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重赫  《企鹅新闻》韩文版 金重赫，男，小说家，1971年出生。2000年在《文学与社会》发表小说《企鹅新闻》，正式踏入文坛。金重赫的小说致力于关注正在消逝的“小而美”的物件，对“日常性”进行哲学思考。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幽默风趣的叙述基调，深受读者喜爱。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企鹅新闻》《乐器图书馆》《1F/B1》《假臂拥抱》，长篇小说《僵尸村》《单轨先生》《你的影子是星期一》等。曾获韩国金裕贞文学奖、文学村青年作家奖、东仁文学奖等。 如果把金重赫的小说放在一起进行审视思考，会找到许多韩国当代文学的特质。从首部短篇小说集《企鹅新闻》到荣获“2015年东仁文学奖”的新作《假臂拥抱》，我们看到了极富时代怀旧特色的“原材料”，看到了影视剧般的场景描写、人物刻画、对话设计，看到了有如音乐DJ一般的后现代艺术技艺，还看到了荒诞与真诚、细小与宏大、个性与集体、特立独行与标签化等相互冲突拉扯又交织融汇的矛盾共同体。 应韩国文学翻译院邀请，我采访了金重赫。不论是政治、社会的历史，还是家族、家庭的责任，往往成为东方作家最显著的身份坐标。但金重赫希望在这些特征的缝隙间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我希望和身边的人分享一种距离感，一种好奇的距离感。”这样更能关注最本真、最纯粹的自我，而不是借由他人来定位自己，也不会使自己落入到所谓“东方作家”的形象陷阱之中。“文学创作中的音乐DJ技艺，只是我150种，不，200种艺术创作手法中的其中一种。” “城市永远年轻，只有我在老去。”他在短篇小说集《F1/B1》的结尾如是写道。采访中，这种对外部环境与个体内心的深入思考更真切地反映出来。 获得属于自己的颜色 罗雅琴(以下简称“罗”)：在《企鹅新闻》中，你描写了难懂的设计图、灰色的打字机和无厘头的香蕉股份公司，这些都是“毫无用处”之物，为什么要选择普通之物作为描述对象？ 金重赫(以下简称“金”)：在我当作家之前，就曾经考虑过，如果哪一天我成了作家，会选择怎样的和别的作家不同的颜色呢？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决定把自己曾经真心关注过的一些事物，描写到小说里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属于自己的色彩。我出生在1971年，成长过程中的80年代是韩国急速变化的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诸如打印机、磁带、电子游戏机等，它们迅速产生，又迅速消亡。很多人开始关注那些事物，关注社会的变化。我那个时候也如此，后来我决定把这些见证时代变迁的事物写到小说里。 罗：在《企鹅新闻》中，你关注消逝的无用之物；在《乐器图书馆》中，关注消逝的声音；在《F1/B1》中，则关注城市空间里正在消逝的存在。执著地关注这些边缘存在，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感伤式的反抗？ 金：如果说反抗的话，确实是一种反抗，是一种小小的、自身的反抗。我对宏大的题材，比如社会的革命，不太感兴趣，但是却很关注细小的事物。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对小东西特别关注。有一些事情我是从来不做的，比如开车，还有就是买很贵的相机和设备。我喜欢细小的东西，经常买一些小东西来感觉和体验。这样，我就能保持对小东西的敏感。在生活中看到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以自身独特的方式给人带来感动，我觉得这是一种力量，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罗：写细微的东西，容易沦为琐碎。你在小说中怎样做到平衡？ 金：这实际上是要寻找一种感觉。比如，在公园里看到一辆自行车，大家可能关注两个轮子，但我会关注两个轮子之间的链条。我关注的是那些小的、容易被人忽略的东西。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努力去寻找事物隐藏的美，或者是美丽的瞬间。 罗：去年6月你在“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上发表了“如何获得文学创作的灵感”的主旨发言。演讲中，你提到了英国文学批评家拉斯金的艺术主张。你说：“照片所拍摄到的场景和画面，无论如何专注努力，都看不到事物自身以外的美。”这能不能代表你的基本审美观？ 金：的确，拉斯金的主张我非常赞同。在创作小说时，我一直思考读者、作者、作品三者的关系，思考他们之间应该有多大的距离。既不能光描写我自身的经历，也不能把读者放到很远的地方。我曾经读到过读者对我的评价，说我的小说既描写，又超越，仿佛作者站在不远处在对我们说话。我觉得，这位读者所提到的距离，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即便是对小事物的描述，也不能像举着照相机一般去记录。它们有着超越自身的美。因此，创作一部小说，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日常普通事物上面蒙着的灰尘掸去，让里面的美显现出来。 艺术和人生应该相互交融 罗：你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在《乐器图书馆》中，主人公不辞辛劳地把每种乐器的声音单独记载下来，借此表达对个体身份“标签化”的质疑。你怎么看待个体的标签化？ 金：标签化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我自己也有标签，那就是一个做记录的人。