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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到图腾 2009年3月12日，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NBCC）奖的小说奖授予了波拉尼奥及其身后出版的《2666》。因为，书评人协会奖与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并称美国图书三大奖；并且，这是它第一次授奖给一位已故作家与一部翻译作品，罗伯特·波拉尼奥再次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西语作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时代作家。就像美国著名书评人苏珊·桑塔格说的那样，波拉尼奥是任何一位读者都不能错失的“必须”。 其实，早在2008年，《时代》杂志已将《2666》选为2008年度的最佳图书。自从2003年7月14日波拉尼奥在巴塞罗那去世，围绕着他的一切变得日益疯狂，已有作品一版再版，翻译作品层出不穷。波拉尼奥那些耀眼的短篇小说和极具爆发力的长篇小说都已成为了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的教学真经和创意写作计划的必修课程。1999年，波拉尼奥的鸿篇巨作《荒野侦探》(Los detectives salvajes)获得了西语世界小说类极具分量的大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奖(Rómulo Gallegos)。小说的主人公阿尔图罗·贝拉诺是作者的自我投射-一位非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也正是这个人物，受到了评论家们的极度推崇，认为这正是文学或许在流失读者，但并没有失去勇气与魄力的明证。 1. 生命足迹 波拉尼奥1953年4月28日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父亲是个卡车司机和拳击手。他并非天赋文采，甚至曾经在学习中遭遇过阅读障碍。波拉尼奥在不同的城市辗转度过童年，洛杉矶、瓦尔帕莱索、比涅德玛和考克内斯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十三岁那年，波拉尼奥和家人一起移居墨西哥。少年时期，波拉尼奥日日夜夜流连在墨西哥城的公共图书馆，阅读和书籍见证了他的青春。但是，广泛而大量的阅读并没有使波拉尼奥在学业上更上一层楼，他没有进过大学，甚至还是一位中学辍学生。相对于大部分西语文学界的主流作家，波拉尼奥的受教育经历单薄到可以基本忽略不计。然而，墨西哥对于波拉尼奥却是意义深远，在那里他确定了自己的终身事业-文学，也是在那里他成为一名托洛夫斯基主义的革命者（尽管在生命后期，波拉尼奥对“革命”与“左翼”这两个词不屑一顾）。墨西哥和墨西哥式的西班牙语，是波拉尼奥绝大部分文学作品的故事背景和创作语言。尽管，他终身只持有智利护照；尽管，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祖国，拒绝承认自己的作品属于拉美文学范畴。1973年，因为萨尔瓦多·阿连德所领导的左翼联盟赢得了智利大选，青年波拉尼奥决定回国支持社会主义改革。经过长时间的舟车劳顿（事实上，他这次依赖公车与船只的旅行几乎横穿了整个拉美大陆），波拉尼奥在智利右翼政变发动前夕到达了故国，并与左翼托洛斯基派革命者会合。很不幸，就在他到达一周后，皮诺切特领导的军事政变发生了。波拉尼奥就这样亲见了那场残酷而又毁灭一切美好的政变，他青年时代的政治主张与梦想也随着政变一起埋葬在了智利。不久，波拉尼奥又被捕入狱，幸而狱卒是他童年好友，没多久就脱离了牢狱。 几个月后，波拉尼奥回到墨西哥，与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帕帕斯基阿若(Mario Santiago Papasquiaro)（《荒野侦探》中尤利西斯·利马(Ulises Lima)的原型）一起开创了“基础现实主义”(Infrarrealismo)的诗歌运动。这个诗歌运动，经常被称为“墨西哥的达达主义”(Dadaísmo a la mexicana)，是以打击乐和达达主义为灵感来源的。运动缘起于布卡雷利街哈瓦那咖啡馆(Café La Habana)中的聚会与清谈，是对当时墨西哥诗坛主流（比如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样的主流诗人）的彻底反动。“基础现实主义”运动自我定义为先锋派(vanguardismo)，最为接近“超现实主义”，与一切官方的主流价值取向相决裂。聚集在“基础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旗帜下的有十五位诗人，其中以波拉尼奥和马里奥·帕帕斯基阿若为代表，他们俩也是彼此的终身挚友。两位诗人在创作风格上相对稳定，日常诗是他们的主要创作方向，还融入了一些达达主义的因素。马里奥·帕帕斯基阿若将这样的诗歌创作延续到了生命最后，但是波拉尼奥渐渐的因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到小说和散文中，而疏离了这项运动。虽然，波拉尼奥从来不自认为一个诗人。“基础现实主义运动”在诸多文学运动中并不重要，但是，它独具特色，是“权威”和“现有”的“敌人”与“异教徒”，将自己定义在主流的边缘。