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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个为什么(先秦至唐代文学部分)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陈才智 参加讨论

03.保存中国远古神话最多的是哪部书?


    《山海经》是先秦时代保存神话最多的书籍,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许多著名的神话仅见于《山海经》。这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它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山海经》中保留的神话是相当古老的,但严格地说来,还是“神”多于“神话”。《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它们往往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里或许含有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全书中,神话色彩最浓的是海经和大荒经,其中记录了不少异国人的奇异相貌、习性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长臂国、不死国、大人国、小人国等等。有许多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断的,但不少故事已经具有了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情节或形象,如大禹、帝俊和西王母的传说,圣地昆仑山的神奇景象等。最有名的是“夸父逐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总而言之,《山海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4.《左传》的“左”和“传”怎么解释?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左氏传》、《左氏春秋》、《春秋内传》、《春秋古文》、《古文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时的左丘明所作。左丘明大约与孔子同时。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班固说他是“鲁太史”,后儒亦有谓其为“孔子弟子”者。至唐代,赵匡才开始怀疑,认为“左氏”并非左丘明。后来的学者,有的说是子夏所作,有的说是吴起所作,今文派经学家更直指此书乃刘歆所伪造。现在看来,《左传》非成于一人之手,作者很难确指。但此书既然以《左氏》为名,那么,它与“左氏”应该有某种关系。说它的大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之所以称《春秋左氏传》,据《汉书》的记载,始于汉哀帝时的刘歆。儒家称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是汉代官学的通例。《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与《春秋》重合,于是,此书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传”,与《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同一性质,故并称《春秋三传》。但就在刘歆同时,一般学者就持有异议,认为此书“不传《春秋》”。关于此书性质,历代多有争议。现在看来,此书不传《春秋》,并非经学著作,而是自成一家的编年纪事体史书。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左传》虽不能说是“依经作传”,但其记事之详赡多有助于说明《春秋》。所以,也不能说与《春秋》毫无关系。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此书原与《春秋》各自单行,至晋朝,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合为一书。
    

05.为什么《庄子》大半是“寓言”?


    与天地并生的气概,逍遥无待的思想,意出尘外的想象,形象恢诡的论辩,富有诗意的语言,跌宕跳跃的节奏,变化无端的结构,行云流水的境界,汪洋恣肆的文风,这就是《庄子》。《庄子》一书,汉代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有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庄子(前360?—280?),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尝为蒙漆园吏。
    寓言是《庄子》一书的灵魂。“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寓言第二十七》:“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就是说,寓言占了《庄子》一书十分之九的篇幅。为什么要占这样多的篇幅呢?庄子自己解释说,寓言,就是借他人的嘴,说自己的话。谁都晓得,父亲不宜给儿子做媒。父亲跑去向女子吹嘘自己的儿子,会招人怀疑,不如托媒婆去吹嘘。本来嘛,儿子总是自己的聪明,观念总是自己的正确。同自己保持一致的就赞赏,同自己分道扬镳的就排斥;跟自己走的就予以肯定,另辟蹊径的就予以否定。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我在书中借他人的嘴说自己的话,涉嫌编造故事,这不能责怪我,应该责怪人性的弱点。
    庄子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有意地、大量地创作寓言的作家,而且堪称先秦诸子中的寓言大师。庄子散文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寓言上。司马迁说他“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寓言不仅数量多——有近二百则大大小小的寓言,而且形式多样,或融于全文的议论之中,作为论据而存在,或整篇全由寓言组合,内含着深刻的思想。
    庄子之前的墨子、同时的孟子也都喜欢用寓言来说理,但他们的寓言多是扩大了的比喻,目的仅在于为理论找一个形象化的补充形式,在性质上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造。而庄子则注重以寓言本身来说明问题,以寓言特有的功能来寄托和表达一种思想,使自己的理论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而不仅仅把寓言作为抽象理论的附庸或例证。由于寓言具有相对独立性,庄子就能展开笔墨,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出一个个文学色彩浓郁、异趣横生的寓言,把自己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扑朔迷离的大小故事中。另外,其他诸子的寓言多取材于日常生活或历史传说,庄子却大量揉合、改造神话传说,把深邃的哲理寓于夸张奇幻的神鬼寓言、动物寓言。
    

06.为什么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馀字,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07.汉代民歌为什么又称“乐府诗”?