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是翻译家，一个把生活翻译成文字的人。当然，于我个人而言，我主要是翻译和记录一些小的事情，把那些人们不关注的、看不到的、听不到的、正在消失的，都记录下来。所以，就作家这个身份来说，我的创作不是创造，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把细小事物的美找出来，记录下来，翻译出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重要的标签。其实演奏家、钢琴家也一样，在弹奏作曲家作品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在凭空创造音乐，而是把音乐中那些细小的美的部分，用自己的方式领会，去翻译出来，传递出来。 罗：这让我想起了你的短篇小说集《乐器图书馆》的第一篇“自动钢琴”，你在其中写道：艺术家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身体借给艺术。这是你的艺术理念吗？ 金：当时是这么觉得的，但现在不那么想了。作为一个钢琴演奏者，重新分析作品的过程很重要。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细微之处体现的是艺术家个性化的气质。对作家而言也如此，作品的产生不是文字的自动组合，选择去关注什么，怎样去组织文字，起作用的就是作者的个人气质。艺术和人生应该相互交融。拉斯金就曾经说过，用来写作或创作的工作台不应该放在房子中间，而应放在窗户旁边，原因就是我们应更加关注人生，而不是只醉心于创作本身。 罗：除了对个体价值的关注外，你的小说中总会有一种“共同体”的形象。比如《灰色怪物》里和“我”因共同钟爱某个型号打字机而惺惺相惜的“男子”，《塑料狂时代》里的“我”和经常相约去淘碟的“考拉”，《玻璃盾》里的“我”和永远一起面试的“M”等。请问你是在有意识地创造这种“共同体”形象吗？在韩国文坛，你和哪些作家属于同一个“共同体”？ 金：在韩国社会，“家族”的概念非常重要，甚至是核心的概念。但我本身不喜欢这个概念。因为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成员，需要背负很多你不想背负的东西。所以，与大家族相比，我更希望有一些共同的小团体，可以和身边的人分享某种兴趣，但彼此又能保持一种好奇的距离。 在韩国文坛，有许多文学前辈和同辈对我影响很大。但要问我具体的人，一时还真说不出来。除了创作之外，我还做一些电视广播和音乐方面的工作。在每一个领域，都会有对我影响很深的人，也有许多和我分享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比如我长期担任嘉宾的“红色书屋”播客的主持人李东振，他是电影评论家兼作家，他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另一位是朴承宇，电影编辑兼评论家，我们三个人年纪相仿，经常在一起谈论作品，一谈就是五六个小时。我今年45岁，在韩国应该是一个家庭的家长了。通常我这个岁数的男人聚集到一起，都是谈经济上的困惑。但幸运的是，我周边有许多和我一样爱读书、爱看电影的朋友，我们能够分享共同的爱好。创作是比较孤独的过程，我愿意和其他孤独的人在一起，谈论一些孤独的事情，比如别人都不会谈论的文学主题，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文学作品是可以靠近和分析的 罗：在你的短篇小说中，很少有女性人物登场，即便有女性角色，也罕有直接描写，比如《乐器图书馆》中“我”的女友、《无方向公车》里的母亲，都只是“缺席的存在”。请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金：在韩国也有许多读者会问同样的问题。因为《企鹅新闻》中，主人公的视角是少年，女性不能进来，进来就要谈恋爱，就要写到爱情，而写爱情故事，韩国许多作家比我要更擅长，所以我一直没有写这方面的故事。但最近有些变化。在我的新书《假臂拥抱》中，可以说每篇都有女主人公，有很多女性角色登场。 罗：有人把你称为DJ作家金重赫，因为你在创作中出色地运用了“混音”的技艺。请问你怎么看待这种叙事技艺？ 金：我个人确实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音乐DJ。做音乐DJ很难，一定要具备选择好音乐的能力，要能分辨出来哪些音乐的音色最好。作家也是一样，要有能力来判断生活中哪些东西拿进小说之后，会成为好的作品。 罗：你有时会用别人写过的作品进行改写，这很需要勇气。这是否也算是一种“混音技艺”的尝试？ 金：可能是因为自己脸皮比较厚吧。喜欢读书的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读完书之后，书还是干干净净的；另一种人读完后书很脏，他在上面写写画画，还贴各种纸条，我就是这种人。我觉得，文学应该是这种状态。不要把作品当成神一样崇拜，要更加靠近过去，去分析里面的文学符号。文学不能是很远的东西，而应该是可以靠近、可以进行分析的。 罗：我们在读《企鹅新闻》《乐器图书馆》时，看到了一个很青春、幽默、阳光的作家；但是在你后来写的一些作品中有变化，尤其是《F1/B1》的最后一句：“城市永远年轻，只有我在老去”，让人感觉非常伤感。请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金：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也许是短篇和长篇的关注点不一样。短篇小说关注的都是生活中很细小的部分，长篇就不一样，要反映到各种各样的人。作为作家，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