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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新文学的原初建构如何?新文学的本质是怎样得到规定的?使新文学成其所是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历来的研究者是无法回避的，但大多数论者主要从文学意识形态或审美方面进行，流于一种理论思维层面的探寻，依求于一种思想观念的模式。但《新文学的本原》的作者，却找到一新的突破口，赢获了一全新的视阈，即从生存论现象学的视野去探寻新文学的原初建构，并于探寻中揭示出新文学的本质和使新文学成其所是的“本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本原》无疑是一种探寻新文学发生的全新书写。探寻，意味着创新与建构。生存论的视野，使本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新文学史的独到之处。 引入生存论现象学的哲学维度，创建一种文学史的全新写作方式，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首先，作者从生存论哲学维度出发，重新构建起一新的史学视野，提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他将新文学发生的历史置放于一个特定的时间视阈——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的“伟大历史瞬间”——中进行探究，并对处于这一“历史瞬间”中的此在历史人物的生存境域、生存之思及其对新文学的开启、推进进行透视。这一史学视野不但让我们透过历史反思历史，把握整个新文学发生的艰难动态历程，而且让我们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来体验、理解此在历史人物的生存境域，从而对新文学的必然到时及其诞生的生存之基获取了新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借助于生存论现象学，作者认为一切历史的研究，都必得最终还原为此在生存的“本真演历”；就思想史或文学史而言，必得还原为历史人物生存的“本真演历”。人是一个超越的存在者，其他现象只有通过人的存在才能显现。借助现象学还原，回归到新文学可能诞生的那一“伟大历史瞬间”，依然只能基于人的存在即此在的生存去理解和展示。这样，新文学之“新”就规定于此在的特定历史生存境域而回归到自己的生成之地。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论述的：“只有在这样的历史基地上，我们才可言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也就是说，‘新'并非为新观念、新理论、新思潮所规定，而首先在于此在历史人物新的生存样式呈现于时间境域中的‘新'，然后才有观念形态上的新。”这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就使作者更多关注于揭示此在历史人物各自独特的生存境遇、生存之思，以及此在的生存之思与文学的关系，并于此基础上探寻新文学的发生。于是在本书中，我们既感受到作为人类心灵折射的新文学自身发生的曲折艰难，又能把握到文学作为人类表达时代或生命感受的本质特征。如在第一章中，作者就主要论述了康有为经受“七次上书”与清帝对话的挫折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揭示出康氏正是在对历史阻蔽的思考和他本己的生存之思上，提出了他的“智学复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思潮，成为现代文化的先声，而新文学的发生也必然孕育其中。 其次，生存论现象学的引入，使作者重新建构起对新文学的认知途径。作者立于生存论的视野，不但跳出了从“文学性”或“审美”来理解新文学本质所带来的迷惑和困境，同时也让他直接寻问“最大限度的历史化文学”是否真能揭示出新文学的本质?“跳出”和“寻问”使作者反思到：单纯从文学或文学审美本身，或从某种政治观念，甚至更宽泛的文化观念都无法理解新文学之“新”。观念不可构成观念的基础，观念必定生长在某个基地上，某个实情上。这个基地就是历史的基地，这个实情就是历史的实情。作者正是在研究新文学历史时注意到历来不为人们所引起关注的一个现象：新文学最初是从新、旧两种文学的内在区分上得到规定的，尔后才有历史时间上的划定。基于此，作者从现今正在进行的对新文学的历史反思着手，并从中发现：无论是20世纪现代文学论者的“概念时空观”——即“思想史即思想模式的历史”的方法论；还是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论者的观点，都忽略了“时间性”。前者主要依据某种文学观念，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忽略了“20世纪”这个特定的“时间视阈”；后者以“重写”为标志的批判性反思依然失落了“历史时间”的概念，时间被他们视为一直线流动的过程，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某种观念的转换和生成。同样，作者也以此反思了“20世纪文学‘现代性'”的研究，看到以“现代化”取代“现代性”来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依然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预设和虚构。问题的深入使作者重新拾获起被文学研究者一再遗忘忽略的“史”的“时间性”，使作者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更清楚地看到：时间的失落意味着生存的无所依，意味着新文学的本质无从规定；时间只对生存而言，只有生存才与时间对等，新文学本原的生存之基只有也只能是“时间性”的。