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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对巴赫金文论的接受，凸显出三大特点：其一、基于多语种多学科的参与，已形成巨大的覆盖面；其二、源于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实践之有效结合，已产生较强的可操作性；其三、缘于既能与当代国外各种文论思潮学派理论资源相对接，又能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应合，已生成富有弹性的参与性与富有潜能的生产力。对巴赫金文论的接受，堪称外国文论中国化实践中的一个成果相当丰硕内涵十分丰富的案例。 关键词：巴赫金文论 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接受 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拿来”与接受，可圈可点。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多声部”、“参与性”、“外位性”，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狂欢理论”，“话语理论”，已得到中国学者积极阐发与运用，被运用于中外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被运用文学与文化理论建构。被运用于文学学自身的建设，也被运用于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反思，成果十分丰硕。如果说，“复调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叙事学、小说诗学与美学探索，“对话理论”激活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学乃至整个人文研究反独断反霸权的自由精神与独立品格，“狂欢理论”的应用深化了当代中国学界对经典文本深层意蕴与文化价值的发掘，那么，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探讨，正在推动当代中国学者对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知识生产机制的探究，“巴赫金理论的语境研究（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则以其丰厚的“互文性”，将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卷入当代世界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科学多种思潮流脉、学派学说交织纠结而互动共生的的文化场。 巴赫金的思想与学说，在极大地开拓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思维空间，在积极地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思想解放与变革创新。当代中国对巴赫金文论的接受，凸显出三大特点：其一、基于多语种多学科的参与，已形成巨大的覆盖面；其二、源于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实践之有效结合，已产生较强的可操作性；其三、缘于既能与当代国外各种文论思潮学派理论资源相对接，又能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应合，而已生成富有弹性的参与性与富有潜能的生产力。这些特点使巴赫金文论在中国的旅行成为中外文论交流的一道亮丽风景，堪称外国文论中国化实践中的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空间极为开阔的平台，一个成绩相当可观、内涵相当丰富的案例。[2] 这一平台，生动地映射着中国文论界对国外文论的拿来与借鉴的曲折印迹；这一案例，典型地折射着文学理论在其跨文化旅行中被吸纳也被重塑，被传播也被化用的复杂境遇。 限于篇幅，本文且对当代中国巴赫金接受的两大特点：一是多语种多学科的辐射与覆盖，一是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有效结合，作一次梳理。 （一）多语种跨学科的辐射与覆盖 1．文献译介上多语种的投入 巴赫金原著（至少15种）的翻译 [3]，从单篇文章、单本著作、单部文选到整套全集，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文论教学研究的几十位知名教授与著名学者的投入，不仅有《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这样的著名刊物的支持，而且得到北京三联书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等知名出版机构的支持。 多种巴赫金评传（至少三种）的汉译 [4]，其承担者，有懂俄语的译者，也有懂英语的译者。多部国外学者论巴赫金的著作的汉译（ 至少三种）[5]，则是由从事法语语言文学与日语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来完成的。多篇国外学者评论巴赫金的论文的汉译（ 至少十二种）更是有多语种的译者来承担的。有译自俄文的（苏联学者与俄罗斯学者），也有译自英文的（美国学者、英国学者、加拿大学者），还有译自法文的。[6] 2.学术交流上多学科的互动 以巴赫金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5次），从为期一天的单边小型研讨 [7]，到为期两天的双边中型研讨 [8]，再到为期三天的多边大型研讨 [9]，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但均以巴赫金的理论学说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乃是名副其实的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自外国文学界从事俄罗斯文论、法国文论、德国文论、英美文论研究等不同语种的研究者，来自文艺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语言学、美学、哲学、历史学等不同专业的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着巴赫金的理论遗产，来探讨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艺术学理论、美学理论、哲学理论、文化学理论，话题涉及文史哲等多种人文学科。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在巴赫金研究这一平台上得以实践，中外人文学者之间生动有效的对话沟通与互识互动，得以在巴赫金研究这一平台上得以实现。 3.