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思想的创新，往往是通过对古老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注疏，或通过新经典的选择、“发现”、确定而得以体现。宋代形成的理学与《四书》学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学术形态、思想特色，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代表儒学发展的新阶段。理学的形成、发展与兴盛，与《四书》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理学家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重新解释与发挥，完成了理学的建构。 尽管长期以来，众多的学者对理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将理学置于经学史的视野之中，特别是以《四书》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理学的形成、拓展过程的成果还是不多的。由朱汉民、肖永明两先生完成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由中华书局2009年12月出版），从理学所依托的学术形态的一部分——《四书》学的角度研究理学的形成、拓展，以对理学形成、拓展的过程、方式、路径及特点作更为具体的、真切的把握，推进了理学与经学研究的深入。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综合哲学史、学术史研究的特点，既注重哲学内涵的阐发，又注意学术源流的推寻。与现有的理学研究中大部分成果主要从概念、范畴的分析及逻辑的推演着手的思路不同，也迥异于主要关注学术形态本身发展、演变的纯粹学术史研究，本书从理学所依托的学术形态的一部分——《四书》学的角度研究理学的形成、拓展，对理学作出了更具民族形式特色的、更有历史感的具体把握。 本书首次系统地研究、论述了《四书》学的渊源及在两宋时期的演变与发展，探讨了《四书》学的源流与理学思潮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濂学、关学、洛学、荆公新学、蜀学、湖湘学、象山学在《四书》学的诠释与理学的建构方面的学术特色与思想创新作了系统阐述。各派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各具特色的阐释、利用、发挥，建构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们对《四书》的阐述、利用、发挥，又促进了《四书》学的进一步发展、兴盛。本书还着重探讨了朱熹的《四书》学学术特色与思维创新，对朱熹的理学思想与经学思想及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勾画。 本书还努力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角度，探讨了宋儒对《四书》的诠释，尤其是阐发了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其中不少学术观点系在学术界首次提出。譬如，本成果分析论述了朱熹的《四书》学诠释方法是“语言—文献”与“体验—实践”两个方面的统一，这就从方法上揭示了朱熹既是经学家又是理学家，同时在两个方面均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原因。另外，本成果还从儒家的人文信仰、实践工夫的角度探讨了朱熹对《四书》的诠释。一方面，朱熹主要通过阐释、利用、发挥《四书》思想资料建构其理学体系；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辑合、训解《四书》，使《四书》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产生了单经无法比拟的理论力量，从而使得《四书》学发展出现质的飞跃，《四书》最终从《五经》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为新儒学经典体系的核心。 总之，本书展现了经学视野中理学研究的新趋向、新成果。这些新的学术观点构成了本书的学术建树与主要特色，其学术价值已不言而喻。《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时匿名专家评为“优秀”等级，也反映了学界对本书学术价值的肯定。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7月18日15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