极避世的苏菲思想来消磨伊朗人的反抗情绪，因而大力提倡。因此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苏菲思想一直是伊朗社会的主导思想。苏菲思想把伊斯兰教从注重世俗改变为强调出世，这不只是简单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修持方式的变化，更促成了思维方式的变化，致使人们的整个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发生改变。的确，苏菲神秘主义的兴盛给伊朗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由菲尔多西时代崇尚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转变为厌倦现实生活，向往超尘绝俗，避世独处，崇尚清心寡欲。浓厚的出世情绪消磨了进取心，外在的功名心完全让位于内心的安宁自在，力求在静思冥想中寻找对宇宙、人生的最根本的解释。 苏菲神秘主义形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时，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它首先深刻地影响了诗人们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倾向。在波斯，很多著名的大诗人本身就是苏菲长老或苏菲人士，或者说很多苏菲长老或苏菲人士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诗人。这里我们只须把菲尔多西后的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诗人列出名单，便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海亚姆（1048—1122）、萨纳伊（1080—1140）、内扎米（1141—1209）、阿塔尔（1145—1221）、莫拉维（1207—1273）、萨迪（1208—1292）、哈菲兹（1327—1390）、贾米（1414—1492）。这些诗人中，萨纳伊、阿塔尔、莫拉维、贾米皆是苏菲长老，其中莫拉维和贾米还是重要的苏菲思想家。内扎米是苏菲修行者。萨迪的身份较为特殊，虽不在教团也不具体修行，但却有僧人的身份，可借用佛家“居士”一词称之为苏菲居士（尽管不太贴切）。哈菲兹虽既非长老也非苏菲人士，却是公认的具有浓厚苏菲色彩的诗人。只有海亚姆是否具有苏菲思想争议较大。其他享有国内声誉的苏菲派诗人或具有苏菲思想的诗人也不少，就不再一一举例，可以这么说，阿拉伯盛产苏菲理论家，而波斯盛产苏菲诗人。要写出上乘诗作，“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注：见王国维：《人间词话》（第60则）。）理论家擅长严密的理论建构，却少了诗人的天赋。只有当诗人的天赋与苏菲思想结合在一起时，才可能产生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苏菲神秘主义诗歌。作为一名苏菲长老或修道者，其修道深于他人，对苏菲玄理的领悟深于他人，因此其达于沉醉的程度也深于他人。而诗人的锐感使他们在体悟苏菲神秘主义玄理后能产生一种心灵主体的特殊感受。这种特殊感受使他们把形而上的玄理化为优美流畅的诗句，既能从中体味到神秘玄理，又能领略到艺术情趣。若非这些一身兼二职的苏菲派诗人或具有苏菲思想的诗人的高超艺术才能，浓厚的宗教色彩很可能使波斯中世纪的诗歌成为枯燥乏味的宗教偈颂，谈不上什么文学艺术价值。 本来形而上学与文学的范畴是迥然不同的，然而苏菲思想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它指导人生实践，与纯粹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辩不完全相同，因而与文学产生了某种契合点，使苏菲神秘主义的研究对象成了波斯中世纪诗歌的主要表现对象。诗歌的神秘主义化倾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很多诗歌常常是言在此意在彼，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难以明确界定的情趣旨意。请看莫拉维的两首四行诗： 花间徘徊与情人，心闲无意眼览花； 情人含怒言无羞，红颜在此却顾它。（注：笔者译自《波斯名家四行诗选》，德里兰鲁赞涅出版社1973年版，217页。） 秀发似网缠且缠，红唇如蜜叹复叹； 相会誓言空又空，离别之痛添再添。（注：笔者译自《波斯名家四行诗选》，德里兰鲁赞涅出版社1973年版，207页。） 这两首小诗可以作为优美的普通情诗来欣赏，但其中蕴藏了深刻的苏菲思想：第一首诗讲的是，在修行中“心见”真主时，千万不能心有旁鹜，否则会导致真主的愤怒；也可理解为，除真主外世间万物皆不值得顾恋。第二首诗描述的是长时间的修行中没能“心见”真主的痛苦心情。 二 苏菲的修道形式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教团，教团的首领即长老。一个教团内，由长老传道，指导教徒修行。11世纪苏菲神秘主义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完备。当苏菲思想在波斯兴盛起来后，波斯的苏菲长老们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是如何构建理论体系，而是如何把深奥的苏菲哲理向广大的苏菲信徒深入浅出地讲解。普通信徒一般文化水平较低，对纯理论的苏菲哲理难以理解，用讲故事，打比方的方式给他们讲，就易懂得多，也容易被接受。