    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五种涵义:(1)两汉所谓乐府是指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2)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3)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4)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5)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为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
    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在先秦时就有了。以“乐府”为这种机构的名称,约始于秦代。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铸有“乐府”二字。汉承秦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之职。到了汉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都被大大扩大了,其具体任务包括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歌及制作歌辞等。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主要是由文人写作的;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则主要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民歌。所用的音乐,主要也是来自民间。为了区别于文人制作的乐府歌辞,习惯上把采自民间的歌辞称为“乐府民歌”。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一百三十八首,但现存的不过三四十首。一般认为现存汉代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乐府机构所采集的,所以汉代民歌又称“乐府诗”。《汉书·艺文志》还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以下便是《乐府诗集》中一首十分有名的乐府诗: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诗人以朝露易晞、花叶秋落、流水东去不归,来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复返,由此强调努力奋发,咏出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
    

08.“古诗十九首”为什么只有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昭明文选》卷二十九,因为作者姓名失传,时代不能确定,所以,《昭明文选》的编者题为“古诗”。《古诗十九首》不是一人一时一地所作。一般认为大都出于东汉末年,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
    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的闺愁心态,是《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在这一内容的表达上,《古诗十九首》展现了敏锐的节序感,如“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微妙的空间感,如“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深切的世态炎凉感,“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些感受因为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得到读者的广泛共鸣。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如“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表达了来去亲疏的关系;“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表达了永恒与有限的关系;“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表达了忧郁与欢乐的关系。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作为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宛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以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如: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以夜晚独宿为背景,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作者忧愁难眠,揽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在这里,他乡明月并没有给游子带来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更激起他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其语言如山间甘泉,似千年陈酿,既清新,又醇厚,刘勰《文心雕龙》说它是“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更称其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除了《古诗十九首》,《文选》和《玉台新咏》中还保存了另外的若干首无名氏“古诗”,内容和风格都与《古诗十九首》接近;《文选》中题为李陵、苏武的七首五言诗,其内容、风格同样接近于《古诗十九首》,这些诗一般也认为是东汉中后期无名氏文人的作品。连同《古诗十九首》在内,这种“古诗”共三十多首。
    

09.“三曹”指那三位文学家?


    “三曹”指汉魏间曹操(155-220)及其子曹丕(187-226)、曹植(192-232),他们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均以各自的特殊身份,吸引了一代文人,开创了一代文风。
    曹操是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其诗极为本色。首先,是英雄本色,“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宋敖器之《诗评》);其次,是乐府本色,诗作几乎全为乐府旧题,悲凉之中多有慷慨之气。像《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接连用“神龟”、“腾蛇”和“老骥”三个比喻,从正反两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情怀慷慨,真气回荡。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丕诗一变乃父悲壮之习,颇有文士之气:情感更为细腻,语言更为工丽,音韵更为和谐,形式更为多样。其《燕歌行》是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论著。另外,他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曹植在政治上最终失败,成为失意文人的典型,但他对魏晋南北朝诗坛的影响却最大。钟嵘《诗品》中列为上品,极尽誉美之辞。曹植不仅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其诗作确实才气过人,兼有乃父气盛之势和乃兄华丽之风。
    三曹至迟在南齐时已经并称。《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也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10.为什么陶渊明又称“五柳先生”?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书·陶潜传》里说:“(陶)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传》云: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全文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形式可谓首创。只以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赞语,便留下一幅神情毕现的写真,笔墨可谓精炼。以“不”字贯通始终,大量使用否定词,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之物,意蕴可谓深邃。
    总之,五柳先生不仅是陶渊明的号,也是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两大精神的真实写照。
    

11.古代有句谚语说“《文选》烂,秀才半”,为什么?


    “《文选》烂,秀才半”出自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八:“国初(北宋初年)尚(推崇、宗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秀才”本指才能优秀,汉朝作为举士科目,隋朝尤其重视秀才科,唐朝科举亦有与进士、明经并立的秀才科,宋朝时凡应举者都称秀才。《老学庵笔记》中的“秀才”,是指唐朝考中秀才科者。
    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也曾提到这一谚语:“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云《文选》学。少陵(杜甫)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故曰:‘《文选》烂,秀才半。’”
    在中国的文学典籍中,以一部书而成一门学问的,只有“文选学”和“红学”,可见《文选》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瑶溪集》里说,今人不作诗则已,如果作诗,那么,《文选》不可不熟。《文选》是文章的祖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雪浪斋日记》则云,所谓“《文选》烂,秀才半”,乃是因为《文选》中的典故和词藻非常繁多,可供后人学习(《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引)。
    总之,对当时而言,《文选》因为是诗赋写作上的词汇与故事的渊薮,所以成为士子们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对后代来说,《文选》作为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汇集了历史上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但起到保存和流布的作用,也为后代文人提供了较好的学习范本。
    

