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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地区历来是人文荟萃的文化大邦，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培育了不少文化名人和辞章精英。两宋是“曲子词”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齐鲁词坛上不仅升起了李清照、辛弃疾这样两颗光芒四射的巨星，而且还衬配着其他光亮度不等的群星，从而使其总体景观显得相当璀璨。不过，由于人们习惯于仰望巨星而往往忽视其周围的群星，所以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齐鲁词人的成就和作为除开李、辛两大家外，其余皆不足道也。而这种片面的认识，在我们阅读过崔海正教授的新著《宋代齐鲁词人概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全书共25.8万字）以后，相信就会被纠正。此书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之上，从多种角度对宋代齐鲁词人群体展开多层面的考论研究，堪称是既“全”又“深”地审视宋代齐鲁词界总体景观的一部力作。 全书基本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对宋代齐鲁词人逐个地进行考证和评述。依时间先后排列，他们是：北宋的和岘、王禹偁、周起、庞籍、刘潜、李冠、荣諲、李师中、李之仪、孔夷、孔榘、晁端礼、晁补之、晁冲之、侯蒙、李元膺、刘山老；两宋之交的吕颐浩、李清照、李邴、杨适、张表臣、颜博文、晁公武、侯宝、王千秋；南宋的王嵎、赵磻老、王质、周文璞、周弼、辛弃疾、李訦、赵闻礼、林表民、李壇、周晋、周密、吕同老，共计三十九人。对于这些词人，作者首先对其籍贯、生卒年和生平事迹进行考辨，其中颇多发明之处。如对周起、晁冲之、张表臣、晁公武等人的生卒年或生活年代，就都是通过广蒐材料和勤加排比方始由作者所首次提出或另立新说的。又如，晁冲之有否中过进士，清人（吴之振等所编《宋诗钞》及王奕清等所编《历代诗馀·词人姓氏》）皆谓冲之“举进士”，而本书作者则指出清人之说盖由喻汝厉《晁具茨先生诗集序》中“予曩游都城，于晁用道为同门生”一语中推演而来，然此“同门生”实指喻氏与冲之曾共同师事陈师道学诗，而非指登进士第，这就廓清了清人之误。所以正像作者所说：“越是不大知名的词人资料越少，要寻找到一条可用的材料谈何容易！”要为上述几十位词人（除李清照、辛弃疾、周密等人比较“显赫”的词人外）一一考订出生平行状，确是相当艰难和不易的。于此也可见出本书作者的严谨学风和实证功夫。而在考证词人生平之后，作者就对其词作展开多角度的评论和研究，于中显露了他犀利的“词史”眼力。如和岘的《南郊鼓吹歌曲三首》，虽然赫然位列《全宋词》的全书之首，但因其属宫廷祭祀时用，所以常被人认为“思想价值”不高而忽略不顾。但作者却慧眼独具地指出：这是一种“台阁味”甚浓的歌词，它们和周起所作的《蝶恋花·岳佐星储生佐圣》，以及后来大晟词人所作的应制词篇，构成了“歌咏圣明”的一条特殊的“词脉”，同样具有认识价值和“词史意义”。又如对于南宋前期词人赵硒老的《拙庵词》，作者认为：“其中，贺寿、酬答词居多”，“而最有特殊意义者当推几首园林游赏之作，因为它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此时南宋士大夫文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即指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取向已在相当程度上转向了山林雅逸之趣，这从作为“文儒有气节”的赵磻老尚且“拄笏看西山”（《水调歌头·和平湖》）中就可窥知。再如，王千秋有两首“以词代简”的词作《渔家傲》和《虞美人》。作者从词史角度着眼，指出它们另有一种“附加”的价值，此即实用性和工具性的文体功能与文体价值，而这又是宋词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必然出现的倾向，也是文体合乎规律的逻辑演进。凡此种种，都足以见出作者观察问题的“圆照”（《文心雕龙·知音》）而不片面，见微而能知著。当然，更见作者学养的还在于他对词篇所作的艺术分析。如他对晁冲之《汉宫春·梅》词所作的分析：“起唱‘潇洒江梅’笼罩全篇；接下以竹作陪，肖梅之形；继而用雪风、春燕、归雁三层旁写，概尽环境之寥落。下片暗用薛维翰《春女怨》及林逋《山园小梅》诗意，极力突现寒梅之品格。煞拍回应发端，醒明词旨。全词就野梅之孤芳自赏与处境之寂寥冷落反复写来，节奏纡徐，气调疏宕，一篇主意全在梅之精神，其孤高的品节，亦是词人人格的自我写照，堪称是一篇相当优秀的咏物词。”其言精警透辟，可作一篇优美的鉴赏文章来读。至于本书之论李清照和辛弃疾词，虽然用笔不多，却又句句“敲在点子上”。如论辛之《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和《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二词曰：“前词分明而又含蓄，巨大哀痛以轻松笔调出之，颇近滑稽；后词吩咐琐屑家事，朴素纪实中不失幽默。从语言层面看，两首词都给人一种绚烂之极归平淡之感，但从言语深层内蕴看，这种模糊了悲喜剧界限的冷面诙谐往往给人的心灵以更为剧烈的震颤，而并非舞台上纯粹的逗笑取乐。对照壮声英概、负管乐之才的稼轩，这种心态不是正透视出一个人生的悲剧吗？”