而“此在存在的意义就是时间性”（海德格尔）。于是作者自然把对新文学本原的探寻落实到“此在的生存境域”这一坚实基地上。正是立足于生存论，“新文学”才赢获了生存的“时间性”，在生存意义上真正与古代“旧文学”区别开来，获得其本质的规定。“时间性”的拾获无疑使新文学“回归历史”、“还原历史”成为可能，因为“时间所规定的就是一种历史的生存状况”。“时间性绽露为此在的历史性”，而“历史是属于此在的”。“有时间性的此在就在时间中与世内存在者照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时间性的本质在于到时或时机”，只有从“时间”寻根溯源，在时间的视域内，追溯新文学必然的到时才有其可能。这样，作者完全摆脱了“思想史即思想模式的历史”的方法，于探寻中解构了以往弃置了“时间性”的文学史方法论，建构起自己全新的文学史叙述方式。 立足生存论，全书始终贯穿对“文学就是存在”这一观念的解读、思辨和感悟。 独到和健全的历史理解力，使作者对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关系，文学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以及对推动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文学史的发展和变革，尤其是革命性的变革，虽必须却不可能单纯在文学自身的范围内去理解和阐释。文学表现时代的基础和目的，是个人自己内心世界以及内心的变化。推动文学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的，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日益变化着的人的情感和人生世界。作者于历史反思中清醒认识到新文学的必然到时，始终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生存境域息息相关，始终与中国近现代先驱者探求民族、国家自强的心灵历程、生存之思紧密相联。立足生存论，作者认为新文学的生存之基就是“此在历史人物的生存境域”。新文学正是“此在历史人物”生存世界的展示，甚至可以说是“此在历史人物”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文学不再是一个物理形式的文本，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是人的生存体验，是特定的历史境域中人的生存感受所反映的事物”，它构成了特定历史境域中人的特定生存内容和生存选择，文学本身就是生存。 透过全书的论述，我们可看到“新文学”的生成成为“此在历史人物”生存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本原》中列举的六个历史人物，无一不把文学置于自己的生存之思。对这些历史先驱者来说，文学是关乎民生，关乎民众的：文学能“新民”，能“觉民”，能“立人”，能唤醒国民的精神。文学无疑成为“此在历史人物”推动民族历史走向现代进程的“精神武器”和生存方式。无论是“智学复兴”（康有为）、“文界革命”（梁启超）、“文学革命”（陈独秀）的提出；还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人的文学”（周作人），和鲁迅于新文学创作中要达到的“立人”的目标；他们无不是从人的生存出发，立足于本己的生存境域、生存之思，自觉地以“文学”作为自己的生存选择，来逐步达到政治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内在融合与对接，进而把人的变革与“文化复兴”相勾连。本书作者对“此在历史人物”于新文学的推进、贡献及建树的评价，同样立足于人的生存来思考，如第六章论述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在作者看来文学是鲁迅自觉的生存选择，也是他独特的生存方式，鲁迅的文学创作就是从他最本己的生存境遇中，从寂寞—呐喊—彷徨—绝望—以至“绝望之于虚妄的希望”的生存情态中展示出来的。 对新文学本质的重新解读，使作者的现象学“还原历史”成为可能。作者将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还原为“此在朝向将来的生存的本真演历”，还原为“此在历史人物在特定时间境域中的本真演历”。透过此在历史人物的生存境遇，我们“回归”到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伟大历史瞬间”，消解了与“历史”的距离，对新文学发生的历史，新文学成其所是的历程，我们更多了一份了然和明晰。也正是对新文学本质的重新解读，作者重建了个人存在的历史，使个人存在与整体历史沟通，使真实成为一种可能向我们展开。作者不再以某种理论来推演文学的历史，而注重人的生存体验对文学的推进，注重个体从自己的生存之思来表达对历史的反思，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延承，从而使新文化、新文学之“源始”都恰当其时地到来。 独特的个人话语，浓郁的人文精神，亦是本书的又一特色。立足于生存论现象学，作者重建起新的阐释话语空间：即以现时的主体心态、观念、视域审视彼时的存在现象。而“还原”历史，使作者获得更接近历史的语境，能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体悟曾在历史及其背后的灵魂和情感，去达及对曾在历史人物的了解、同情、理解，从而使本书传达出属于个人的真实感悟，氤氲着浓郁的人文精神。 首先体现为全书写作的思考定位。思考定位无疑是介入了主体意识的。纵观《本原》全书，作者以中国近代向现代转型为纵轴，以近现代思想文化先驱者的生存之思为横轴，中间穿引着一条“时间”轴——中国新文学的孕育、开启、发展到终结的本原历程。三维定位，使作者更易于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把握并思考新文学与此在历史人物的关系，也便于与创建新文学的历史人物展开心灵对话，开启新文学发生背后的心灵之窗。