12.为什么说六朝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我们理解,这表现在:
    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空前的繁荣,上层包括帝王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更重要的是,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对文学的各种体裁也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可以说,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二,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当文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现作者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以后,美的创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
    三,文学集团的活跃。既然文学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养,那么文学自然要进入他们的社交生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这样,就在某一群文人之间,并且常以某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心,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文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
    

13.为什么用“江郎才尽”来形容文人才华枯竭?


    江郎,指南北朝文人江淹。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他在宋、齐、梁三朝都做过官。现存诗文基本上是在宋、齐时所作。
    锺嵘《诗品》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实际上,江淹之所以“才尽”,恐怕并不是什么梦中还笔于郭璞,而是中年以后官运亨通。江淹幼年聪明过人,然家贫。于是他发愤读书,虽在学业上有很大成就,但仕途坎坷。自宋代入仕,辗转于诸王幕府,很不得志,还住过监狱,又被流放,在这段艰难痛苦的岁月中,他写出了《恨赋》《别赋》这两篇主题和题材都很新颖的骈赋,成为与鲍照齐名的文坛新秀。《别赋》写情人离别的一段文字,语言明转天然,音调珠圆玉润:“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后来他投奔权臣萧道成,帮助萧灭宋建齐,齐朝建立后,江淹先后做过御史中丞、侍中、秘书监。梁代齐后,又任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可谓青云直上,于是他耽于高官厚禄,忙于揖让应酬,才思逐渐减退,创作缺乏激情,再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所以人称“江郎才尽”。
    

14.为什么杨炯被称为“点鬼簿”,骆宾王被称为“算博士”?


    张鷟《朝野佥载》卷六云:“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衡)之略谈,陆士衡(机)之所记’、‘潘安仁(岳)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
    杨炯(650-693)擅长以古人姓名为对,像《从弟去盈墓志铭》:“有卫玠之风神,有张良之容貌。蒋琬之讥盛元,责在司空;陈蕃之对薛勤,志清天下。……晏平仲之善交,鲍叔牙之知我。张堪死日,妻子惟托于朱晖刘惔生平,风月每思于玄度。……朱穆好学,中食忘飧;谯周研精,欣然独笑。张华四海之内,若指诸掌,班固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这种用事用典方式,如果运用得当,确可增加气势。
    骆宾王(619-684?)擅长以数字为对偶,其《帝京篇》中有“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三条九陌丽城限,万户千门平旦开”,“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还有“千里”对“九重”,“五纬”对“八水”,“三千”对“十二”,“双凤”对“千骑”,“百味”对“九微”,“百龄”对“万化”,“一旦”对“千载”,“三冬”对“十年”。仅此一诗就十处以数为对。《畴昔篇》也很突出,有“五霸”对“三条”,“一朝”对“六载”,“万里”对“千种”,“九折”对“双流”,“千里”对“二江”,“五丁”对“四士”,“八阵”对“七星”,“十年”对“百日”,“百年”对“万里”,“七尺”对“九泉”,“两造”对“三章”,“三辅”对“四翁”。
    

15.为什么说王维“诗中有画”?


    王维不仅是一位大诗人,他还精通音乐,曾为大乐丞;精通书法,隶草兼擅;精通绘画,被推许为南宗画派之祖,自己也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道出了王维在诗、画两种艺术形式上的沟通:“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绘画讲究构图和着色,王维的写景诗亦然。为了求得诗中画面之美,王维调动了各种手段。他善于表现景物的空间层次,常通过点睛之笔写出错落有致的纵深感、立体感,如“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田园乐》)、“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前者以“孤烟”、“独树”的细节,勾勒、拉开了景的距离,后者则以群山连绵和数峰高耸,构成横向与纵向的配合。他还善于敷彩,这些色彩活跃地晕染着整个画面,显得清新鲜润。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王维还着意在动态中捕捉光与色变幻不定的组合,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送方尊师归嵩山》),都富有灵妙的生气。唐人殷璠说王维诗“在泉为珠,着壁成绘”(《河岳英灵集》),正道出了他的诗特别富于视觉之美的艺术个性。
    当然,诗与画毕竟是不同的艺术,它既不能取代画,也不应该停留在视觉形象的描绘上。王维的诗,更多的诗是不可画的,他诗中所描绘的景物,不仅有观察细致、感受敏锐之长,而且善于表达微妙的心理感觉,传达绘画所不可能达到的特殊效果。
    

16.唐代边塞诗的代表作家有哪些?