学术成果上大面积的覆盖 以巴赫金理论学说为博士学位的论文（至少15部），覆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余所堪称中国人文学科重镇的外文系、中文系、哲学系的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专业。这些学位论文涉及俄语文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汉语言文学，辐射到多语种多学科研究论域，在生动地印证巴赫金研究的多语种性、跨学科性。[10] 外文系尤其是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在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中成功地承担起引领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语文学专业的张羽教授、复旦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夏仲翼教授、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彭克巽教授最先从“复调小说理论”关注巴赫金学说。1979年，彭克巽在其“苏联小说史”课程中就有一讲评介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1981年，夏仲翼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文章中已提及“复音调小说”[11]；1982年，夏仲翼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12]，并发表阐述小说复调结构的论文 [13]。其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刘宁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白春仁教授陆续培养了一批以巴赫金学说为其学位论文论题的博士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多年开设全校研究生选修课“巴赫金专题研究”。 中文系尤其是“文艺学”专业，表现出对巴赫金理论经久不衰的浓厚兴趣。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必修课多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作为精读文本逐章讨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将巴赫金文论列入文艺学专业博士论文课程。 主要是在外文学院与文学院教授的悉心培育下，以巴赫金理论学说为专题来完成其学术训练的文学博士，在不断出炉。同时，一些钟情于巴赫金理论的学者之“自选题”专著也在不断面世（至少有8部）[14]；1979—2009这30年里，中国已经刊发的“巴赫金研究”论文，至少也有600篇。这些论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苏联文学》、《俄罗斯文艺》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其中，《外国文学评论》与《世界文学》在巴赫金理论译介与评论上尤其发挥了引领作用。 巴赫金其人其文，进入了钱锺书、钟敬文等一代鸿儒的学术视野，已成为钱中文、吴元迈、胡经之、童庆炳等著名学者著书立说的重要理论资源，已成为当代中国高校文学专业、美学专业、哲学专业众多研究生的研究课题。读者不仅可以在评述苏联文艺学派或苏联美学的专著中找到专论巴赫金的专章 [15]，而且可以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外国文论简史》、《20世纪西方美学》、《西方美学通史》这些文科教材中读到论述巴赫金理论的章节 [16]。检阅刊物上的“巴赫金研究”论文与教材中的“巴赫金学说”章节，图书馆书架上的“巴赫金研究”著作，不难看到：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译介与阐发，辐射到多语种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多学科的汉语言文学研究，辐射到语言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美学研究、哲学研究，甚至民俗学研究，巴赫金理论学说在当代中国高等学府已经“登堂入室”，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几乎是无人不知巴赫金。巴赫金研究可谓当代文论界的一大显学：巴赫金学。 在当代中国巴赫金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有一些学者因其勤于开采而实绩卓著，精于吸纳而建树丰硕，立下了开拓者与领路人的功勋。钱中文之于汉语世界的巴赫金学，正是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这样说，不仅仅因为中国第一篇从文学理论视界正面解读巴赫金学说的论文出之于钱中文笔下[17]，汉语世界第一部《巴赫金文集》系钱中文主持，钱中文不断发表以巴赫金文论为话题的文章，积极参与国际与国内学界围绕巴赫金的学术争鸣，而且更因为钱中文的巴赫金研究路径独特，视界宏放。这路径，这视界，其表现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有宏观的整体性眼光而又善于“精”----紧扣巴赫金理论学说关键词的涵纳而一步步逼近其学理性的核心思想；其二，坚持立足于第一手资料而又善于“出”-----直面理论园地的现实而富于鲜明的问题意识；有宽广的学术视野而有善于“立”-----勇于在对话中吸纳又富于独立的理论建构激情。钱中文的巴赫金研究，由叙述学界面切入“复调理论”，由文学学界面切入“对话理论”，由文化学界面切入“外位性理论”。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这一解读路向，既不断推进而走向精深，又不断拓展而走向宏放，与巴赫金本人学术探索的内在理路是相吻合的，它基本上还原了由“小说学”至“文学学”，再由“文学学”至“哲学人类学”的大思想家巴赫金的心路历程。这一探索，堪称是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在多学科互动中大面积覆盖的一个缩影。 （二）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有效结合的平台 1. 复调理论的解读与运用 当代中国学界对复调理论的解读，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起点：其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起点，其重心在于考量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氏小说艺术的关系；其二，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起点，其重心在于阐说复调理论所负载的多种思想价值；其三，以复调小说为起点，探讨小说艺术新类型。历时地梳理，当代中国学者对复调理论的解读，经历了这三个不同起点的转移。