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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事业的理论纲领——读孙轶青的《开创诗词新纪元》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丁国成 参加讨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正确的思想、科学的理论,对于我们的事业极端重要,因为它使我们不仅可以由被动转主动、变盲目为自觉、从必然到自由,而且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从而取得事业成功。有鉴于此,孙轶青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老会长,非常重视理论建设。遵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教诲:“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孙老一再“要求我们诗词工作者重视总结经验和善于总结经验”(《关于经验的总结和推广》)。而他自己则率先垂范,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努力从中“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即由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孙老的论著《开创诗词新纪元》,就是他多年以来“勤读书,勤调查,勤思考”(《自序》)的理论结晶,如他所说:“是十八年来中华诗词发展历程的记录,是中华诗词学会工作经验的基本总结”,堪称我国诗词事业的理论纲领。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三:理论性、针对性和实践性。
    首先,是它强烈的理论性。所谓理论,就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与理性认识,也就是将感性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实践论》)。孙老从1987年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的创建工作到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至今,为了诗词事业,筚路褴褛,奔走呼号,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而他又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终至有成:“多想出智慧、出经验、出理论、出计谋、出方案、出各式各样的思想成果”(《关于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这部著作,内容广博,思想深刻,论题广泛,涉及到了诗词理论和诗词事业的方方面面,诸如本体论、功用论、主体论、创作论、鉴赏论、因革论、出版论、组织论、诗教论、活动论、发展论等等。尽管所论有详有略、有深有浅,却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科学地阐释了中华诗词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人品与诗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格律诗与自由诗、雅与俗、质与量、精与粗等的对立统一规律,提纲挈领,要言不烦,让人大有茅塞顿开、心明眼亮之感,为诗词创作和诗词活动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是它尖锐的针对性。孙老的诗词理论,与某些学院派理论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不搞纯学术研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而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孙老身处我国诗词事业发展的实践之中,亲历、亲知、亲见、亲闻诗词界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和复杂问题。他带领中华诗词学会的领导集体和海内外的骚坛同仁,去解决这些矛盾,处理这些难题。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必然与骚坛密切相关。更何况孙老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勇气,而且富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善于将特殊经验升华为一般知识,将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因而他的诗词理论既有解决具体矛盾的现实意义,又有指导广泛实践的普遍意义。
    书中所有文章,无论长短,都是应实践之需而写的,均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吗?》一文。孙老自己也承认:“这个问题很尖锐: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旧体诗在青年中不宜提倡,可我们今天偏偏在这里举行全国性的青年诗词研讨会,以吸引广大青年爱好传统诗词,推进诗词事业。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与毛泽东同志唱对台戏呀?我看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事实正是如此。要想发展我国的诗词事业,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回避不了,因为没有一代又一代广大青年的参与,诗词事业必定后继乏人,乃至断代,谈何发展!孙老在文章中,对毛泽东同志的“不宜提倡”说,既不是盲目附和,也不是简单否定,而是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中肯的、细致的全面分析。他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诗论的正确“教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中的偏颇之处,条分缕析,实事求是,入情入理,令人折服,机智而又巧妙地回答了这个敏感问题。
    此外,对于诗词界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潮,例如脱离时代、疏远大众、崇雅贬俗、颂古非今、死守格律与重起炉灶、重古韵与轻今声等等悖谬,书中都有辩析,心平气和,循循善诱,动人以情,晓之以理,足令强项服膺,众口关闭。可以说,这是一部能把中华诗词事业引向健康之路的理论著作。
    再次,是它鲜明的实践性。理论从实践中来,还需回到实践中去:一是指导社会实践;二是接受实践检验。孙老的诗词理论,同样如此:服务于诗词实践,并从中得以验证,也就是有很强的可行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实践论》)孙老研究诗词理论,目的非常明确:为了发展诗词事业。他反复强调,总结经验,探寻规律,即“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应当作为我们今后时期振兴和发展中华诗词的重要依据”(《中华诗词万岁》)。他的诗词理论,绝非炫耀渊博,更非束之高阁;而是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因此具有可操作性,能够指导诗词创作和诗词事业健康发展。
    从诗词创作上说,因为他是诗人词家,深谙创作之道,所以他总结出来的经验,既是他个人写诗的创作体会,又充满了诗词艺术的辩证法则。例如创作论中的声韵改革,孙老提出“倡今知古”、“双轨并行”的方针,就很合乎实际而又具体可行。从诗词事业上说,因为他是诗词界的带路人,熟悉骚坛现状,所以他创造出来的理论,既是他亲自实践的经验总结,又符合诗词事业的发展规律。例如诗教论中的诗词进入校园等一系列论述与方案,各地就都可以照此办理,而且必将行之有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如果强行吹求,孙老的诗词理论,并非十全十美、无懈可击。比如对于诗词艺术的系统论述,似乎有所欠缺,稍嫌简略。这也情有可原——这部著作本来不是诗词创作的学术专著,而是整个诗词事业的理论探讨,具有更为广泛的指导作用。其中许多论述,经过实践检验,已经屡试不爽,证明都是真理;而有些论述,还要继续接受验证。因为毛泽东同志说得好:“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原载:《文艺报》2007年8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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