    盛唐诗人中,王维和李白都写过不少边塞诗,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也都很有名,但要说边塞诗的代表作家,还得首推高适和岑参。
    高适(700-765),字达夫,童年生活很苦。开元中他曾入长安求仕,但毫无结果。开元十八年(730)至二十一年(733)间,高适两次北上蓟门,漫游燕赵,希望能从军边塞,又毫无结果。天宝八载(749),授封丘尉。三年后弃官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安史之乱, 高适五十七岁那年,才官运亨通,人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旧唐书》本传)在动辄自比王侯的唐诗人中,他是唯一做到高官而封侯者。
    高适的边塞诗多写于蓟北之行和入河西幕府期间,代表作是《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既有对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的英雄气概的表彰,也有对战争给征人家庭带来痛苦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对“战士军前半生死”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将领“美人帐下犹歌舞”的不满。作者并不讳言征战的艰苦,但全诗却不失奋发激昂的高亢基调;苦难与崇高的对照,更增添了出塞征战的慷慨悲壮。故此诗虽多用偶对,但辞气流畅,充分展现了高适诗歌沉雄浑厚的风格特色。
    岑参(约715~770),祖籍南阳,出生于江陵(今湖北江陵)。他是盛唐诗人中留存边塞诗最多的。与高适一样,他是个热衷于进取功名的诗人,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是岑参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壮举。天宝八载(749),他弃官从戎,首次出塞,赴龟兹(今新疆库车),入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天宝十三载(754),他再度出塞,赴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入北庭都护府封常清幕府,任职约三年。
    他前后两次出塞创作的边塞诗多达七十馀首。代表作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前一首开篇:“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得大气磅礴,奇情逸发,雪花似梨花的夸张感觉,不仅体现了戍边将士不畏严寒的乐观精神,也使边地风光更显神奇壮丽。后一首开篇:“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写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令人生畏的恶劣环境,在诗人笔下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美景。三句一韵的节奏,造成一种拗峭劲折的音节,似紧锣密鼓,充分显现出岑参诗歌奇崛峭丽的风格特色。
    其他边塞诗人还有李颀、李益、卢纶,三人的代表作分别是《古从军行》、《夜上受降城闻笛》、《和张仆射塞下曲》。
    

17.李白为什么被称为“谪仙人”?

一是因为他容貌举止的仙风道骨;二是因为他才能行为的超群拔俗。
    李白初到长安,知名度还不是很高。“四明狂客”贺知章听人谈起过他,便第一个慕名来访。寒暄过后,知章问他:“有何大作?”李白乃以《蜀道难》一篇请益。知章读罢,扬眉道:“公真乃谪仙人也!”后来,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一诗中,还回忆道:“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一天,李白听说“湖州乌程酒甚佳”,乃慕名而往。酒肆之中,自然是开怀畅饮,高歌吟唱。一位复姓迦叶的湖州司马打此路过,闻声寻来,问:“是何人?”李白便以诗作答:“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李白的诗,那真是星悬日揭,照耀太虚,高华莫并,色相难求。
    

诗中无敌,酒里称仙,才气公然笼一代。
    

    

殿上脱靴,江头披锦,狂命直欲占千秋。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但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不羁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早就跨越了盛唐,冲出了亚洲。强烈奔放的个性色彩,淋漓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气势浩瀚的神奇想象,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美不胜收明丽意境,自然天成的风神情韵,这一切汇成了诗史上最富有朝气的歌唱。李白的魅力,就是诗的魅力。
    