共时地考察，以这三个起点而展开的探讨，也是复调理论在中国旅行的三种形态。 当代中国学界最早是将巴赫金作为一个提出“复调理论”的小说理论家来发现的，最早是将巴赫金作为一位以复调理论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俄罗斯文学专家来接纳的。然而，很快“复调理论”就超越了一个大作家的艺术世界之诗学特征的概括，而向其他的界面辐射，成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的概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概括。学者们不仅仅关注巴赫金运用复调理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作了独具一格的解读，更加推重复调理论所负载的思想价值，更加推重复调理论所内涵的艺术思维方式。论者看待复调理论的起点不同，着力点不同，便有了对复调理论的多种解读，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论争。 论争的焦点是复调理论的核心问题：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这首先体现为“主人公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主人公能否脱离作者的控制”？也体现为对多种“作者身份”的辨析。《外国文学评论》曾于1987年与1989年两度组织以巴赫金复调理论为专题的对话争鸣。争鸣中，有学者认为，作品主人公的“独立性最终要受到作者意识的制约”，“作者与主人公平等对话的立场”颇为可疑 [18]；有学者看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交流、每个主体的声音都具有独立思想价值这一观点，投射到文学文本中就成了作家和主人公、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这种关系确实在陀氏的创作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复调更应被理解为小说家的一种艺术思维方式[19]；在艺术思维方式这一界面上来谈论复调理论，还见之于一些并不推崇复调理论的文章。有学者认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顶多只是停留在复杂化了的真正抒情原则上，从属于较高的艺术思维方式或艺术时空间观念层次[20]；有学者将复调理论理解为一种读书方法而不是创作理论[21]；有学者则认为，复调关系实际上讲的是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 [22]；将复调理论视为一种读书方法也不失为一种阐发；将复调理论视为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则使对复调的解释适用于任何小说，已超越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界限。理解复调小说的关键点应是：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 [23]。经过这场围绕复调理论的争鸣，巴赫金复调理论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得到了初步的呈现。此后，复调理论上的探讨继续深化，争论在延续。《复调小说理论研究》的面世，就是一个印证。对于复调理论的存疑是这本专著的一个特点。陀氏小说世界与巴赫金复调理论之间的“分野”依然受到关注。有些学者将这一“分野”纳入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局限性来加以思考。这类文章，与其说是在探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如说是在研究陀氏的复调艺术。另一类文章的重心则向巴赫金复调理论后移，以这一理论自身为焦点。也有学者不再关心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氏小说世界吻合与否，而着眼于探讨一般的复调小说，由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转向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复调理论。 复调理论中最有争议的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在这里，“主人公的独立性”是理解这一关系的一个焦点；“作者身份”也是一个关键。钱中文将巴赫金的“作者”区分为哲学意义上的行为主体与美学意义上的创作主体；[24] 有学者则认为，复调小说里“作者”分裂为“本文作者”与“现实作者”两种存在形态，作者身份本身具有复调性，可用“复调作者”来概括。[25]有学者从复调理论与宗教之间的关联切入，认为巴赫金赋予其“作者”之于主人公的关系，类似于上帝之于人----既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同时又是平等对话的关系，这也正是巴赫金借宗教思想在其建立的复调模式中要表达的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26] 对于复调理论的多种解读之所以发生，归根结蒂还是缘于复调理论本身具有丰厚的内涵。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小说体裁理论，而且具有多重意指。 有必要对巴赫金文论建构中这一核心话语的不同内涵进行梳理。应该看到，复调小说理论，只是巴赫金“复调说”的思想原点。其实，巴赫金笔下的“复调”既指文学体裁也指艺术思维，既指哲学概念也指人文精神；“复调”在巴赫金笔下是一个隐喻。巴赫金本人曾提请人们不要忘记“复调”这一术语的“隐喻性出身”。正是这一隐喻性，使复调由隐喻增生为概念，由术语提升为范畴，其含义不断绵延。在文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小说结构上的一种特征，因而有“复调型长篇小说”；在美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艺术观照上的一种视界，因而有“复调型艺术思维”；在哲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建构真理的一种状态，因而有“复调性关系”；在文化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主体权利的不同个性以各自独立的声音平等对话，在互证互识互动互补之中共存共生的一种境界，或者说，复调是类似于“和而不同”的一种理念，因而有“复调性意识”。[27] 也有学者在不同的“复调”概念的比较中，来探讨复调概念由巴赫金再到昆德拉这一一内涵不断延扩的过程，来预见复调艺术思维随着当代小说创作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28] 可见，当代中国学者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解读在不断深化，阐发视野在不断扩大。