“基础现实主义”运动使得波拉尼奥与当时的文坛主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且逐步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 此后，波拉尼奥移居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因为那里生活着他的母亲。在加泰罗尼亚，他通过不同职业谋生，例如，夏季的葡萄采摘工、露营地的夜间巡视人、社区商店的售货员等。波拉尼奥不仅是文学的边缘人，更一直是社会的边缘人。这中间，或许有一部分是主动选择的缘故，但是更主要的是，社会已经将其边缘化，波拉尼奥不得不接受和面对这个“被边缘化”的现实。1990年的波拉尼奥随着结婚生子，开始寻求一种更为稳定也相对宽裕的生活。他选择了一条非常特别的道路-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学竞赛，获得奖金来维持家用。从1993年到他辞世的2003年，整整十年间，他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埋头小说创作，出版了三部故事集和十篇小说。终其一生，在1998年《荒野侦探》大获成功之前，他始终生活在穷困潦倒中。这也是为什么，临终前出于对子女的经济考虑，波拉尼奥曾希望将《2666》分五卷出版，因为尝过太多的“穷”滋味，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受那样的苦。2003年7月15日，他在巴塞罗那因肝癌去世，年仅50岁。 2. 出版轨迹 波拉尼奥的作品出版始于“基础现实主义”运动时期。1976年，他与其他七位“基础现实主义”诗人一起出版了作品集《热鸟》(Pájaro de calor)。同年，波拉尼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个人独立作品《再造爱情》(Reinventar el amor)，这是一首分成九个章节的长诗。此后不久，波拉尼奥迁居西班牙。在巴塞罗那安顿之后，波拉尼奥考虑在墨西哥出版自己的第二部个人独立诗集未果。1979年他选编了一部诗集《火彩虹下的赤裸少年》(Muchachos desnudos bajo el arcoiris de fuego)，编者自己的作品自然也位列其中，还包括两位“基础现实主义”的战友马里奥·帕帕斯基阿若和布鲁诺·蒙塔内。 1990年随着儿子劳乌塔诺(Lautano)的出生，波拉尼奥转战叙事文学，参加西班牙各省所举办的各级文学竞赛，也因此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冰道》(La pista de hielo)因为获得阿尔卡拉·德·埃那雷斯城市奖，1993年由国王学院基金会正式出版；《象径》(La senda de los elefantes)获得了费利克斯·乌拉巴耶短篇小说奖，于1993年由托莱多市政府出版，不久后由阿纳格拉玛(Anagrama)出版社再版；《浪漫的狗》(Los perros románticos)获得伊鲁市诗歌奖，由古伊普斯科纳协会出版。 这些波拉尼奥在西班牙最初的出版物并未引起多大反响，直到1996年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的《美洲的纳粹文学》(La literatura nazi en América)问世，才引来了《先锋报》书评员玛索里维尔·罗德纳斯和《国家报》书评员哈维尔·果涅的关注，但是依然叫好不叫座，销量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命运的转机终于出现。1995年夏波拉尼奥参加了阿纳格拉玛出版社组织的小说创作竞赛，入围最后名单，却终因家里没有安装电话无法联系，而错失奖项。然而，塞翁失马，他却因此结识了出版人霍尔赫·埃拉尔德，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开始了长期的合作。1996年秋天，在《美洲的纳粹文学》出版后不久，阿纳格拉玛推出了波拉尼奥新作《遥远的星辰》(Estrella distante)。同样是在1996年，11月25日，为了宣传《遥远的星辰》，波拉尼奥参加了他生平的第一次媒体见面会。《遥远的星辰》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因为《遥远的星辰》，在《国家报》的书评中，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阿第一次关注到了波拉尼奥，并逐渐成为作家最亲密的朋友，他和霍尔赫·埃拉尔德后来都是波拉尼奥的遗嘱执行人。从欧洲到拉美，即便好评如潮，《遥远的星辰》依然难破销售困局。1996年，全球共售出951本；1997年，全球售出816本；1998年，全球销量为818本。同样的困难也曾经发生在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身上。 1997年，阿纳格拉玛出版社推出了《电话》(Llamadas telefónicas)，虽然在各大报书评版和文学类杂志中颇受好评，却依然无法改变其销售困境。 1998年《荒野侦探》的问世，开创了波拉尼奥出版生命的第三季。罗慕洛·加列戈斯奖的获得，更是确立了他在文坛的超然地位。评论家们将其与二十世纪拉美最优秀的小说进行比较，例如《跳房子》或者博尔赫斯的一些作品。对于很多新一代的青年作家来说，波拉尼奥就是一个典范、一位英雄，他废黜和取代了“文学爆炸”中的很多偶像人物。 此后，波拉尼奥一边创作着《2666》，一边继续通过阿纳格拉玛出版社每年出版一部作品。1999年是短篇小说《护身符》(Amuleto)。2000年是《象径》的修订后再版，更名为《痛苦先生》(Monsieur Pain)。同是2000年，出版了《智利夜曲》(Nocturno de Chile)。2001年是短篇小说集《杀人的娼妇》(Putas asesinas)。