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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晖是中国报告文学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名家之一，曾以大量论文和《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等专著名世。目前，学术界和批评界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是对报告文学的“本体”研究，即对报告文学进行美学定位，建立报告文学“自己的”“理论”体系。现在，我们看到了王晖在这方面的自觉追求与不懈努力。这一点，我们从他的新著《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近30年中国写实文学观察》中即可感知。 这本书最大的学术亮点与价值在于：作者试图在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深远的学术背景上，构建其以“新自然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全新的“写实文学”理论体系，从而为传统文论的革新与“重构”做出贡献。具体来说，作者认为，以往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之所以贫乏、落后，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就报告文学论报告文学，而没有跳出文体本身，站在跨学科、跨文体的更高视点上，从整个文艺理论建设的高度，来建构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因此，作者在上编“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的整体研究”中，以四章的篇幅，不但提出了以建构“新自然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写实文学”理论设想，而且对此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中包括“写实文学”符码阐释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写实文学”整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写实”的多义性符码在不同文体中的显现以及“写实文学”的核心原则与价值体现等。作者认为，今天的“写实文学”是一种融合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质文学生态”，是“一个包容性强、有层次感的符码”，可称之为“新自然主义”；它“包含新写实小说、报告文学、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和传记等文体样式，一方面，它们形态各异，另一方面它们又共同构筑并体现出‘写实文学’的基本建构原则……”作者还指出：在“写实文学”阐释的历史语境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注意力投向小说而忽略传记与报告文学；整体意识的缺乏使其研究未能形成科学、完整和系统的体系，也导致报告文学等纪实文体的研究长期滞后于创作；报告文学本质上与自然主义小说有着近缘关系；应将报告文学与写实小说等进行整合研究，即突破“写实文学”内部各文体间探讨的壁垒，以视角与方法的开放性、多元化和多层次，将它们纳入到“写实文学”的整体性框架中进行研究，并以“新自然主义”为主导规范重点探讨其文体共性，从而“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审与重构，提供一种新视角、新思维和新的结构方式，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化流变与文化转型的历史叙述，提供既具个性化、又更接近于事实的新参照系”。应该说，作者的这些思考与论述的确为我们研究复杂多变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方法，从而具有其理论的原创意义。它启示我们：一、文学的“虚构”与“纪实”非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辅相成、彼此依存的；二、“纪实”是“虚构”的基础，许多小说等“虚构”文学就是从“纪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写实”概念大于“纪实”，“写实”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母题，它为文学史的“重写”与报告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因此，作者以新写实小说为重点，结合其他文体与作品，对此进行了具体说明。如认为池莉、方方笔下的“武汉”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已“不仅仅是一种完全背景化或曰道具化的符号，而是生动鲜活的、与故事演绎和人物活动水乳交融的文本有机组合成分”。同时，作者将“新写实小说”与报告文学进行对比，指出其“写实”内涵的差异在于：“新写实小说”体现为对生活原态与自然真实的仿真，造成“写实感”；报告文学作为富含新闻价值的生活原态和自然真实的写实，是其非虚构性的文体本性之所在，它形成“写实态”，即“再现了不能被艺术家们所想象出来的事实”。不仅如此，作者还独创性地分别提出了写实文学与报告文学的三个核心原则，即：“人物与事件描述的实证性”、“人物描述的平民化”、“文体格调的反浪漫化”（写实文学）和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与跨文体性（报告文学）。同时指出：以“写实”为核心元素的报告文学等写实文学，不仅引领了近30年的文学潮流，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或者说左右了当代文学甚至一些艺术类别的内涵变异以及艺术法则”。如报告文学不仅影响了“新写实小说”、“纪实小说”、“新闻小说”和“留学生小说”、“洋打工小说”等的出现和热销，而且也影响到影视界。此外，纪实诗、纪实散文与纪实摄影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写实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的重大影响力。 由于作者对报告文学长期关注、积累甚丰，加之对新世纪以来的创作阅读较广、体察细微，因而其中不时闪射出包含真知灼见的理性之光。这一点，在第五章对报告文学的现状分析，尤其是对其“生存困境”与“审美应对”的思考，在第六章对某些典型文本的集中分析与深入体察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原载：《文学报》2010年11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