因此，应运而生的便是苏菲说理诗的迅速兴盛。说理诗中主要是叙事诗，也有四行诗等一些别的诗体。叙事诗体为每联的上下句押韵，各联之间的韵脚可同可不同，联数不限，形式比较灵活，很适合于讲故事。第一个用叙事诗的形式宣扬苏菲思想的诗人是萨纳伊，其代表作品是叙事诗集《真理之园》。之后，阿塔尔、内扎米、莫拉维和贾米都是以叙事诗集著称于世。苏菲诗人们把自己对苏菲哲理冷静和深刻的认识用各种各样的故事表现出来。这些故事或取材于历史，或援引《古兰经》，或来源于民间，或是诗人杜撰，总之都是一些文学性和哲理性都较强的故事，再经过诗人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加工成诗句，不仅形式优美流畅，朗朗上口，便于记诵，也便于流传，而且其思想的深刻更加深了其艺术的魅力，因此被大家奉为经典。例如阿塔尔的著名长诗《百鸟朝凤》就是诗人用两个同形词（在波斯语中，“凤凰”一词与“三十只鸟”的拼写完全相同）巧妙敷衍的故事；众鸟为了去朝觐飞禽之王凤凰而历尽艰辛和磨难，最后只有三十只鸟抵达目的地，但那里并没有什么凤凰，这时他们才认识到凤凰就是他们自己。诗人用精湛的语言，通过众鸟之间的反复争论，层层递进地把诗人想表达的苏菲哲理阐述得精妙无比：真主原本存在于每个信徒心中，只要潜心修行，便能“心见”真主，与真主合一，而不一定要跋山涉水去朝觐。 苏菲思想如果排除其宗教因素和具体的宗教修持，作为一种哲学观实际上是对绝对精神的追求。而这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在世界各国文学中都有所反映，只是形式不同罢了。苏菲诗人们“从自己的特殊存在中解放出来，把自己沉没到永恒的绝对里”，（注：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卷，85— 86页。）苏菲诗歌的主要思想正是对绝对精神的追求。莫拉维（即鲁米）的六卷叙事诗集《玛斯纳维》是苏菲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波斯语的《古兰经》”，其精湛的语言，大量的比喻，隐喻和象征使阐述深奥哲理的苏菲诗歌具有了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不仅使修行者也使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形成了一种审美的共性，为审美大众所接受。请看莫拉维的《笛赋》： 请听这芦笛鸣悠悠，诉说着别恨和离愁。 自从把我断离苇丛，男男女女怨诉笛孔。 伤离别使我胸腔裂，让我把相思苦倾泄。 人一旦远离其故土，会日夜寻觅其归属。（注：笔者译自波斯文《玛斯纳维》，第1卷，伊朗图斯出版社1996年版，3页。） …… 诗人用芦笛象征人的灵魂，阐述了一种形而上的思想：真主把灵魂从上天降入泥身，从此灵魂就为了回归原初而不断寻觅和追求。而普通读者不作形而上的思考，也能与诗产生共鸣，引起个人的或民族家国的思乡寻根的情感。 在《玛斯纳维》中，诗人时常打断故事，插入一些纯粹谈理的艰涩难懂的诗句。笔者认为这些纯粹谈理的诗句若作为一首首单独的诗歌，也许文学审美价值较低，但莫拉维的这些诗句镶嵌在用故事讲哲理为主的庞大的作品中，不仅不会减损作品的文学价值，反而使作品成为博大精深之作。 另一方面，苏菲思想重人生实践。做理想的“完人”，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品德的修炼，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虔诚敬畏，热烈执着，忠贞不渝，谦逊不骄，知足常乐，蔑视富贵，甘于清贫，乐善好施，坚韧不拔……等等。虽然这些品格是相对于真主而言，但其中绝大部分是人类所共有的优秀品质，为世人所追求。对这些优秀品质的阐述和歌颂在各个诗人的作品中都可见到，但以萨迪的散文兼诗歌故事集《蔷薇园》和叙事诗集《果园》最为集中，均有专章进行论述。萨迪是以苏菲思想为主流的波斯中世纪诗歌中的一个变音。作为一名苏菲居士，其思想之本无疑是苏菲思想，也向往与真主合一。这种苏菲思想在其诗歌中的表现是很明显的。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囿于苏菲思想的出世精神，而是以一颗仁爱之心和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努力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独善其身”引向“兼济天下”。这与他30年的游方僧生活有重要关系。30年中，他的足迹遍布伊斯兰世界，看到了下层人民生活中太多的苦难和不幸，使他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如何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上，形成了具有鲜明人道主义色彩的仁爱思想。他一方面主张统治者应该施仁政，认为“要长治久安应放弃暴政实行仁政”，（注：《果园》，张鸿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59页。）“如若一国之主夜夜高枕安眠，贫苦人就休想睡得香甜；／如若国王深夜警醒关心黎民，百姓就能悠然而卧得意舒心。”（注：《果园》，张鸿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45页。）另一方面他把“爱”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 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 造物之初本一体，一肢罹病染全身。 