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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20世纪发展迅速，辐射面很广。我们看到冠以人类学之名的新的分支学科纷纷出现，诸如符号人类学、饮食人类学、表演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等。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类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与人类学联姻的生长点，派生出新的研究领域。身体人类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追溯身体人类学的思想源头，需回顾20世纪中叶的哲学变革以及法国哲学家梅劳－庞蒂的名著《知觉现象学》（1945）。它的第一部即以“身体”为题。该书一反昔日的哲学仅仅关注形而上问题的传统，把形而下的身体作为现象学分析的起点，把“作为物体的身体”、“身体的体验”、“身体的空间性”、“身体的性别”、“作为表达和言语身体”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来探讨，从而揭开了现象学发展史上的“身体现象学”时代。后来福柯用他独特的思想史研究的形而下视角，出色地发展了身体研究的文化思路。 梅劳－庞蒂思想的德国继承人赫尔曼·施密茨在《新现象学》（1980）一书指出：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和康德一样，未能摆脱先验现象学的心灵形而上学的影响。在他看来，这种心灵形而上学就是西方思想关于人的心－身二元论的理论构架。它反映了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2000年传统的根本弊端，忽视了无法纳入这种理论模式的“身体感受的巨大对象领域”。 这样，作为文化问题的身体在20世纪后期得到普遍重视，相关的讨论扩大为东西方思想传统的现代对话，显得越发热闹起来。 人类学家约翰·布莱金曾编过《身体人类学》。他在导论中说，身体人类学不同于以往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anthropology），因为它所关注的不光是人体的生理、生物学特征，而更重要的是其文化的和社会的特征，“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各种变化的社会互动的背景中，那些成为文化的过程与产物的身体的外在化和延伸”。在布莱金看来，身体人类学的首要研究领域应是“人类情感的品质和感觉的结构”，这样的任务当然离不开文化的具体背景。 可以确定的是，身体现象学和身体人类学在将考察对象还原到特定文化情境之中这点上达成一致，而传统哲学要么是只关注“心”（心灵、精神）而排斥“身”，要么是用形而上的抽象来看待和处理作为对象的身体，致使这一块研究领地长久地空旷与荒芜。难怪20世纪末有媒体称“身体研究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新知领域”，也难怪社会学、美学、符号学、广告学等各个领域都急切地跨入这个新知领域，希望从中掘得金矿，或者至少能从新知方面分得一杯羹。 近日读到友人康正果新出的书《身体与情欲》，以为这是汉语学术界在身体研究方面引人注目的成果。作者在80年代吸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将之应用到古典文学研究之中；90年代关注身体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问题，其学术兴趣与认识的积累具有逻辑的连贯性。书中收录的20多篇文章以书评为主，大多是“阅读中激发了自己想说的话题，便通过复述或改写所读作品的形式把个人的阅读感觉抒写出来”。在他所读的作品中，除了昆德拉、严歌苓、杨绛、杨争光等人的小说，使我感兴趣的还是真正以“身体”为主题的几部学术著作：布鲁克斯的《身体作品》，佩格利亚的《性角色》，雅茏的《乳房史》和夏洛特·弗斯的《蕃息的阴》。尤其是后者，是美国汉学在身体和社会性别领域近来最重要的著作。 我以为可以用中国的成语来翻译弗斯的这个书名“TheFlourishingYin”：《阴盛：中国医学史上的社会性别，960－1665》（1999）。弗斯这本书对中国传统身体观的阴阳合体特征做了深入阐发。她着眼于《黄帝内经》，希望从中透视“黄帝的身体”，结果发现它基本上是双性同体的，于是得出命题：中国身体观表明“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阴阳功能均衡”；反观之下，西方人用来指称男女之间生理差异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对中国人而言，所有的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中都兼有阴和阳的元素。