这样的写作思考定位，不但复活了历史之过去时态沉淀下来的存在现象和事实，而且使作者更真切地贴近了此在历史人物，宛如感同身受，从而使作者笔下的“新文学本原”历程呈现出鲜灵的生命气息，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人文情怀随处可见。 其次，体现于作者对此在历史人物的理解。文学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如果缺少表现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的人文关怀，文学研究必然是残缺的。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本身就依存在富有感情的人身上。本书旨在“还原历史本真”，真切论述了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艰难步履中的此在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依存的新文学的生存境遇。感性的描述兼融于理性的反思，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时时透出作者对历史人物生存之境的理解。如本书第一章“戊戌变法的历史反思”中作者对康有为的理解，激动感慨溢于行文： 时至今日，戊戌变法运动，已经过去整整百年，当我们重新反思这段历史，重读他的思想与著述，难道不深深震慑于他的真知灼见与思想的熠熠光辉吗?难道不从此深刻洞见到他开创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历史性建树吗?解读与洞察历史需要有时间的距离，只有在相当的时间距离之后，湮灭于浑浊嚣乱的历史事件之中的那些闪光的东西才得以渐渐显露出来。 作者激动感慨的背后却是深沉的反思：历史从来就不以成败论英雄，只有时间才能解读历史。又如对胡适的反思“形式革命”的“理解”： 遗憾的是，胡适的反思没有洞彻这一点，他始终囿于语言形式的视野，没有想到要超越这一视野，转换视角，从现代生存的历史性裂变来考察文学形式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没有想到只有处于一个民族的伟大历史瞬间才会有彻底的语言形式变革，因而他不具有整体的历史观，只拥有局部的文学进化发展观。 “遗憾的”简单几个字包融的更多的是一份体谅、理解：不要过于苛刻，对于他们生存的理解就是对我们自己生存的理解，毕竟“人的存在规定于时间性”，人毕竟不是完满的而是有欠缺的。全书中作者这种带“情绪”的理解随处可见。于这些“理解”中亦可看出作者立于现实生存对此在历史人物的中肯评价。这些“理解”无疑是个人的，是个人的生存之思对历史价值的判断。个人话语的张扬与情绪和历史话语的节制与理性，使《本原》充溢着浓郁的人文情怀。 独特的史料选择观，也使本书呈现出不同其它文学史的特点。 文史结合，意味着研究须以“史”为基础，尊重史实，澄其源而清其流。史的写作是将意义向人们敞开，任何文学史写作都不可能是史料的堆积，其背后必定蕴藏、包含着选择、组织、支配史料的价值观念。正如雷?韦勒克所 说：“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作者欲将新文学“还原”为历史人物生存的“本真演历”，自然就摆脱了要对历史作单纯线性的描述，而关注到现象发展的内在理路。他选取同一时代不同阶段的六位历史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来论述，这六人生存境域的展示正好构成新文化和新文学前后承接、递相发展的历史过程，完成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学的创生。作者立足于生存论的开阔视野，以通识的眼光，选择出能综合到一个整体中的史料，来获得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整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新文学本原的探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全面揭示出新文学的发生过程。可见作者对史料的选择有自己“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学是人的存在，文学史的写作就应以人的存在为核心来梳理。因此作者对六位历史人物史料的选择也就颇具“独到”之处：历史人物的相关著述、言论思想的史料皆关乎“此在”生存之思和对文化、文学的生存之思，且最能体现出他们的生存境域。从而使我们能洞彻这些史料背后的人的生命现象，在与史料的“接触”中产生一种生命感。也因此，我们方能立足于现实人生的生命体验而进入曾在历史及其历史氛围，与历史展开对话，体验、理解历史人物的生存，从而作出自己中肯的价值判断。 全书可商榷的是对新、旧文学对话可能性的体现。新文学是脱胎于旧文学的，新文学与旧文学表面决裂下浓厚的血脉关联应有所体现。“新”与“旧”之间应存在有对话的可能性；新文学在自己的生存境域里，应对旧文化、旧文学有一种穿越、渗透乃至包容的情势。书中如能体现出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生存对话，我们会于历史“还原”中更真切地感受和理解此在历史人物的生存，感受他们源于文化忧患而导致的对人的生存忧患，从而直抵文学的本真意义。 生，在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才可以把人的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产生超越的见识和涵盖一切的胸襟，去探究问题的表与里，去反思过去，沉思现在，展望未来。书中的康有为如是，梁启超如是，……鲁迅如是。《新文学的本原》作者亦如是。生命应该通凿自己的瞬息，透出生成之光。［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