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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阿拉伯文学关注六十年 宗笑飞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往来溯源已久。《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在描写张骞出使西域之行迹时，曾谈到，“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觽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其注释中还说，“正义汉书云：‘条支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瓮。’” 此为中国古籍中有关阿拉伯的最早记载和描述。条枝即为中国人对阿拉伯人的称谓，乃是沿袭波斯人的称法。司马迁还曾于《史记》中提到“大秦”，即现在的埃及。然而，严格来说，司马迁时代的阿拉伯地区，其文学还没有兴起（彼时，阿拉伯半岛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而北非的埃及亦未被阿拉伯人征服，其所属文明也不能称为阿拉伯文明）。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文学，直至公元五世纪才发韧于阿拉伯半岛，后衍及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诸国。司马迁对条枝的描述，反应了中国人对阿拉伯的初步认识。《史记》之后，分别有《汉书·张骞传》、唐时期《新唐书·大食传》、杜环之《经行记》等典籍曾简略记述过阿拉伯国家。然而，古代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交流多以商贸为主，其文化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医学、天文学等科技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及研究之作实属凤毛麟角。近代以降，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专门针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才真正展开并发展、成熟起来。本文旨在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60年来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与研究的梳理，分析其基本特征与发展脉络。 一 毋庸置疑，关注外国文学，翻译早于研究。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关注同样具有这一特色。早在上个世纪初，国人就开始关注诸如《一千零一夜》、纪伯伦等阿拉伯国家的经典名著、名家。这种关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日渐密切。然而，由于地域、语言的阻隔，1978年之前，较之西方文学经典名著译作的纷至沓来，被翻译过来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仍是屈指可数，且主要集中在宗教典籍和古代经典、民间文学作品上。这一阶段比较出色的译作主要有《古兰经国语译解》（时子周译，台北中华学术院回教研究所1958年出版）；《一千零一夜》三卷本（纳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8年出版）,该译本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间曾多次再版。1978年之前，被翻译过来的现当代阿拉伯文学作品为数不多，较重要的当属阿拉伯文学之柱塔哈·侯赛因的《日子》（第一、第二部，秦星译，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纪伯伦的《先知》（冰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沙与沫》（冰心选译，《世界文学》杂志，1963年）等等。 1978年后，中国对阿拉伯文学作品的译介呈现出新面貌，被介绍作品的时间跨度逐渐拉长，涉及作家范围逐渐扩大，从知名作家到新兴作家，从经典作品到时下新作，从严肃文学到通俗文学，各种阿拉伯文学作品的译著都开始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除少数译作外，大部分译作都能够准确地呈现原作风貌，译文或通俗流畅，或典雅清新，具有较高的语言艺术水平。对重点作家、重点作品的翻译更是不断更新，一方面适应读者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翻译水准上力求不断实现突破和进步。例如，自1927年以来，我国共出版了11种版本的《古兰经》译本，其中建国后出版的有四种，而这其中有三种都是1978年后出版的。[①] 1982至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8年《一千零一夜》翻译版本的基础上，又出版了该巨著六卷册的全译本，对前一版本做出了修订，译文质量也有明显提高，这也是我国问世的该民间经典著作的第一部全译本。继其之后，比较经典的翻译版本还有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多人合译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集》；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仲跻昆、郅溥浩译之《天方夜谭》；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维中译的《一千零一夜》全译本等等。除了这部民间巨著，近代阿拉伯文坛巨擘纪伯伦作品的关注度也随着中国东方情节的加重而急剧飙升，多版本的全译本相继亮相，出版年代较新，堪称经典的有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冰心等译的《纪伯伦全集》。1988年，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更掀起了国内阿拉伯学者翻译、研究其人其作的激情，从其获奖至今的二十年来，几乎他的所有小说、随笔都被翻译成了中文。不惟如此，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也都有了中文译本。截至目前为止，共有上百部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其中80%都是1978年之后翻译的。 此外，对阿拉伯文学史的翻译也是一项颇具意义的工作。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陆孝修、姚俊德译的《阿拉伯文学简史》，该书原作出版于1926年，介绍了公元五世纪至18世纪的阿拉伯古代文学史。作者虽为英国学者汉密尔顿·阿·基布，但该书的翻译却堪称中国学者关注阿拉伯文学史的早期成果。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振中译之《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作者邵武基·戴伊夫乃埃及著名学者。该书内容翔实、观点严谨，细致地介绍了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的埃及文学，与《阿拉伯文学简史》堪称姊妹译著，使中国读者可以对阿拉伯文学之发展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阿拉伯文学史译著中，堪称代表作的则为郅溥浩翻译之《阿拉伯文学史》（黎巴嫩 汉纳·法胡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书作者为黎巴嫩人，在选取作家作品时，他立场客观，避免以浓重的伊斯兰色彩来选取作家，力求全面介绍阿拉伯文学的名家名作，弥补了许多宗教色彩浓重的文学史之不足，可谓内容翔实、评价中肯。当然，因选取角度不同，对有些民间故事如《一千零一夜》等则未给予足够关注，此乃该书不足之处。