在这种阐发中，有误读，也有过度诠释；有误解，也有误差。譬如，将复调理论解读为多重结构、多重情节，而未抓住复调理论的核心是多元价值观、多重独立思想的平等共存，多声部争鸣，离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本原内涵相去甚远，而走向将巴赫金的“复调”“泛化”或“简化”。然而，围绕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这些探索，毕竟大大开拓了思维空间。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已经进入当代中国文论界的理论话语和批评实践之中。巴赫金的复调观点作为一种理论资源，被不断征引。这一应用，体现为一些学者对复调理论之于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加以阐发。有文章认为，复调理论对中国当代小说思维有启迪意义，“指明一条拓展小说审美观照的版图与艺术空间的广阔道路”[29]；这一应用，也体现为更多的学者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直接运用于文学文本的具体解读：复调理论在激励读者从一元思维所掩盖的文本世界里听出“多种声音”。 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运用涉及从古代作家到现代作家乃至后现代作家的一些名作。当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已经离不开“复调”、“对话性”、“多声部性”这样的标记性话语；复调理论更被积极地运用于英语文学、德语文学、法语文学、意大利文学、甚至汉语言文学。当代中国学者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十日谈》、《浮士德》的解读中，有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运用。一些论者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读出复调因素。至于艾略特《荒原》的复调解析，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复调特征，乔伊斯小说的对话性，已然是不少评论文章的论题。有学者关注卡夫卡的《城堡》的“对话性和复调特征”；[30] 有学者认为，“那些既代表社会阶层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狂欢化的朝圣旅程，使《坎特伯雷故事》在本质上成为多种声音对话的复调作品。”[31] 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推动了研究思路的拓展。严家炎认为鲁迅小说就是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的；[32] 一些当代批评家在巴金的《寒夜》、卞之琳的新诗、钱锺书的《围城》读出复调艺术，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承志的《金牧场》，高行健的剧作、舒婷的诗歌里听出“复调和声”。 2.对话理论的阐发与运用 从学术探索的逻辑上看，对复调小说理论的深入考察必然引导学者们一步步逼近这一理论的思想核心----多声部性、主体间的对话性。及至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学者纷纷进入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阐发。一些阐述巴赫金理论的文章标题中醒目地出现了“对话”、“对话主义”、“对话理论”这一主题词 ；[33] 甚至出现了阐述“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的专著 [34]。如果说，复调理论解读比较集中地考量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聚焦式探讨，那么，对话理论研究则更多地是一种阐发与运用，大多是一种发散式探讨。学者们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阐说为：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对话主义的文化理论、对话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对话思想、对话思维、“大对话”哲学理念。[35] 学者们多方面地探讨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价值。有学者从对话理论获取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 [36]；有学者认为，巴赫金对话理论意义超出文学范围，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37]；有学者看到，巴赫金不仅把“对话论”应用于各学科研究，还将之上升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哲学基础 [38]；有学者指出，巴赫金的“对话”模式具有思维革命的现实意义[39]。 然而，正面地梳理巴赫金对话理论内涵的文章，相对较少。[40] 更多的是对话理论的阐发运用。在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运用上，有学者认为对话原则应延伸到所有艺术形式之中 [41]；但也有文章指责对话理论夸大了对话所赋有的重大意义，在颠覆旧的话语霸权时又形成新的话语霸权。 对话理论的阐发与应用何以出现这样的格局？这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植根于其语言哲学，植根于其话语理论不无关联。泛泛地谈论“对话”-----提倡主体间平等、多声部争鸣，比较容易。要深入探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内在理据，还必须立足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必须梳理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些关注巴赫金语言哲学中的“对话主义”的文章，关注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内在的对话机理的文章 [42]，堪称当代中国学者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阐发开始走向深入的一种标志。 3、狂欢理论的阐发与运用 “狂欢理论”是另一个影响广泛的学说。这一学说内容庞杂，涵盖面极广。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孕生于其复调小说体裁渊源研究。当代中国学者对“狂欢理论”的关注，最早也是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进入的。在“复调理论”登陆中国之际，就有学者注意到“狂欢理论”，并对其基本要点作了概述 [43]。