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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以下简称传播史)的校对者之一，我很乐意能为它写些什么。校对本书的时候，正是北京奥运会如火如荼之时。伫立于鸟巢脚下，望着那束历经坎坷的火焰，挎包里装着《传播史》的手稿。恍惚中，有了一点莫名的联想。仿佛看见那个矮小、清瘦、平头、一字胡的人，穿着牙黄色长衫，脚登胶底帆布鞋，于世界各处默默游走，手持一个燃烧的纸卷，纸上隐约写满文字：呐喊、彷徨、阿Q、孔乙己、范爱农、闰土……火光所过之地，人们以不同颜色———黑色、蓝色、黄色、绿色——的眼睛注视着他，目光中有理解，有敬佩，也有迷茫和敌意。不同颜色的眼睛好像不同光度和焦距的镜子，有的是放大镜，有的是平镜，还有的是哈哈镜。于是我们从不同颜色的眼睛中看到了不同的鲁迅映像，放大的，常态的，还有扭曲变形的。 行走的鲁迅身后跟随着一些记录他于世界运行轨迹的学者：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阿Q正传在国外》)，薛绥之(《鲁迅研究在日本》)，吕元明(《日本的鲁迅研究史》)，乐黛云(《国外鲁迅论集》、《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刘柏青(《战后日本鲁迅研究概观》)，查尔斯·阿勃(《苏联的鲁迅评论》)，爱伦·埃伯(《欧美对鲁迅的接受》)，丸山昇(《日本的鲁迅研究》)，朴宰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张杰(《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还有其他许多有名或无名的人。他们用笔记录着鲁迅于尘世的每次显现，描摹他行走的轨迹。《传播史》的作者王家平(以下简称作者)也是这些“记录者”的一员，他以8年时间，追寻鲁迅于域外的传播足迹，考察自1909年以来至今域外百年鲁迅传播历史。这部书是作者继《鲁迅研究：域内与海外》[1]之后，又一部考察鲁迅在世界范围传播、研究情况的专著，也是目前这类专著中收集材料最为全面，论述比较系统的一部。 本书以“冷战”为坐标点，将域外百年鲁迅传播历史分为冷战前时期(20年代初——40年代末期)，冷战时期(50年代初期——90年代初)，以及冷战后时期(90年代初期以后)三个纵向阶段。同时，又将各时间区段按照欧美西方国家、日本及远东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亚非拉国家等群落进行横向划分，形成本书的立体叙述结构。 与以往其他同类专著相比，《传播史》的特点有三。首先，研究视域广。既关注欧美、日本等传统域外鲁迅研究热点地区，也涉及拉美、非洲等原先较受忽视的地区，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其次，材料丰富。本书讨论和涉及的论著和论文在一千种以上。既有已经翻译为中文的现成材料，也有作者及相关人士翻译而成的全新材料。语种范围涉及英、法、俄、德、西班牙、日、韩等多种语言，有些材料还是首次披露，极具研究价值。最后，材料时效性强。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广泛搜罗与鲁迅相关的各方面资源，关注本领域研究的最前沿动态，书中对21世纪以来域外鲁迅研究资料发掘甚广，有些材料甚至是2007年国外刚刚发表的最新成果。 如前面所说，翻看《传播史》就好像浏览一幅幅形态各异的鲁迅镜像。不同的镜像连缀在一起，使我们看到一本自20世纪初期开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于域外传播的生动“连环画”；同时，它们也勾连起了我对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某些不愉快的记忆。 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使中国成为西方人眼中仅次于伊甸园的“到处流着奶和蜜”的神圣国度。为了到达心中的“香格里拉”，很多西方人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朝圣”。然而， 1840，狼来了。面对洋枪洋炮的“西方狼”，我们一败涂地。在西方人眼中，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神圣的“香格里拉”，而是一头待宰“睡狮”；此时的中国人也不再是高尚的孔教信徒，而是一群拖着“猪尾巴”的野蛮生番。 最初的伤痛过后，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率先抛掉“中华大国、天朝上邦”的架子，开眼看世界，向“蛮夷”学习。洋务运动，我们买军舰枪炮、买轮船机器，指望以强兵、强商带动强国。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人觉醒，开始真正从精神、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从社会、文化方面根本变革国家、民族的启蒙事业，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西学东渐”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近代中国的重大精神现象，西方的各种“主义”和学说蜂拥而入，中西文化交流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贸易逆差。但是按照“牛顿力学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西方虽然以武力打破了我们的国门，却也为中国与世界交往开辟了通道。在浩浩荡荡的“西学东渐”水流的波涛汹涌之下，还隐藏着一股股“回流”，它们与“主流”成反方向运行，由中国流向域外，虽然还不够强劲，却不容忽视。鲁迅正是这些“回流”中最重要的一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传播史》在内的相关著作正是考察、研究这些“回流”的“水文志”。 由于地理、文化的接近，以及与鲁迅的特殊渊源，日本成为“鲁迅回流”最早到达的地区。