译者郅溥浩的翻译亦是严谨、精确，准确地为中国读者呈现了原作的内容，使得这本书成为近30年来研究阿拉伯文学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二 如果说，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始自上世纪初，那么对其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且最初均为一些介绍性文章。1956年，马坚为纳训译的《一千零一夜》作序，以此拉开了我国建国后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序幕。但截至1980年，我国专门研究阿拉伯文学的论文廖若星辰，且仍以介绍为主，此阶段可称为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初级阶段。如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出版《东方文学专集·一》，其中收录了《阿拉伯儿童文学简况》、《苏丹现代戏剧概况》、《阿拉伯文学及其在世界几大文学中的地位》、《现代黎巴嫩文坛新人》等四篇有关阿拉伯文学的文章，其中后两篇为译文。这些文章虽然都以介绍为主，但它们拓宽了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空间，并对今后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之功用。 1980年后，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论文数量不断增多，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并不断成熟。到2008年为止，共刊出论文近500篇。综合来看，这些论文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覆盖面由单一到全面，由介绍性文章，逐渐发展到具有一定研究水平的专业论文，且论述的涉及面不仅包括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也开始注重对古代阿拉伯文论、近现代电影等多方面文艺形式的研究。所涉及作品国别众多，涵盖了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海湾国家等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通过对自1980年以后到如今30年来的论文进行大致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渐变的发展到1995年以后渐至成熟的巅峰。例如，在1980——1989年的10年中，我国发表的有关阿拉伯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130篇，其中关于《一千零一夜》的就有11篇之多，为单部作品研究之首，其次为纪伯伦作品研究，约有7篇；国别文学中，关于埃及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多达39篇（其中，又因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于1988年获得诺贝尔奖，仅研究他的文章就有20篇），而其它国家作品的研究力度就大为逊色，仅有黎巴嫩、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少数几个阿拉伯国家受到关注。这十年间的论文虽然较为丰富，但覆盖面不算宽广，关注角度、研究手法也较为单一。而这种现象在1990——1999年的10年间就大为改观，这一阶段不仅论文数量激增，涉及范围也大为拓宽，除了上述重点作家作品仍是关注中心外，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重要作家都走进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这一时期，随着介绍、研究的深入，还出现了一些较出色的比较研究论文，如《纪伯伦与闻一多创作的主旋律：爱、美与死》（凤鸣著，载《国外文学》1993年第3期）、《阿拉伯阿拔斯“苦行诗”与中国唐宋“出家诗”之比较》（分上、中、下三篇，齐明敏著，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冬之卷、1994年春之卷、1994年秋之卷）、《纪伯伦作品中的“狂”及其内涵的延伸和演变——兼与鲁迅<狂人日记>比较》（郅溥浩著，载《国外文学》，1994年第1期）、《盛世诗人艾布·努瓦斯与李白》（林丰民著，载《东方论坛》，1997年第1期）等等，这几篇文章或从艺术手法、或从语言意境、或从意义内涵等角度探讨了原作与中国文学作品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是早期中阿比较研究中较出色的文章。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论文更是数目繁多，内容丰富，且研究手法也渐由生涩走向成熟，许多专题研究也逐渐深入。种种现象都表明，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已摆脱了最初重视经典文学的束缚，开始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二、对重点作家、重点作品的研究逐渐深入化。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阿拉伯宗教经典《古兰经》的介绍和研究。《古兰经》作为阿拉伯文化极具特色的宗教和文化经典，历来都受到国内翻译界和研究界的重视。我国对其的翻译由来已久。而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渐展开，对它的研究也成了文学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刊出了《<古兰经>的文学探讨》（陆孝修、王复著，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古兰经》的文学价值及其对阿拉伯散文发展的影响。此后，研究学者们从多角度、多视点出发，研究《古兰经》这部阿拉伯文化、宗教、哲学经典。也有学者将其与其它宗教经典或史诗相比较，以此探寻其折射出的特殊历史、人文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如《<吉尔伽什>史诗、<旧约>和<古兰经>中洪水传说及其相互联系》（孙承熙著，载《中国比较文学》1989年第3期）。虽然，研究《古兰经》的论文其数量及影响都无法与其译本相比，但作为一部代表性经典著作，对它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随着建国后阿拉伯文学经典《一千零一夜》的节译本、编译本、全译本等多种译本的相继问世，我国也掀起了对其研究的热潮。从1979年到目前为止，有关《一千零一夜》的研究文章就有近40篇，其中有些论文着重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中所折射出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或是经济面貌，也有些论文或从平行比较的角度，或从影响比较的角度出发，研究其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关系，这方面论文比较出色的有《<一千零一夜>和中国文学》（郅溥浩 《阿拉伯世界》1986年2月）、《<一千零一夜>与中国》（伊宏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9辑》 1984年）等等。另外，学者郅溥浩还撰写了多篇文章，对《一千零一夜》中的多个母题进行了详尽分析，还将其与印度佛经文学、中国民间文学相类比，发现了许多有待深入研究、挖掘的比较点，诸如“终身不笑者的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妙音”、“侍卫和泼妇”与中国的“巧脱”之比较等等。在这方面，他取得了前人未及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其25万字的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中。