不过，“狂欢理论”研究之全面展开，要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及至世纪之交则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至少出现了4部专著，它们都是以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而撰写的。 《巴赫金狂欢诗学研究》（2000）的作者夏忠宪，是国内巴赫金研究队伍中“狂欢理论”主要开采者之一。她在这部专著里，从历史诗学、体裁诗学的角度来剖析“狂欢化文学”的重要特征，论述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对文学、文化、哲学、美学诸方面的多重启发意义。作者着力强调巴赫金以“狂欢化思维”在颠覆中建构一种新话语体系。这是一种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也以“狂欢诗学”为题的另一部专著-----《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2001）则更多地是一种重在诠释解读的阐发。作者王建刚认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其对话理论的逻辑必然。巴赫金揭示狂欢文化内涵，剖析狂欢文化的内在机理，是为对话理论的发生提供一种内证。在《巴赫金的理论和<坎特伯雷故事集>》（英文版，1999 ）作者刘乃银看来，乔叟笔下的朝圣正是巴赫金所说的最基本的狂欢行为，即狂欢节日的“模拟加冕”。香客乔叟具有狂欢的参加者与事件叙述者的双重身份，体现了客观的作者立场：让不同人物充分表达自已的观点。通过运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具体解读《坎特伯雷故事集》，作者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巴赫金理论作为文学文本批评工具的可操作性和优越性。与刘著相比，还有一部专著更直接地运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解读一个作家的文学世界：《狂欢化与康拉德的小说世界》（英文版，1999、2004）作者宁一中细致地论述了康拉德小说中的狂欢化特征，尤其是运用“狂欢理论”对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进行细读，精彩地解读了吉姆从成为“爷”到其“爷”位之被颠覆的过程。 除了这些专著之外，以“狂欢理论”解读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单篇论文，难以计数。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主要是在他对拉伯雷的文学世界的解读上建构起来的。我国法国文学专家吴岳添分析了欧洲第一部长篇小说《巨人传》的艺术特色，回顾了狂欢化这种文学现象在法国文学中的演变过程，为全面理解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有益的参考。[44] 象拉伯雷一样，果戈理的文学世界也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一个文本据点。巴赫金当年在其学位论文中，认为“果戈理的笑与讽刺作家的笑不可同日而语”。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式的笑”来解读果戈理文学世界的艺术魅力，是今日果戈理研究的一大亮点。我国的俄罗斯文学专家认为，笑的锋芒在果戈理笔下“指涉客体”而又“反顾主体”，“鞭挞具体”而又“弹劾一般”，“抨击个别”而又“敲打普遍”，这种笑渗透着引人入胜的戏剧性与发人深思的悲剧性，浸透着鲁迅先生所说的“不可见之泪痕”。这也许正是果戈理之“含泪的笑”那撩人回味促人沉思的魅力之所在。[45] 一如外国文学研究界，中国文学批评界对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也给予了热烈的接纳，在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与运用上甚至更为积极。有学者在狂欢化视角下审视《水浒传》的狂欢化因素 [46]；有学者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对《红楼梦》从民间节庆的、狂欢场景上加以重新解读[47]；有学者借鉴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反思晚清“谴责小说”，重审其“闹剧”意义，以对照“五四”以降多数评者使用的“讽刺”模式 [48]；有学者将鲁迅笔下的民间世界比附为巴赫金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狂欢节中发现的“狂欢”世界；[49] 有学者在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镜照下，重读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同类文本；[50] 有学者运用“狂欢理论”分析萧红、莫言的文学世界。[51] 巴赫金所说的“狂欢”，首先是指民间文化，是富于活力的下层民众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巴赫金的狂欢概念内涵有两个层次：狂欢现象与狂欢化的文学现象。巴赫金是通过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狂欢描写，揭示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巨大的人类狂欢热情，从而得出他的文学“狂欢理论”。钟敬文看出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对中国的狂欢文化现象的研究很有启示。[52]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受到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研究者的欢迎，是不难理解的。有学者借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进行透视。[53] 然而，在所谓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中，对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普遍套用与随意滥用，与巴赫金的“狂欢”本原内涵已经相去甚远。在影视研究、传媒研究、时尚研究、流行音乐研究、通俗文学研究中，巴赫金的“狂欢”思想尤其受到偏爱。许多文章被冠以“狂欢”之名，许多言说涌动着“狂欢”话语。甚至有文章用巴赫金“狂欢理论”来分析美式摔跤中身体的狂欢，有专著用巴赫金“狂欢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春晚”。这是文本的狂欢，抑或是狂欢这一套语的狂欢？ 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辐射力超越了文学研究。