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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学是在女真族统治下、与南宋政权相对立的北中国汉语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受到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南宋王朝作为朝廷正朔之所在，北方的辽、金政权，则被视作入侵的蛮夷之邦。20世纪以来，研究金代文学者寥寥无几，直到1980年，程千帆先生在谈学术创新时，还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金诗方面的著作，真正研究金朝人的诗，顶多只是偶然有人写文章谈到元好问”。胡传志教授的《金代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改变了这一现状。可以说，这本书是综合性、创新性、开阔性的统一。 首先是综合性。全书由五章构成。第一章《金代文学总论》，论及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金代文学的特征与地位、金代文学与苏轼等方面，为高屋建瓴的宏观研究；第二章《元好问考论》，重点研究其诗论；第三章《〈中州集〉研究》，研究了《中州集》的编纂过程、体例、性质及文化意义，另考证了《中州集》的文献失误等；第四章、第五章主要研究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金代主要作家及有某一专长的其它作家。其中第二、四、五章为作家研究，第三章为文献研究。全书结构完整、涵盖面广，文献与理论并重，体现出作者偏向综合的治学路径和特点。 综合性还表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如元好问研究一直是近百年来金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但学者们各有侧重，要么侧重其生平创作，要么侧重其诗论，缺少必要的综合。该书二、三两章虽是研究元好问的某些具体问题，但时常将生平、创作、诗论、著述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再联系相关的时代环境、文坛风尚等因素，加以全面考察。作者不仅涉足过去人们很少研究的《中州集》，研究其编纂过程、体例等文献本身的问题，还独具慧眼地研究其流传和影响，综合分析《中州集》在元、明、清的流传过程，认为其价值之隐现、地位之浮沉都与时代风云息息相关，并由微见著，从文献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令人信服地作出一个结论：“时代能显现一部著作的价值，又能埋没一部著作的价值。”（第165页 其次是创新性。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作者将发前人所未发视为做学问的第一要义。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全书各章之中，不仅在前人很少涉及的领域不断发明，即使在一些热点问题上也能有所突破。如学界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很难再出新意，但作者借用郭绍虞先生倡导的“以元注元”的方法，结合金代文学实际，对部分诗作加以辨释，提出了许多新见。像“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两句，人们多以为是指李贺，而著者结合孟郊的诗歌意象及他人对孟郊的评价，广征文献，反复揣摩，指出“切切秋虫万古情”一语当是针对孟郊而言，立论新颖有颇具说服力；再像“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两句，过去学界在笺注该诗时，每每以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等人来释“忠臣”，而忽视了“果”字的着落。著者征引遗山《〈东坡乐府集选〉引》和《滹南遗老集·著述辨惑》等文献，指出这两句是针对当时赵尧卿、文伯起等人自诩为苏门忠臣的言论而发出的批评。这样的解释，较前人迈进了一步，更加贴近了诗意。 创新需要脚踏实地的学风，更需要作者具有良好的悟性和积极的开拓精神。关于蔡松年与辛弃疾的师生关系，学界长期倾向于辛词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的意见，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作者却从现存资料的爬梳中，肯定了蔡、辛之间的师生关系。他结合元好问《忠武任君墓碣铭》、辛弃疾《美芹十论》、郝经《陵川集》卷九《书蔡正甫集后》等材料，首先论定蔡松年之死是因为海陵王完颜亮怀疑他泄露军事机密而将其鸩杀，这一发现足可以补《金史》之不足。后将蔡松年词与稼轩词对读，又发现稼轩多次化用蔡词，最后得出《宋史·辛弃疾传》所载稼轩少师蔡松年之事未必子虚乌有，不应该轻易受到怀疑和否定，从而理清了在“苏学盛于北”的背景下，由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风经蔡松年的过渡，又为辛弃疾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发展脉络。著者的这一重要发现已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巩本栋先生的《辛弃疾评传》时就采纳了这一观点。 第三是开阔性。著者最初以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为切入口，后逐渐扩大研究的涵盖面，将文献学研究与文化、美学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终于初步构建起金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他在论述金代文学的特征与地位时，把金代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前后比照，探讨金代文学为后人提供的诸多“新的东西”。有的问题容易说清楚，如金代文学使得中原文学中心开始北移，拓展中国文学的地域，一经说出，便较为明了，而有的问题则需要深入的分析。如少数民族文人的崛起，是金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它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却难以揭示清楚。作者在论述了金源一朝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具体情况后，即论述其独特价值，著者这样写道：“民族融合历来是双向的，有少数民族‘强效华风’（范成大《揽辔录》）的一面，也有‘虏乐悉变中华’（《范石湖集》）卷十二《真定舞》题下小注）的一面。后者正是他们的独特价值所在，即他们对汉语文学的渗透，给汉语文学所注入的新鲜血液。”（第30页）然后著者又把少数民族文人与汉族作家相比说：“汉族作家在创造悠久的文明、复杂的样式、繁多的规矩的同时，又承受着由日益丰富沉重的创造所构成的挑战和压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谋求创新，但总是受到传统的有力牵制，一再借复古来创新，实际上故步自封，表明感觉已有所麻木。而少数民族文人没有这种‘身在此山中’的困惑，显得比当局者更清醒。”（第31—32页）在强有力的论据支持下，著者最后得出结论：“金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成就莫定了少数民族在汉语文学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及后代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持续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藏。”（第33页）金代末年出现了许多豪杰气质的作家，著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作家的迥异之处，即他们具有外向型的刚毅个性，具有反弹、抗争力量，正是这种个性使得他们能够在末代保持强盛的创作活力，并且能够避免末代文人习见的狭小枯窘和低迷的哀吟伤叹，从而形成“时代终点就是文学成就的顶点”（第37页）的特征。 此外，本书第五章《金代其它作家略说》还体现出著者的另一种笔墨。由于此章所论都是些中小作家，材料有限，一般不适合作个案研究，但各有特色，不能完全弃之不顾。因此著者选取16位作家，采用“略说”的形式把他们推向世人。这一章中，著者苦心搜罗散见于各处的零星资料，将之融会贯通，然后出之以诙谐幽默的口吻，介绍他们的生平、诗歌创作等情况，常常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别具一种轻松活泼的情调。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