比如说，每个人体中都有血，那是气的阴性方面，精液和经血作为身体排泄物都属于阴的一类，而所有的身体都是小宇宙，它们与大自然循环运行所昭示的天地的阴阳韵律共鸣共振。 在此可以明确看出，对中国人而言，女性的性别从来就不是一种“缺少”或“他者”。是阴和阳之间的互补关系在个人身上形成和谐的统一。与此相关，弗斯还专门指出欧美的“性文化”的偏颇，它助长的是一种与生育无关的性活动。同这种观念形成对照的是，关于双性同体的身体的中国话语总是建立在“性别的同类与互补”思想上的，这样，“其兼具阴阳的身体，就成为天、地、人的宇宙性结合的能动性有机生命的隐喻表现了”。中国身体观的这种特性对于习惯灵魂与肉体二分模式的西方人意味着什么呢？ 孙康宜教授提出，是中国人对身体及其象征意义的理解的“差异”，使得美国汉学家们的观点变得极为引人注目。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阴阳互补的哲学，恰恰可以用来解决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关于“差异”概念的争议。遗憾的是，弗斯的成果同大部分汉学成果一样，尚不能得到西方主流学术、特别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关注。醉心于性文化研究的康正果当然对此心领神会，他写到： 今日的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大概离西方人比离自己的古人还来得更近，弗斯书中描述的历史、身体和性别观，其实对于我们也同样是很陌生的，很多优秀的海外汉学著作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对我们都是相当陌生的，因为我们长期以来被灌输了太多的硬套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上的刻板形象，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家不断重复的简单化结论，遂使思维取向蒙上了太多成见的白翳。（P69） 在此，我们看到“熟知非真知”（黑格尔）的道理在跨文化认识论方面的再次体现。从出自本土的华裔学者康正果的体会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者眼光对于我们理解自身文化的那种“陌生化”效果。“只缘身在此山中”，原来并不能看清此山的面目。这充分说明“他者”对本土知识分子反思自身文化有不可替代的借力作用。 《身体与情欲》最后一篇《羡憎交织的他者》，是针对拙作《阉割与狂狷》的批评。康兄认为我在《阉割与狂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太监扩大化”的考察，包括下面对我的学术心态的猜测和批评，难免有武断之嫌： 他显然对中国人文化品格的基因发生了怀疑：似乎我们今天的不够强壮和窝囊受气不该完全由我们自己负责，似乎不在祖坟里挖出某种致邪的东西把它砸个稀巴烂我们就难以心安理得，似乎能对那古老、陈腐的文本中的东西来几次诅咒，我们就扫除了自己身边的妖气和霉气。这是不是叶君的心态？甚至可以说这是不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的心态？我们为什么总是不满我们的过去？为什么每当我们面对中国和中国人种种不如人意的现状，总要闹着找一个历史的替罪羊，把我们对自身的失望引向对祖宗的怨恨？（P192） 窃以为康兄的这些推测有很大的“误读”成分，甚至刚好弄反了我的意思。拙著一开始就提出，不应用厌恶和鄙夷的情绪化态度对待阉割问题，阉割是一种驯化和文化化。第六章结尾处，我特意以中国人呼唤阳刚与西方人向往阴柔的当代文化对话为背景，揭示出阉割文化培育出的中性人格理想的正面价值和文化资源意义：“莫非孔夫子数千年前就悉心追求的‘中性’人格，已经为未来的文化整合和人格重构预示了大方向？果真这样，狂狷与阉割的两极效应之间，将是培育新的理想人格的温床。”（《阉割与狂狷》P262）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我如此高度的期待，不知如何在康兄笔下判断成“对祖宗的怨恨”。 至于康兄这种南辕北辙式的误解发生的原因，窃以为涉及到我们两人常争论的一个话题：学术研究与学术写作的方式。康兄一向认为与其详尽地搜集和占有资料，不如“抒写个人感觉”。在我看来，这也许是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写一些随感类的书评也还可以，但是作为讨论学理问题的方式，“个人感觉”不仅不那么有说服力，还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吧。 （《身体和情欲》康正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1600元）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08/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