1920年，青木正儿的一篇文字使鲁迅成为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端。也是从这时开始，鲁迅逐步走向世界。日本鲁迅研究成绩斐然，有些方面甚至使我们这些本土的“鲁迅传人”自愧不如。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竹内鲁迅”研究范式的形成。对于竹内好来说，鲁迅的创作不仅仅是他的研究对象，还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成为竹内好传达他的个人生命体验和表达他的近代化思想的源泉，借助鲁迅的命题他可以返观日本文化的弊端，参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对日本的近代化道路进行批判。竹内好的对鲁迅精神资源的开掘被包括大江健三郎在内的日本作家接受继承，使他们始终能够关注日本当下社会，对日本近(现)代社会的弊端采取批判的立场。 与日本对于鲁迅的深度接受形成对比的是他在中国本土所遭遇的“冷遇”。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文化界以及整个社会出现了一股解构鲁迅的思潮，鲁迅逐渐被边缘化。时至今日，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被“弃置”于“神坛”的鲁迅已经成为一个不尴不尬的对象。大家对他恭敬无比，又都敬而远之。在自己的家乡，鲁迅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符号”，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 因为日本对侵华历史反省和批判得不到位，不少中国人可能会对日本保持某些负面的看法，但是我们不能不对他们善于学习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表示佩服。幕府锁国时期，日本有专门的“兰学”，通过荷兰了解世界。佩里闯关之后，又产生“英学”求知于英美。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虚心精神使他们能够在“明治维新”后不到2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落后小国，摇身一变，成为能够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唯一亚洲国家。20世纪他们又在研究、学习中国的鲁迅，将其思想“改造”为自己的精神资源。 前面提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曾说过：“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2]这段自谦之语着实让国人中某些人“自豪”了一阵儿：我们虽然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有鲁迅，连你们的诺贝尔得主都佩服。但真的很怕若干年后某位日本人会对我说：你们真的还有“鲁迅”吗？ “鲁迅回流”较早到达的另一个地区是苏俄。如果说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鲁迅接受过程中“应该怎么样的”的“样板”的话，那么苏俄为我们展示的则更多是一个“不应该怎么样”的“负面教材”。 由于20世纪社会、历史的原因，鲁迅在世界传播的过程始终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纠结，在苏俄及东欧国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特别是冷战时期，鲁迅被人为地构建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某种工具，以至衍生出普实克与夏志清的“意识形态”之争。过分的意识形态干预对于苏俄及东欧国家的学术领域所造成的伤害有目共睹。政治“强暴”学术产生的诸如“米丘林理论”之流的“学术怪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千古笑柄。如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经改弦易辙，但是当年这些国家在鲁迅接受过程中的种种“歪曲性利用”，却为包括中国本土鲁迅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启示：不能用意识形态蛮横地侵占学术的生存空间。 所有的“回流”中，被我们寄予更多期待的是流向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那条。下意识里，我们像刚刚上交作业的小学生，惴惴而又憧憬地等待“老师”的评判。自卑的“弱国子民”渴望重新捡拾心中失去的那份自信，于是，“老师”的每次“垂青”都会引起我们的莫名激动。哲学家罗素、杜威来了，我们满怀希望；大文豪萧伯纳来了，我们满怀希望；然而希望过后，又是无尽的失望。失望的暗夜之中，几点有限的“火花”成为我们的“救命稻草”。大家会为罗曼·罗兰高度评价鲁迅信件的有无争得面红耳赤，也会为鲁迅舍弃诺贝尔奖的“犯傻”行为扼腕叹息。 说起诺贝尔奖，那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学生”被“老师”的极大认同，然而我们却总无缘染指。这其中虽然有一些其它因素作祟，但是我们对这一奖项的过于看重是存在着问题的，它揭示了我们民族精神深处隐藏着的对于西方"强势国家"的某种自卑心理。 自1840年以来，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知识者极力鼓吹学习西方，遵从西方“游戏规则”。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自认为已经与西方“接轨”的现代文化却仍然在某些方面得不到“老师”的认可。