为人不恤他人苦，不配世上枉为人。（注：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45页。） 这首诗现作为座右铭悬挂在联合国总部。更难能可贵的是萨迪还认为真正的苏菲圣徒应是爱人之人，“敬主修行无非是为民效力，否则念珠拜垫与破袍又有何益？”（注：《果园》，张鸿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46页。）这种仁爱思想的根基无疑是伊斯兰教思想，仁爱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苏菲思想“人主合一”的最高境界。然而，在苏菲思想占主导地位，浓厚的出世色彩弥漫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时代，萨迪作为一名苏菲居士，用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仁爱思想训导教众，实在是很了不起的。 三 8世纪下半叶，女苏菲拉比阿（717—801 ）把纯洁无私的爱引进苏菲神秘主义，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变。它把真主与人的关系，由主奴关系改变为恋爱关系，使人从自认为奴的、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畏主的单一情感中解放出来，赋予苏菲修行者恋人角色的激情，把真主作为尽情喜爱的对象来膜拜。这种认知方式的改变，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对波斯苏菲情诗的繁荣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力。（这里“苏菲情诗”的概念泛指抒发对真主的爱恋之情的一切诗歌，非专指苏菲长老或苏菲人士写的情诗）。 苏菲的修行有动、静两种。“静”指闭关40日，静思冥想，“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心智展开翅膀翱翔；“动”指千万次重复不停的赞念，后来还在赞念中引入了音乐和舞蹈，加速精神恍惚，达到如痴如醉的境界。情感的高峰体验可以是激烈的，也可以是静虚的。不论激烈或静虚，都是一种痴迷的状态，这种痴迷状态对诗歌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柏拉图认为只有处在“迷狂”的状态下才能产生真正的诗。（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8页。）如果说波斯说理诗出自苏菲诗人们理性的认识， 苏菲情诗则发自诗人内心的迷狂。诗人们在用大量的说理诗训导教众的同时，把心中对真主的狂热爱恋的情感倾注在情诗中。他们把真主比作情人佳丽，把自己比作追求者，唱出了一曲曲秾丽缠绵的恋歌。 长篇恋歌的魁首当推内扎米。尽管内扎米也有苏菲诗人所擅长的短篇劝戒故事集《秘密宝库》，但最受人们喜爱的是其两部长篇爱情叙事诗《蕾莉和马杰农》和《霍斯陆和西琳》。这两部长诗不再是情节简单的劝戒故事，而有着完整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蕾莉和马杰农》取材于阿拉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爱情故事：蕾莉与马杰农各属不同的部族，两人因同窗共读而相爱，但遭到各自家族的反对，被强行拆散。在绵绵不断的痛苦相思中，马杰农渐渐丧失理智而疯狂。蕾莉抑郁而死，不久马杰农也随之死去。《霍斯陆和西琳》写的是萨珊国王霍斯陆娶异族之女西琳为后，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但两人热烈相爱，其间插入了石匠法尔哈德对西琳的狂热而执着的爱恋。这两个故事虽然写的都是广为流传的世俗的爱情故事，但作为苏菲修道者的内扎米把自己心中对真主的狂热爱恋倾注在诗歌中。马杰农因爱和相思而丧失理智陷入疯狂，正是苏菲修道者对真主痴狂爱恋的体现。霍斯陆与西琳之间的爱情的世俗味道较浓，但法尔哈德对西琳的爱则纯粹是苏菲修道者与真主之间的人神之恋。在内扎米之后，大量的苏菲诗人如贾米等用马杰农对蕾莉、法尔哈德对西琳的爱来诠释苏菲的神爱。 苏菲情诗中数量最多的是四行诗和抒情诗。四行诗体制短小，适合抒发刹那间的情感感悟，若用来说理，则会丧失诗歌的文学性，成为纯粹谈理的工具，因此，笔者认为说理的四行诗的文学审美价值较低。而抒情的四行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却很高，从本文前面所引的莫拉维的两首四行诗可窥见一斑。前面提到的各大诗人都擅长用四行诗体作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海亚姆的四行诗。（因对海亚姆是否具有苏菲思想争议较大，这里不作讨论。）抒情诗是波斯诗歌的一种特殊体裁，一般7 至15联，首联上下句押韵，以后各联的下句押同一韵。这种诗体韵律绵长，适合抒发充沛的情感。前面提到的各大诗人皆是抒情诗的高手，莫拉维、萨迪、内扎米、哈菲兹等皆有抒情诗集传世，其中以哈菲兹最负盛名。 哈菲兹的抒情诗是波斯中世纪诗歌的一个高峰，其对伊朗社会民众心理产生的深远影响延续至今，甚至，其“显示出精神的自由和最优美的风趣”（注：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 卷下册，226页。）