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学科建设热火朝天的当下,面对本土和西方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整理国故自然必要,引介外援也当此时。刘军平教授凭一己之力,写就了80余万字的巨著《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总的看来,这部史书反映了西方当代译论“围城打援”的历史:起初研究翻译本体,后来围而不攻,多论非本体即外围问题。整个研究宏观为主
,微观为次,外部为主,内部为次。在当代西方,似乎任何学科都能涉足翻译,翻译学成了众声喧哗的开放舞台。 西方译论强调继承中创新,虽沿用前贤思想,更重新学创立,因此新词迭出,百家争鸣。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由内至外,由微至宏,由浅至深,由窄至宽,由实至虚。到后期,除翻译学出身的译论家外,西方译论家出身还有两路:一路出身“低微”,或出自被压迫民族,或出自弱小国家,其心态是反抗的,免不了矫枉过正;另一路出身“非行家”,许多理论家并非埋头译事译论的专家,他们多数学识渊博,学术有素,如由语言学出身的有奈达、巴尔胡达罗夫、雅各布逊等,由哲学出身的有尼采、本雅明、德里达、海德格尔、奎因等,他们成名于本学科,善于将其成果转用于译学,开疆辟域。后类学者中有的善于科普,有的只是输出术语,略显深涩,生吞活剥者也不少见。入主译坛而献身译学者少,旁逸斜出打敲边鼓者多。这种引入式理论研究有自发的,也有将就的;有的赋予译事科学的解释,有的完全可当作戏说,甚至是妄言,国人切不可当真。这些出身各异的理论家,凭借自身的强项,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视角切入,从外围向译界研究射入新光,仿佛围魏救赵,围城打援。总体观之,似乎都在论道,道在器先,即从翻译之外论翻译:为何译,为谁译,译为何?西人坐而论道,金针何以度人?何为译?如何译?他们越来越不关注。他们要抢占的是“道”的高地,“技”的丰富暂无暇顾及,或者认为已了无价值。 外围研究有优点,也有缺点,即远离翻译本体,有的完全走入了文化领域。从整体上看,越到后来,译论研究的叙说方式似乎越来越宏大,越发觉得在言说与译相关却属其他学科的事,可谓渐行渐远,越来越边缘,越来越超然译外,连翻译研究之基石——翻译的内涵,都莫衷一是。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是一部尝试填补空白的翻译理论通史,作者既陈学派洞见,也暴其盲点,更有可资中国译学借鉴的地方。第一,要辩证地看西方,以译论发展来看,西方标新立异甚于中国,新词迭出,攻其一端,但不及其余;叩问本体较少,打援者多,攻城者少。中国学者学习西方分析性思维的同时,别忘了发挥综合性思维的强项。第二,学习西方敢于立说,在表述中走向成熟。西方将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要素纳入研究视野,中国也曾有过,但不系统,未专门化,寥寥数字,一语道破,不善于写成专书。我们缺乏系统的逻辑学训练,有必要补课。第三,处理好翻译研究的内外关系。可做玄理研究,可做外部研究,可从外部关照内部研究,但更要注重与本体相结合的宏观研究和外围研究。 ![]()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刘军平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原载:《光明日报》2010-07-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