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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既往现代文学理论史写作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以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演进更替为主轴的模式，一是以一个个现代文论家的思想做个案排列的模式。马建辉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以下简称《范畴》），尝试了文学理论史书写的别一个模式：即以文学理论基本范畴的语义或多语义呈现为主轴的写作模式。该著以史作论、微观对话的研究取向，对中国现代文论史研究是一个明显的创新和推进。 《范畴》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文本的精耕细作，真正深入到了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文本实际当中，使那些孤立看来抽象而苍白的基本文论范畴在历史的叙述中变得具体、丰富而生动。正如作者所说，中国现代文论中关于文学本质的规定或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首先通过对那些重要的理论范畴或批评术语的理解与使用来实现的。该著通过对中国现代文论一些基本范畴的梳理和研究，揭示了当时语境中，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思考与认识。该著论及的各个文论范畴涉及了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文学的内容、文学的“表现”论、文学的“反映”论、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学的审美属性，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文学基本理论问题。作者把这些文学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中国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下来具体考察，探究与之相关的文论范畴在具体文本中的使用情况，以及在这一使用过程中所可能发生或实现的意义规定，较充分地展现出它们的意义蕴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些文论范畴虽然都发生、发展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然而它们的真正理论归宿却在于通过这些具体化和历史化的文论范畴来深入探究文学的本质。质言之，这部专著具有断代性文论史研究的表象，而在本质上却还属于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取向就决定《范畴》以史作论的写作方式。 一个时期以来，在现代文论史的写作上，存在着一种机械论倾向，即一些研究者将唯物史观庸俗化而直线性地理解意识形态形式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忽视意识形态形式相对的或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和自足，把多元综合的文艺学简单理解为宏观的文艺社会学，把“美学—历史”的辩证研究方法化约为历史决定论的宏观单向性方法，这不仅忽视了美学维度自身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而且也忽视了历史通往美学的繁复、微观的中介环节。《范畴》一书力图摆脱这种文论史写作的模式，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了微观对话的文论史叙述景观。它没有简单地把各种不同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划分为左、中、右三个权力界域或启蒙与革命两个价值维度来叙述；而是在具体的问题论域中描述它们互动、互补、互渗的有机统一关系，在历史的对话现场和机制中彰显它们各自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展现了文学理论“美学—历史”研究的丰富的可能性。在该著中，“美学—历史”研究不是简单机械的，而是体现为一种多元整合、立体多维、多样有机的辩证思维。中国现代历史文化语境，在该著中也不是作为观念的总体性想像，而是作为文论文本的差异、多样的具体而存在的。这种微观性的文论史叙述非但不会取消宏观的文论史叙述的可能，相反却能凸现宏观文论史叙述的生动性和真实性。这种生动性和真实性就在于宏观的文论史整体并不是在文论史作者一厢情愿、一语独白的理论想像和思辨过程中主观命名出来的，而是在历史上持论各异的文论作者互文对话的过程中走向对立统一的。 微观对话而不是一语独白，以史作论而不是抽象推理，《范畴》一书以其独特的运思方式和叙述品格，一定会在中国现代文论写作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原载：《文艺报》2008-5-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