18.杜甫为什么会被尊为“诗圣”?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生于巩县。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星空下的双子星座。前者称“诗仙”,后者称“诗圣”。
    “诗圣”的说法一般认为来源于南宋诗人杨万里,他的《江西宗派诗序》说:“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杨万里的这个观点,后人在评价杜甫时,多加以引述,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明杨慎《升庵诗话》等,但这一认识并非杨万里的独得之秘,北宋的邹浩、南北宋之际的张戒、稍晚于杨万里的敖陶孙、曾噩,都曾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即视杜甫为诗国圣人,只是没有杨万里这么显豁而已。到了明末,终生研究杜甫的王嗣爽,开始正式称杜甫为“诗圣”,他在《梦杜少陵作》诗中说:“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又在《浣花草堂二首》之二中说:“诗圣神交盖有年。”
    宋人称杜甫“圣于诗者”,主要是指杜甫在诗歌史上的“集大成”地位,认为他无体不工、无美不备。这一认识最早发之于唐代诗人元稹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宋代文人苏轼、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
    后世把杜甫简称为“诗圣”,则突出了其道德含义,认为杜甫诗所展现的人格魅力,集中了儒家文化传统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质和情怀,如忠义仁爱、民胞物吾、忧国忧民等。郭沫若在为杜甫写的对联中,称杜甫为“诗中圣哲”,也是这个意思,这也符合杜诗中的儒学内涵。
    

19.白居易的《卖炭翁》等诗为什么称“新乐府”?


    “新乐府”一名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出的,他在给自己的《卖炭翁》等《新乐府》所作的序言中说:“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也。首句标其目,古十九首之例也。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简而言之,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详而言之,与古乐府相比,《新乐府》五十篇的“新”体现在:
    

一,音乐性上,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尽管实际上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宣称“可以播于乐章歌曲”,只是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
    

二,诗题上,强调因事立题,自创新题。《新乐府》最初是由《新题乐府》省称而来,继承着“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不复拟赋古题”的先例。
    

三,精神上,强调“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更加注重“兴谕规刺”(《新乐府·采诗官》)。
    

四,内容上,以讽刺时事、伤民病痛为主,以总结人生经验、概括社会现象等为辅。
    

五,形式上,主题更专一,叙事更强化,视角以第三人称或客体化为主,以第二人称和作者议论慨叹为辅。作者的感慨是针对时事而发,而非个人的咏怀述志。
    六,诗体上,都是唐代盛行起来的新诗体——七言歌行体。
    

20.李贺为什么被称为“鬼才”?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昌谷(今河南宜阳),是没落的唐宗室后裔,因为父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后来荫举做了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不久就怏怏而死。有《李长吉歌诗》,存诗240馀首。
    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丙卷云:“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阮阅《诗话总龟》引宋景文语也说:“李白仙才,长吉鬼才。”
    翻开李贺诗集,触目可见的是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宛如进入了一个幽冥世界:“嗷嗷鬼母秋郊哭”(《春坊正字剑子歌》),“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蒿里”(《绿章封事》),“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罗浮山父与葛篇》),“海神山鬼来座中”“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耕人半作征人鬼”(《白虎行》),“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其三),“鬼哭复何益”(《汉唐姬饮酒歌》),“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荒芜的山野,惨淡的黄昏,阴森墓地,闪烁的鬼灯,可怖的萤光,百年的老鸮,食人的山魅。令人读后,深感其“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谢榛《四溟诗话》卷四),正如晚唐诗人杜牧在《李贺集叙》中所云,李贺诗是“骚之苗裔”,“荒国陊殿,梗莽丘垅,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李贺自幼体质赢弱,长得细瘦,通眉,长指爪。早熟而敏感的他,比常人加倍地品尝到了人生的苦涩。在现实的重压下,他呈现出种种早衰的症状和心态。人生的短暂倏忽,引发了他的无比惊惧,怀才不遇的苦痛,冲击着他多病的身心。于是,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便成了他解脱痛苦的希望。这位鬼才在二十七岁那年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走进了他向往的另一个世界。
    

21.“老杜”指杜甫,“小杜”是谁?


    “小杜”是杜牧。《新唐书》卷一六六云:“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有《樊川文集》。其诗能在俊爽峭健之中,时带风华流美之致。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小杜的咏史诗很著名,如:“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前一首喟叹朝代兴亡变化,岁月倏忽变幻,后一首感慨执政者的荒淫糊涂和世人的居安忘危,透过这些,我们看到小杜心底的悲凉。此外,小杜还有不少咏史诗也很出色,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讽刺天子的荒唐;“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感慨历史变化的难以把握等等,都表现着小杜透过历史对现实的关注。
    小杜抒情写景的七绝,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较为著名的有《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从上面这几首诗可以看出,小杜的诗风既不像元白那样平易,也不像李贺那样雕琢,反倒于韩愈七绝诗那种较为流畅轻灵的一面,多有吸取。
    应当注意区分的是,晚唐诗僧贯休《杜侯行》所云“大杜小杜为殷霖”,大杜指杜悰,小杜指杜审权。
    