虽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鲁迅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代表，实现了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3]，达到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部分认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转型可能还处于比较不成熟的状态，是不稳定的。因此，在实现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促进中国现代文化走向成熟圆融之境，是我们难以回避一个重大问题。从这方面来看，鲁迅当年没有急于接受诺贝尔奖或许还是一种“明智之举”。 与之相对应，《传播史》中还记载了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接受近现代中国文学过程中过分注重作品中的传统因素的误读现象[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老外”不识货，而是因为现代中国文化在向西方传播过程中，我们的价值标准与西方价值标准的“牛头不对马嘴”。这或许也是我们至今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的开头部分提到了奥运会。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重头戏是以画卷形式展现中华文明成就，展示流程分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在古代部分，总导演张艺谋大打孔子牌、传统文化牌，千人击缶而歌，孔门弟子诵读论语，让人至今记忆犹新。然而到了现代展示部分，文化消失了，唱主角的是建设成就展示。给人的感觉，似乎现代中国人拥有的只是高楼大厦、飞机铁路，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现代文化精魂。 其实，现代中国产生了一批包括鲁迅在内，能够代表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精魂的作家，北京奥运开幕式对他们采取了规避的立场。其实并不是因为现代中国匮乏文学、文化的经典和大师，而是因为我们的主流文化阐释体系自身的某种褊狭，造成了对以鲁迅遗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创造力的认识盲区和误区(比如过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在这样褊狭的阐释体系下我们无法推出一个让自己和世界都能够认同的，类似于孔子的中国现代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在进入现代社会将近一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以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孔子作为自己的文化象征符号，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如何阐释和塑造一个具有孔子那样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巨人”形象，同时又避免使其像“孔圣人”那样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文化自由、多样发展的阻碍，将是中国“文化人”不应该回避的一个重大思想文化命题。 1936年，也就是鲁迅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年，他收到捷克学者普实克的来信，希望能够翻译捷克版《阿Q正传》。欣喜的鲁迅不仅免收版税，还为其作序。因为他相信，民族间，尤其是弱小民族间的沟通了解可以实现人们的和平相处。 一转眼，将近80年过去了。如果先生地下有知，能够看到这本《传播史》，能够看到自己在世界上已经旅行了那么远，已经有了那么多阅读他思想和文本的朋友，他一定会很高兴的。但是正如鲁迅的死并不意味着他行走的终结一样，《传播史》的完成也并不意味着对他足迹进行追寻的终结。鲁迅究竟还会走多远？我们不知道。因为鲁迅始终是一个行走者，而行者是无疆的，所以我们对他旅行足迹的追寻也将是没有止境的。 雨果在《悲惨世界》的扉页上这样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困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5]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鲁迅的著作。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一部《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纪以来，以鲁迅的遗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域外传播的千资百态。《传播史》展示的各种域外“鲁迅观”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恐怕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研究领域，它同样可以让人们辨识百年来中国和异域文化交流的艰难历程。 注释： [1]王家平《鲁迅研究：域内与海外》，韩国新星出版社，2001年。 [2]转引自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第381页。 [3][4]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第2、32页。 [5]雨果《悲惨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研究生。邮编：100089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