的诗歌对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坛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哈菲兹抒情诗所蕴藏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大量的比喻、隐喻、双关语和同义词的运用使其很多诗作的内涵丰富而复杂，百人百释，千人千解。但作为一个在苏菲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哈菲兹虽非苏菲人士，其思想意识中苏菲色彩还是很浓厚的，其诗歌中大量的情诗完全可以看作是抒发对真主的爱恋之情。如： 心是盛她慈爱的闺房， 眼是映她美貌的明镜； 我没对两个世界低头， 却在她隆恩之下屈颈； …… 爱的王国欢乐的宝藏， 我之所有全是她馈赠； 何惧献上我自己和心， 只愿她在健康中长青；（注：笔者译自《哈菲兹诗集》，伊朗书法协会出版社1994年版，44页。） …… 因为人们对苏菲情诗已经形成了一种审美定式：描写男女相爱的可看作诗人在痴迷中“心见”真主，或已达到和真主合一的境界；描写失恋痛苦的则是指未得到真主的眷顾；描写不懈追求所恋佳人的，则象征诗人正努力追求与主合一的境界。我们固然可以把苏菲情诗作为世俗的普通情诗来欣赏，但这种苏菲情诗的审美定式，也使人们把波斯中世纪诗歌中一些可能并非描写神爱而是描写人间世俗爱情的诗歌，当成苏菲情诗来欣赏。 然而，哈菲兹的诗中又具有大量的反宗教的成分，很多诗歌对苏菲信徒进行抨击指责和挖苦讽刺，甚至还公然写出“如若哈菲兹的想法合乎伊斯兰教义，天呐，那彼世岂不真会代替今生”（注：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72页。）的诗句， 险些致祸。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不能因哈菲兹诗中的反宗教成分而否定诗人的基本宗教信仰和苏菲思想意识。诗人所反对的是那些表面清高，内心并不虔诚的欺世盗名的宗教人士，当时的社会中确实有不少这样的虚伪的苏菲信徒；反对的是某些束缚人的具体的教条，因为哈菲兹天性落拓不羁，崇尚自由。 爱情是世界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苏菲情诗尽管表现的是一种神爱，但不论是精神的爱还是世俗的爱，“由于忘我，爱情的主体不是为自己而生存和生活，不是为自己操心，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另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自己”，（注：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卷，327页。）因此在人身上所唤起的情感体验是一致的，这正是苏菲情诗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同欣赏和接受的重要原因。 四 苏菲思想对波斯诗歌的影响，不仅直接表现在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上，使苏菲思想成为波斯中世纪诗歌的主流思想，而且使波斯诗歌的总体风格发生了根本改变，由9、10世纪激昂慷慨的阳刚美， 转向平和自然或秾丽婉约的阴柔美。因为时代的审美风范会直接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会体现出时代的审美特征。 平和自然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说理诗中。萨纳伊、阿塔尔、莫拉维、内扎米、萨迪和贾米身为苏菲长老或苏菲人士，肩负着言传身教的责任，因此他们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宗旨的说理诗的风格总体上都比较自然平和，好似一位慈祥的老人的谆谆教诲，把艰深的哲理用平易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即使连引数物类比，也没有排比所惯有的气势。 秾丽婉约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苏菲情诗中。“秾丽”主要表现在语言上，运用了大量感情色彩浓烈的词语，诸如炽热、痛苦、泣血、烈焰、芳香等等。“婉约”则表现在叙写角度上，苏菲情诗几乎全是从诗人自己的角度即男子的角度来描写心中的佳人。本来，“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52页。）从此妇女就处于从属的被动的地位。男人对女人的追求，不论多么曲折多么被动，从根本上说，男人是征服者，女人是被征服者。然而，苏菲情诗中的“佳人”却是至高无上的真主，追求者实际上是被征服者，因此少了男人作为征服者所惯有的豪情。并且，苏菲情诗中的强烈主观抒情与普通情诗的强烈感情抒发不同。普通情诗的热情澎湃或温柔缠绵是一种现实的或现世的情感，而苏菲情诗的热情却是一种心灵创造的境界中的情感，唯其对象是真主，因而格外婉约缠绵。 朱光潜先生曾说道：“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注：转引自徐葆耕著：《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9页。）苏菲说理诗和情诗的主旨虽然或在宣传宗教或在抒发宗教情感，但诗人们高超的艺术才能使宗教思想与诗歌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可以说，是诗的艺术魅力支撑了苏菲思想在波斯文化中的兴盛，反过来也正是深厚的苏菲思想支撑着波斯中世纪的诗歌成为世界瑰宝。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