该著作在我国《一千零一夜》研究史中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大大深化了学界对这部文学巨著的认识，对后世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第三，对著名的黎巴嫩旅美作家纪伯伦的研究，也是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论文共有约30篇，主要分别从美学、文艺学、哲学等方面对纪伯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尝试挖掘其作品蕴含的艺术价值，也有学者将其与中国庄子哲学思想、闻一多的文学作品或是鲁迅《伤逝》、《狂人日记》等进行比较。遗憾的是，研究纪伯伦的论文数量虽不算少，但其深度和广度还十分有限。目今为止，除了伊宏所著的《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海南出版社，1993）外，国内尚无理论、深入地研究纪伯伦的专著问世。然而事有利弊，这些不足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第四，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界对埃及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马哈福兹给于了极大关注。我国对这位埃及作家的译介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早在他获奖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李琛就开始关注这位作家，并曾写过《纳吉布·马哈福兹与埃及电影》（《阿拉伯世界》 1984年2月）一文。该文章是国内第一篇研究马哈福兹的文章。马哈福兹获奖后，有关其人其作的研究文章纷纷问世，仅1984——1989年6年时间，就有17篇。此后，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热潮始终居高不下。据粗略统计，自1978年以来近三十年中，研究他的论文共有约80篇，为国内阿拉伯专题文学研究之首。许多学者将其与日本的川端康成、中国的鲁迅、巴金等进行比较，试图探析其作品内在的社会和思想蕴含，多数文章都以分析马哈福兹对社会、宗教的批判精神为主，纯文本研究的理论深刻的论文仍属少见。2009年，邹兰芳所写论文《“风景之发现”观照下的<自传的回声>》，从日本批评家提出的“风景之发现”理论出发，分析了马哈福兹作品中的诸多影像，堪称角度新颖、立论较为深刻的论文。2008年出版的一部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专辑《大爱无边》（张洪仪 谢杨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问世，其中收录的多为早期研究成果，新意尚乏。这是我国马哈福兹研究的一大缺憾，但同样，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四个特点随着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成熟而渐渐淡化。特别是对《古兰经》、《一千零一夜》、纪伯伦等人的研究，其重要成果基本集中在1995年之前。1995年之后，随着学界对阿拉伯国家文学关注面的愈加宽广，研究上述三个主题的论文也逐渐减少，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正在向多方位、多角度、多手法的成熟迈进。 然而，由于语言、地域的距离原因，由于国内研究阿拉伯文学人员的数量原因，也由于出版等多方面条件之限制，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仍属薄弱，因此，近60年来出版的研究专著屈指可数，且多为普及介绍类的读本，其中较为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出版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李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6月）。这部著作从神秘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宗教与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关系，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堪称新颖、深刻，并且，这种单角度深入切入的研究方式也标志着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除此之外，仲跻昆所著之《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 2004年11月）可以看做是国内阿拉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成果。作者呕心沥血，经过详尽地资料搜索，历时多年完成了该巨著。全书共约50万字，分为五编。其中第一编第一章对阿拉伯古代文学史进行了梳理和回顾，随后即以地理区域为划分依据，对阿拉伯现当代文学进行了详尽介绍。该巨著主次清晰、介绍详尽，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重点作家，是目今为止国内唯一一部中国学者所著的百科全书式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也使中国学界摆脱了过去只能通过阿拉伯语原文史学著作或是译作了解其文学面貌的限制，增进了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学者仲跻昆对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贡献颇丰，不仅曾写过多篇论文，对文学史之研究更是竭尽毕生之经历，这部著作是其对前期成果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之莫大贡献。 1987年，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者发起成立了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该研究会每年定期召开学术会议，给国内的阿拉伯文学研究提供了交流信息、互助互进的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部分高校还常常组织各种学术往来，为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提供了尚好良机。例如，2007年，埃及当代最富盛名作家之一的哲麦勒·黑托尼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请访华。同年他两部作品的中文译本《宰阿法拉尼区奇事》（宗笑飞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落日的呼唤》（李琛译，南海出版社，2007年）就相继出版。2008年，叙利亚旅法诗人阿多尼斯应北京外国语大学之邀访华，当此之时，其诗歌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薛庆国译 译林出版社 2008）中文译本出版。该诗人之诗作还荣获了2009年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这些都加强了中国读者与阿拉伯作家的直接交流，进一步推动了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发展。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已过去60载光阴。正所谓：“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尽管六十年来，相较之浩如烟海的阿拉伯文学作品，目前中国研究界的努力成果还是微乎其微，许多文学领域之研究至今也仍属一片空白，且无法与中国的西方文学研究之丰硕成果相比拟，但多年的积累毕竟为阿拉伯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平台，是国内学界得以在累土不辍的基础上，不断深入、扩展，以期今后取得更大成果。 [①] 参见《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王向远 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2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