2002年是对一部22年前创作的小说进行了修改后出版-《安特卫普》(Amberes)。2003年的《无法忍受的高乔人》(El gaucho insufrible)则是一些小故事与研讨会文章的集合。2004年出版了遗作《括号内》(Entre paréntesis)，包括散文、演讲、访谈与文学批评。当然，2004年还出版了波拉尼奥的代表作《2666》。 身后，波拉尼奥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且征服了甚少阅读翻译作品的美国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这也需要感谢法劳·斯特劳斯·吉罗出版社(FSG)的决策层，正因为他们几年前的英明决定，成就了今天英语世界中的波拉尼奥。2009年波拉尼奥的作品也来到了中国，《荒野侦探》将于7月底面世，这是第一部中文版波氏大作，但绝不是最后一部，因为同一家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已经购得了另一部小说《智利夜曲》的中文版权。唯一的遗憾在于，中文版并非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而是从英文版转译而成。 3. 如此波拉尼奥 波拉尼奥是一个性情古怪、易怒和自省的人。他的生活充斥着反叛、流亡、吸毒和潦倒。个人性格与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与作品背景。波拉尼奥凭借有节奏的句子和聚集的段落构筑了多线的故事情节，似乎就是想让读者失去耐性。他向我们展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或许表现出某种意义，但它事实上是一个地狱。在这片混乱无序的风景中，每一个人都是孤独并且被误解的。伦理道德瓦解了，放纵本能需要的即时满足，任何人的最佳选择或许就是逃避，从自我中逃开，也从与别人共同生活的想法中逃开。波拉尼奥的代表作《2666》的叙述主题就是道德观的颠倒：善就是恶，反之亦然。波拉尼奥认为，艺术就是形式与内涵的媒介，忠实的反映了这个不被祝福的世界。事实上，现世就是一个充满污秽的粪坑。一本没有杂音的书，不是一本真正的书，无法映照这个破碎的世界，言所未言。 随着对波拉尼奥的进一步推崇与神化，他作品的学术价值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仅仅数年前，波拉尼奥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现在，《纽约时报》将他的书评放在显眼位置，“波拉尼奥”这个名字也成为了文学座谈会上的常客，他被塑造成新千年的杰克·凯鲁亚克。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1961年博尔赫斯与贝克特同获“福门托奖”之后。博尔赫斯的作品在一夜之间被翻译成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当作家能够证明“地区的就是世界的”之时，同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他们或许只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生活着，但却能够再现整个世界。博尔赫斯的案例发生，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读者们热切渴望看到拉丁美洲，或者说，第三世界的作品。相对于当时占主流的西方作品，它们既不同又新鲜而且让人喜欢。 那为什么现在是波拉尼奥呢？因为又一次西方文学自鸣得意起来。波拉尼奥的作品看起来不像是集中加工制造出来的。被文坛主流所制约的出版业现状是令人窒息的。我们需要一个预言家或者一个桀骜不逊的年轻人，让文坛从熟睡中惊醒。 当然，想让一位预言家配合，就要通过欢呼和掌声来驯养他。当他的作品成为西班牙语系的真经之时，波拉尼奥一定笑过。对于那些文学领域的“神牛们”[1]，波拉尼奥从来不吝惜他尖酸刻毒的言辞：他将奥克塔维奥·帕斯和伊莎贝尔·阿连德这样的作家描绘成为唯我论而又自满乏味的样子。至于博尔赫斯，波拉尼奥建立起了与他类似的美学风格，在这位叛逆者的画廊里，满是逃犯与贱民的身影。但是，现在他已经稳步走向了语言文学课的中心。 在拉美文学史上，无论是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埃莱娜·波尼阿托夫斯卡都是持鲜明左翼立场的文人。对于波拉尼奥而言，则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正确”的意识形态，他对于左翼作家的立场一致性是相当批判的，尽管在青年时代也曾追寻过“社会主义”理想。在波拉尼奥看来，这些左翼作家既自鸣得意，也是现状的帮凶。但是，作为一个主流社会的叛逆者，右翼对他而言当然也是无法接受的。在小说《美洲的纳粹文学》中，描写了一位立志仿效博尔赫斯的右翼文人的颠倒与堕落；而《智利夜曲》则揭示了一位主业会牧师和文学评论家与皮诺切特体系的密切关系。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量，波拉尼奥都不曾有过学院派的作风。因为对于波拉尼奥而言，模范生应该是叛逆、没有包容力并且自学成才的。 但是，叛逆与成功常常既互相排斥，又相伴相生。也因此，波拉尼奥完成了他从边缘人到文坛图腾的涅磐。 [1] 波拉尼奥在他的作品中嘲笑文坛主流们为“神牛”(vaga sagrada)。 作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程弋洋 责任编辑：胡 朗 本文原载《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