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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地读过杨仁敬教授编著的《海明威在中国》（增订本）（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深切的感受是这本书的执著探索精神炽烈，文化视野宏阔，文献资料丰实，理论阐述清新，文字解析辩证。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见和颇富含金量的佳作。无论对中国读者（含学者）抑或对美国读者（含学者），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都可能起到学术肯綮之效——引发人们关于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热点”的海明威研究的再思考。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仁敬同志致力于中美文化交往视域中的海明威研究，尤其关注这位作家兼艺术家的“中国之行”在国际论坛上的积极反响，卓有成绩。话说到此，不禁想起一件似可追溯的往事。早在1983年春天，我在《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翻阅审读稿件，对仁敬同志撰写的“海明威的中国之行”一文颇感兴趣，爱不释手。从当时到现在，完全认同作者对1941年春天海明威的“中国之行”的评估：这是“一次特殊的人物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来到中国进行的一次特殊的访问，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此文于1983年6月在《外国文学研究》第3期发表后，受到众多读者的称赞，认为其中不少第一手资料弥可珍贵。1990年，仁敬编著的《海明威在中国》在人们的热切企盼中问世，颇受中美学界的赏识和欢迎。现在，此书增订本以崭新的姿态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真可以这么说，它在开拓创新方面更上一层楼了，更加出色和厚重。 《海明威在中国》这部著作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色，怎样见出其厚重的含金量，如何体悟它的发人深思的学术魅力？通观全书，可从两个重要方面予以简说。 一、结构模式不落俗套，思维创意务实求新。全书32万余言，在“序”、“原版序”、“再版前言”和“写在前面”（原版）之后，按照海明威于1941年3月在抗日战争面临最严峻的时刻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关心中国”、“海明威踪影在中国报刊”、“海明威和玛莎印象中的中国”、“中国学者眼中的海明威”，分为6章37节。此外，还有附录6种。 在此书中，作者收集、梳理、系统化海明威“中国之行”前后的背景材料，以及小说家访华经过、广泛效应和国际影响的材料，均以第一手资料为主体，即使作为辅助的第二手资料也是可信的。不仅如此，作者还依据这些资料作出政治评析和学术鉴赏。比如，作者追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杰出的海明威研究专家、普林斯顿大学卡洛斯•贝克教授的情景，深切感悟贝克教授赠送的专著《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和《海明威生平的故事》中所述及的小说家“中国之行”，对研究海明威传记和创作颇有学术价值。作者还凭借贝克教授的介绍信，到波斯顿肯尼迪图书馆查阅了未经发表的有关材料和图片，又到哈佛大学怀登纳图书馆复印了尚未编号上架的《海明威书信选》。第1章中，作者在讲述海明威从纽约到重庆与蒋介石、宋美龄“共进午餐”、“秘密会见周恩来”之后，对战地记者、小说家海明威“中国之行”良好表现作出这样的评论：海明威的6篇关于中国抗战报道，是“一个特殊的人在一个特殊时刻的正义呼声”，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强音符”（杨仁敬012）。显而易见，作者亲手译出的海明威来自中国的6篇报道，切实体现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执着讴歌的“硬汉精神”。又比如，第3章第4节“中国抗日战争巡礼”，讲述了海明威的妻子玛莎的游记《我和她旅行记》（1978年），中国之行是其中第1章。作者将玛莎的《在中国的日日夜夜》（原名“马先生之虎”）选编入书，特别强调它描绘海明威“刚强而宽容的形象”，对抗战前线中国普通士兵及其“家中父老”的关怀和同情。在这里，作者选编的资料和精当的评论突出了海明威小说创作中常见的那种审美的人道主义。确如作者所说，海明威与玛莎的中国之行，曾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有的把它写进传记，有的将它隐入小说”（杨仁敬081）。如此在历史性记述中，汇集具有系统研究内容的珍贵材料，并融进远见卓识的学术评论，在其他各章中也屡见不鲜。其中，“汇编”本身也不乏学术性启发功能。从而可知，《海明威在中国》的结构模式和思维创意，切合与时俱进的海明威研究的学术探索需求。完全同意董衡巽先生在此书中的评价：它不是一般的海明威的中国行的资料汇编，而是一部学术性著作。董先生在他的《海明威评传》（1999年）中述及“中国之行”时，曾多次引用《海明威在中国》（原版）的带有学术启示性的资料。 二、纵向历史叙述清晰，横向理论探究深沉。无论已经提及的第1章和第3章关于海明威中国之行的全部过程，还是第2章关于当时中国报刊对海明威行踪的追索，乃至第4、5、6章关于海明威研究在美国和中国的史迹实绩与现状评估，语言文字清澈简约，叙事风格明快生动，评论辨析深入浅出。在此书中，颇有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活动的场景，以及在翔实资料见证下所作出的发人深思的新论和独到的见地。说到这里，还须予以强调，作者并不凭借拥有诸多一、二手材料作出武断性的评判，而是给读者创造继续探讨和再思考的空间。比如，关于海明威是否见过宋庆龄、海明威夫妇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的谈话内容等问题，就是这样（见第1章第6节“待商榷的意见”）。又比如，第2章讲述香港《大公报》、重庆《中央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上海创刊的文化杂志《两书精华》对海明威中国之行的报道，以及关于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等战争小说的得失论，都采用了提供参考材料，既有主见又为读者留有进一步思考余地的方式。在这方面，此书后3章具有特殊功能，可以当作美国的海明威研究简史和中国的海明威研究简史来阅读。其中既有平行性的比较研究，又有交叉性的影响研究；既有综合性的述评，又有专论式的探讨。比如，第4章全面介绍1961年以来的美国“海明威热”和美国学者研究的面面观之后，重点评述了各种文评流派迥异的海明威研究，并对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三部传记，即《海明威的早年生活》（彼持•格里芬著）、《海明威传》（杰弗里•梅尔斯著）、《青年海明威》（麦克尔•雷诺兹著），进行比较赏析。 与美国学界的海明威研究对照，第5章和第6章在系统梳理中国的海明威研究资料过程中，同步进行评论，并关注中美文化意识之异对文评的影响。在这里，作者发表了不少颇有启发意义的见解。比如，第5章中评述海明威在中国何以长期受到欢迎时，作者明确指出三个原因：1、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海明威，已进入中国文学并为中国作家和读者所接受；2、海明威的艺术风格（含蓄、简约、注重人物动作细节描写等），与我国古典小说颇有相通之处，容易引起我国读者理解性的“共鸣”；3、海明威的“真善美”的美学原则（写真实与“冰山原则”等），获得中国文学艺术家的尊重和赞赏（杨仁敬199-200）。最后1章“跨越时空的评论——中国学者眼中的海明威”，是增订本新加入的重要部分，分四个时期，重点摘录了国内重要论著，并对各时期海明威的研究予以简评。这部分对于中国的海明威研究史迹的探究，大有裨益。 此外，这部学术著作封面装帧朴实素净，美观大方；版式设计生动活泼，精当细致，图文并茂。这些方面，充分表现了编辑的“匠心”，以及出版者的“精品意识”。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杨仁敬：《海明威在中国》。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 ［Yang Renjing. Ernest Hemingway in China. Xiamen: Xiamen UP, 2006.］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