22.李商隐为什么写“无题”诗?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李商隐的诗,以无题诗在后世最为知名,下面这一首《无题》更是脍炙人口: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一开头就说尽了离情别恨。第二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已经超越爱情而具有执著人生的永恒意义。第三联于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最末一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深挚。他把爱情纯化、升华得如此明净而又缠绵悱恻,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
    李商隐是个内向型的诗人,时世、家世、身世,都促成了他易于感伤的性格,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以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发他丰富细腻的情感活动。他的许多诗歌所写的不只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绪,人的心绪往往是很难表达的,更何况李商隐的心绪又非常复杂。对于政治的执着,使他的心境通之于人世宇宙、治乱兴衰的探究,而在实际生活中,没落的时代、衰败的家族、仕途和爱情上的失意、朋友的不能谅解、妻子王氏的早逝,各方面的困扰缠结于心,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荷。种种情绪,互相牵连渗透,难辨难分。这种心理状态,用繁复的意象表现,便无法明确地用某时、某地、某事诠释清楚。有时候,诗人所要表现的那种萦绕于心间的莫名愁绪,其来龙去脉恐怕连自己都未必完全明白,这时“无题”应该是他唯一的选择了。
    李商隐诗集中,除了十四首明确冠以“无题”的,还有摘句首二字为题的,如《碧城》《锦瑟》等“准无题”诗。关于这类诗李商隐自己解释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说:“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但是,现在看来,他这些诗可能有少数是别有寄托的,如“万里风波”,“八岁偷照镜”,更多的是以爱情体验为中心、又超越了具体情事的整个心境的体现。
    

23.“百代词曲之祖”指哪两首词?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菩萨蛮》)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
    南宋淳佑间黄昇编集的十卷本《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选录了署名为李白的这两首词,并云:“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菩萨蛮》是望远怀人之作。上片写景,由远而近。登楼远眺,暮色苍茫,平林如烟,寒山似带,意象苍凉壮阔,进而写楼写人,逐步逼出全词关键:“有人楼上愁”。下片由近及远,情中有景。词以感喟结穴,意兴高远,雄浑无匹。徐士俊云:“词林以此为鼻祖,其古致遥情,自然压卷。”(《古今词统》卷五)
    《忆秦娥》又名《秦楼月》,词以秦娥起兴,写行人去国之恩。上片抒离情,下片咏秋望。全词怀古伤今,寄意遥深,饱含着繁华衰歇、不堪回首之慨。结尾更隐寓山河兴废之感,气象颇为阔大。
    尽管宋代以来,就一直有人对二词是否为李白所作半信半疑,但称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还是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正如清代词评家陈廷焯所说:“唐人之词如六朝之诗,惟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阕,实千古词坛纲领。”(《云韶集》卷一)“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阕,神在个中,音流弦外,可以足为词中鼻祖。”(《词则·大雅集》卷一)
    

24.“敦煌变文”是佛教作品还是文学作品?


    变文,或简称“变”,是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现知明确标名“变文”或“变”者有八种:《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简称《目连变》)、《八相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又题《舜子至孝变文》)、《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又题《前汉刘家太子传》)。此外,尚有题残佚,据其体制也应属变文者,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
    “变”字的含义和渊源,一直是个谜,有的说是梵文citra(图画)的音译,这种讲述佛经中神变故事的图画就叫作变相,形式就像连环画或小人书;有的说应该解释为“故事”,所谓故事的图像就是变相,故事的文字就是变文;有的说是“变更”,即把经文转变为通俗易懂的文体,或“神通变化”等义;有的说是佛教语“因缘变”(因果变换)的简称。
    现存敦煌变文按题材分有四类:
    一、佛经变文,如《目连变》、《八相变》、《降魔变文》、《破魔变文》、《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这类变文通过佛经故事的说唱,宣传佛家的基本教义。但它们与讲经文不同。它们不直接援引经文,常选佛经故事中最人趣味的部分,铺陈敷衍,渲染发挥,较少受佛经的拘束。
    二、讲史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大多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轶事趣闻,吸收民间传说,加以渲梁。
    三、传说变文,有《舜子变》、《刘家太子变》。虽假借历史人物,但所讲故事并无历史根据。
    四、时事变文,有《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
    概括地讲,“敦煌变文”是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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