巴赫金理论学说的独创性与深刻性、开放性与可操作性，已引发并还在引发当代中国学者多种多样的话题。巴赫金理论思想内在的对话性、互文性、跨学科性，正引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文学者驻足其中，领略其思想艺术的无穷魅力。2007年成立的中国巴赫金研究会，已启动多卷本“巴赫金研究”丛书 [54]，其旨趣在于以跨文化的视界，对四十年来俄罗斯学界、欧美学界的巴赫金研究精品展开一次系统的译介，对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巴赫金研究的力作进行一次集中的检阅，以期为当代中国学者在巴赫金研究上提供新的参照，开拓新的空间。当代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可谓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空间极为开阔的平台。当代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解读、阐发与运用，方兴未艾。 [1]本文为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 （项目号：09&ZD071 ）子项目《外国文论卷》阶段性成果。 [2]“巴赫金文论在中国”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已成为“接受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有文章，如周启超：《开采·吸纳·创造----谈钱中文先生的巴赫金研究》/《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汪介之：《巴赫金诗学理论在中国的流布》（2004年湘潭“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也有博士学位论文，如曾军：《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4级博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张素玫：《与巴赫金对话：巴赫金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华东师范大学2006级博士学位论文）；甚至已被写进《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二卷），陈建华主编，重庆出版社，2007。这些从各自视角评述“巴赫金在中国”的文章，为本文的梳理提供了基本材料，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3]《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章 ，夏仲翼 译 ，《世界文学》 1982年第4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 译，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年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 译 漓江出版社 1989年 《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邓勇，陈松岩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2年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张杰，樊锦鑫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年 《弗洛伊德主义评述》，汪浩 译 辽宁人民 出版社 1987年 《弗洛伊德主义》， 佟景韩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 《答<新世界>编辑部问》， 刘宁 译/《世界文学》1995年第5期 《关于人文学科的方法论》， 刘宁 译/《世界文学》1995年第5期 《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巴赫金集》， 张杰 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巴赫金文集》 6 卷本， 钱中文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巴赫金全集》 7卷本， 钱中文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巴赫金访谈录》，周启超 译/《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3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刘虎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4]（美）安娜·塔马尔琴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 //巴赫金 著：《弗洛伊德主义》附录 佟景韩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 (美) 凯特琳娜 ·克拉克 ，迈克尔· 霍奎斯特 ：《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2000年 （俄）谢· 孔金，拉· 孔金娜 ： 《巴赫金传》，张杰 万海松 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 [5] （法） 托多洛夫 ：《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王晨阳 译，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8年 （法）托多罗夫 ：《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它》，蒋子华、蒋萍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日）北冈城司 ：《对话与狂欢》，魏炫 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6] （美）唐纳德 ·范格尔：《巴赫金论“复调小说”》，熊玉鹏 摘译/《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 （美）詹·迈·霍尔奎斯特：《巴赫金生平及著述》，君智 译/《世界文学》1988年第4期； ( 苏 ) 卢那察尔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 问题>一书谈起》，干永昌 译，/《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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