所以总结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本书对宋代齐鲁词人的考论研究，可谓细大不捐，既“全”且“深”，很可当作一本简明的“宋代齐鲁词人手册”或“宋代齐鲁词人辞典”来读。 本书在全面“检阅”宋代齐鲁词人的队伍之后，又对宋代齐鲁词界的总体景观作了理论性的审视。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论述齐鲁词人对宋代词学所作的贡献。这种贡献，首先表现在词学理论的建树上。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宋词的创作虽盛但宋代的词学评论和词学理论却相对薄弱，因此出自三位齐鲁词人之手的下列三篇词论就显得尤其可贵和重要，它们分别是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晁补之的《词评》和李清照的《词论》。本书作者在对这三篇词论一一进行评述之后指出：“这三位齐鲁词人的词评，就其‘理论性’而言，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北宋词学理论的最高成就”，且又为南宋词学理论的更上一个台阶起了一种“枢纽与过渡”的作用。这种评述，就是相当公允的。其次，齐鲁词人对于宋代词学的贡献又表现在词集的选辑方面。赵闻礼所辑《阳春白雪》和周密所辑《绝妙好词》就是现存宋人所辑词选中的两部各具特色之作，其中又尤以周选更为特出。所以综合以上两方面情况来看，诚如作者所说，在宋代词学史上，齐鲁词人确实曾为它涂上了浓重一笔。 二是评说齐鲁词人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作者认为，三百年间的宋词流变可划分为七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意味着一次明显的词风变革），这七个阶段的代表作家分别是：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和吴文英、其中，占籍山东省的就有两位（李、辛），与占籍浙江的著名词人人数相等，而其余各省除福建、四川和江西各有一人之外，皆无人荣登此“领袖榜”之上。因此“在促进宋词发生重要变化的、具有‘领袖’资格的词人中，按其比重，齐鲁应排在第一位。”这一结论，或许有些“溢美”之嫌，但其用意（揭示齐鲁词人在宋代词坛上的重要地位）却并非全无理由和根据。我们只要细读一下作者在后所作的具体论析（对王禹僻、庞籍、刘潜、李冠、晁补之、晁端礼、李清照、辛弃疾、周密等人之词篇的评价），特别是对“易安体”和“稼轩体”的分析，就确可得出这样的认识：“齐鲁词人从宋朝开国延续到宋亡前后，从宋词的奠基到宋末遗民词，他们几乎参与了每一次变革，或试开某种风气，或为有力的推动者，或作为羽翼加入群体的合唱”，其对宋词发展的推进作用，确实是相当巨大的。因而作者的这种总体评价基本符合于事实，至少可作一家之言提出。 三是对宋代齐鲁词人群体的共同精神风貌作了整体审视和深入分析。它抓住以下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审视其人格精神。齐鲁词人接受了本是齐鲁地域文化而又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精神之熏陶惠育，注重人格修养和出处大节，因此其人格精神相当崇高。它的具体表现约有如下数端：（一）平时居官有政绩，敢于为民请命。（二）国步艰难时期，能够为国分忧效力。（三）国家危亡时期，高风亮节，保持操守。（四）有大志，有胆识，有识见。（六）为人真诚朴实，喜交朋友，育人才。而在论述这六点时，每条都援引丰富的材料，做到有论有据，令人首肯。二是分析其乡恋情结。作者着重以李清照和辛弃疾为例，深入论析他们南渡之后所怀的乡思乡愁，指出它们一和爱国的情感相互融注，二又带有“文化寻根”的意味。如李清照在《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诗中写道：“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其中就提到了古代齐国的稷下之风，又用了“东山”的典故（“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见《孟子·尽心上》），这就表明齐鲁词人的乡恋情结中包涵着相当丰厚的文化内蕴。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论析，宋代齐鲁词人的群体精神风貌（当然又是其闪光的一面）就得到了充分的揭示。 所以总结起来说，《宋代齐鲁词人概观》一书从区域文化的视角对齐鲁一代词人展开了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不仅对研究宋词者有所帮助，而且还对撰写地域文学史者有所启迪。它在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显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与功力，所以值得庆贺它的问世。稍感不足的则有两点，一是对于宋代齐鲁词人的乡土背景（包括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历史传统、文学渊源等方面的“背景”）挖掘尚不够深，二是与其他省份之词人的横向比较还可加强。若能在这两点上有所改进（当然其难度相当之大），则本书定会更趋完美。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