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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军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专著《叙事的诗意——中国现代小说与象征》(人民出版社出版)，无论是从研究对象的选择还是从研究范围的框定上看，都是一个大胆而危险的命题。就研究对象而言，象征一直被看作是诗歌的专擅，在象征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上，前人的成果多集中在诗歌领域，小说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该书则取现代小说与象征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寻找“叙事”的“诗意”，这样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勇气与自信的体现，同时也使得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变得不同凡响。就研究范围而言，该书首章即以“象征与象征主义”、“象征与寓言”、“象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与小说中的象征”三节内容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考量，作者最终将研究思路做了以下定位:以现代小说为观照对象，以象征诗艺为切入视角，系统地揭示象征与现代小说的关系。换言之，作者是在“广义的象征”(鲁迅语)视域下展开思考的，这样的处理巧妙而稳妥，不仅清晰地确立了研究的边界，明确了研究目的，同时也保证了研究对象本身的自足自洽。 该书另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对现代小说象征内涵的深度阐释。作者通过以下几个层面逐次深化讨论:首先是整体把握现代小说的象征内涵；其次是个案研究，通过对鲁迅的“广义的象征主义”，王统照的“哲学的角征抒情”、萧乾的“影射”式小说的讨论，从点上揭示现代作家在象征问题上的自觉意识；最后是文本细读，通过对《边城》、《五十多个》、《生死场》等作品的具体分析，为上述思考提供坚实的文本支撑。该书的思路构架清晰、全面、严密，文本分析精细、具体、深入，正符合钱钟书先生推崇的“力求以放大镜与缩小镜并用平施”的治学路径(《管锥编》)，深入揭示了象征与中国现代小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现代小说象征功能形态划分为现实政治型象征、文化哲理型象征和心理情绪型象征，尤见著者的学术创见。 1935年，胡适在总结新文学运动的成就时，把张扬“人的文学”视为一项重要的建树。现代小说在叙事中大量引入象征因素，恰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事件”中的“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象征作为一种标志性创作风尚进入中国现代小说，是“人的文学”从理念向叙事形态转化的最突出表现，这种“叙事的诗意”是与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大异其趣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施军教授的《叙事的诗意》一书的学术价值，尚不仅仅止于系统阐发象征与现代小说的关系，在更宽泛的学术层面上，这部著作还从“小说与象征”的角度，为人们深入思考中国小说叙事话语的现代转换，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参照。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10-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