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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种凭吊》的短文，说的是有关作家何士光的书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做着文学梦，喜欢读何士光，他的小说大都读过，印象深刻。大概是两千年吧，在一特价书店见到何士光的小说集《蒿里行》。书是海南出版社出的，里面收了《草青青》、《青砖的楼房》、《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种包谷的老人》、《喜悦》、《日子》等十多个中短篇。这些小说我都读过了，且被感动过。见到这本书，我毫不犹豫买下了，但不是为了读，而是为了一种凭吊。今天编这样一本书，说实话，也是为了“一种凭吊”……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新启蒙的年代，还是思想分化、多元开始的年代。由于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在“读书无禁区”的鼓动下，当时读书热蔚然成风，如《走向未来丛书》、李泽厚的美学、《第三次浪潮》等等，几乎家喻户晓。一个作家，只要有一个短篇获奖，一夜之间就全国知名了。其实，文学是边缘化的，变得如此轰动倒不是正常的。就如现在，哪怕你写出了准“红楼梦”，关注也是有限的，因为它毕竟不同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活动，那样直接地揪人。但那时就是这样，征婚广告往往不忘加上“爱好文学”字样，好像如此就可以为自己加分——这就是八十年代的真实图景。 记得周扬曾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他说中国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我在这里引述“三次论”，并非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如“延安整风运动”研究就有不少新成果，能否算得上还值得商榷。这里引述，只是强调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重要。八十年代末，王元化先生曾主编《新启蒙》，一共出了四辑，至今还放在我书架上。每每重读这份沉甸甸的丛刊，总能勾起我对那时的回忆和无限遐想。 在八十年代，什么主义和原则，什么流派和风格，什么新论和悖论，都可以读，可以讨论。有人说：八十年代是一道永远唤不回来的风景。此话确否？我以为有点过于悲观，从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来看，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提出的“四大自由”肯定是发展的主流，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逆转，当然任重道远也是无疑的。 回想那时，文艺界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出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韩少功的《爸爸爸》等；史学界以黎澍为代表的觉醒者，大胆质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农民战争动力论”等传统史观；理论界更是风起云涌，仅从198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李洪林的《理论风云》一书，就可见一斑。该书几乎记录了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全过程，如《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领袖和人民》等系列文章，都是那时争相传阅、脍炙人口的。《新启蒙年代： 1980年代的阅读》组稿时，我本来约李老写一篇“我与《读书无禁区》”之类的文章，但李老晚年寄情于书画，对于为文，惜墨如金，几乎不接受任何稿约了。后来我再三坚持，李老发我一篇六万余言的《往事回忆》，其中有《〈读书无禁区〉的故事》一节。李老回忆说：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懈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这里特别感谢李洪林先生，得他允诺把《读书无禁区》收入此书，并专门补写了一个新的“附记”，使读者在阅读这篇旧文时，能捕捉到更多的信息。 （《新启蒙年代：1980年代的阅读》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7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