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们不再讨论文学真实性的问题，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常识，常识就应该是自明的。但是，文学真实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它经常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尺度和标准中。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每个人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当然也没有必要求得一致。但是，在对真实性不同的理解中，究竟哪种真实性更接近于文学的真实，究竟在哪种真实观指导下产生的文学作品更有文学魅力。这一问题的提出，是缘于读到最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受活》的出版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我们对真实性的理解。此前，我曾读到几位朋友的评论，其间有"苦难"说（陈晓明）、"寓言"说（阎晶明）、"狂想现实主义"说（李敬泽）、"超现实写作"说（李陀）、“政治梦魇小说”说（春风社）等。上述诸说有的已经接触到了真实性问题。这些说法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诸说蜂起起码表达了《受活》是一部非常值得重视的重要作品。 《受活》的故事几乎是荒诞不经的，它像一个传说，也像一个寓言，但它更是一段我们熟悉并且亲历的历史：故事的发生地受活庄，是一个由残疾人构成的偏远村落，村民虽然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但其乐也融融。女红军茅枝婆战场负伤掉队流落到这里后，在她的带领下，村民几乎经历了农村革命的全过程。但在"圆全人"的盘剥下，受活庄仍然一贫如洗。茅枝婆最后的愿望就是坚决要求退社。小说另一条线索，是总把自己和政治伟人联系在一起的柳鹰雀县长带领受活庄人脱贫的故事。苏联解体的消息，让他萌生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致富门路--从俄罗斯买列宁遗体，在家乡建立列宁纪念堂，通过门票收入致富。为筹措"购列款"，柳县长组成了残疾人"绝术团"巡回演出……。这虽然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会让人联想到汤因比对《伊里亚特》的评价：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故事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那里却充满了历史。在汤因比看来，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阎连科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却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反映或表现了那段历史的某个方面。如果从故事本身来说，它仿佛是虚拟的、想象的，但那些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对表现那段历史来说，却达到了"神似"的效果，它比真实的历史还要"真实"，比纪实性的写作更给人以震撼。这就是艺术想象力的无穷魅力。 对历史的书写，就是对记忆的回望。那段历史是荒诞的，对这段荒诞的历史，阎连科似乎深怀惊恐。不止阎连科，包括我们自己，身置历史其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察觉历史的残酷性，我们甚至兴致盎然并且真诚地推动它的发展。但是，当历史已经成为陈迹，我们有能力对它做出反省和检讨的时候，它严酷和惨烈的一面才有可能被呈现出来。当它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惊恐就化为神奇。这个神奇是杰出的艺术表现才能所致。我们发现，在小说中阎连科汪洋恣肆书写无碍，但他奔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语言方式，并不是为了求得语言狂欢的效果，恰恰相反的是，那些俗语俚语神形兼具地成为尚未开蒙的偏远和愚昧的外壳，这个独特性是中国特殊性的一个表意形式。尤其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在融入现代的过程中，它不可能顺理成章畅行无阻。因此，《受活》在表达那段历史残酷性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进入"现代"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阎连科对历史的惊恐感显然不止是来自历史的残酷性和全部苦难，同时也隐含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体悟与认识。 当然，阎连科不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在表现那段历史的时候，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我们提供的还要多。"茅枝婆"、"柳县长"、"绝术团"、"购列款"，可能不会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中，但它就像这本书夸张的印制一样，让我们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地回到了历史记忆的深处，同时也认识了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的真相。通过《耙耧山脉》、《年月日》、《耙耧天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优秀作品，我们认识了阎连科，他的苦难感和悲剧感在当下的文学创作格局中独树一帜。但是，可肯定地说，受活》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他的从前。 在真实与荒诞之间——读张学东长篇小说《妙音鸟》 作 者：孟繁华 张学东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70年代作家。70年代的作家大多是这个时代的“异数”。普遍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是一个试图反叛但又没有反叛对象的一代。事实的确如此。当这一代人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大变动——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经成为过去，“文革”的终结使中国社会生活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立，使每个人都抛却了意义又深陷关于意义的困惑之中；八十年代开始的“反叛”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后，“反叛”的神话在疲惫和焦虑中无处告别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论“反叛”的执行者是谁，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都与70年代无关或关系不大。这的确是一种宿命。 于是，70年代便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看来，同样作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说家张学东，就是在这种尴尬或“夹缝”中实现突围的。不仅在张学东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证实了这一看法的成立，现在，我们读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妙音鸟》(见《华语文学》2007年第7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夸大其辞。 《妙音鸟》是一部正面写“文革”的小说。“文革”对张学东这代人来说已是遥远的历史，他只能凭借间接材料或历史文献，敏锐地捕捉与题材相关的信息。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挑战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读过这部长篇小说之后，张学东超强的虚构能力和艺术想象力给人以信任和鼓舞。“妙音鸟”是个人面鸟身的神鸟，但在小说中这个意象却意味深长。面对苦难绵延的历史，乡村的文化信念在默默地承传，这既是作家的一种祈祷，也是对未来的一种祝愿。 小说叙述的是西北地区一个被命名为羊角村的地方所发生的人与事。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穷困闭塞的乡村经历了天灾人祸和无尽的劫难。在绝望和极端的生存与精神环境里，也最能够彰显人性的善与恶。于是，虎大、牛香、秀明、广种、三炮、苟文书、朱部长、糜子、红亮、串串等人物接踵而至，他们一起上演了羊角村在这个特殊时代的历史剧。这个偏远的乡村本来远离政治中心，或者说政治中心所发生的一切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奇怪的是，政治文化具有神奇的魔力，它用自己的魔法渗透到中国所有的城乡角落，羊角村自然也不能幸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妙音鸟》里，关于时代的消息是通过羊角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那些蝗虫、狼患、瘟疫、疾病、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穷困、贫瘠、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权力争夺、欲望勃发的愚昧、原初、野蛮的精神状况，都没有或者也不能阻隔人与政治的关系。这时我们不得不想，是什么力量使遥远的普通民众也被掌控在政治文化之中？当然，无论是苟文书还是那个朱部长，他们都是羊角村外来的“他者”，如果说是这些外部力量实现了对羊角村统治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在羊角村，一直有一个“超稳定”的乡村伦理、乡村秩序在起巨大的作用。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它们都在悄然地承传和蔓延。比如，村民对虎大的态度，虎大是一个几乎和所有女人睡过的男人，与村里许多孩子有说不清的血缘关系，但羊角村的人包括女人并不嫉恨他，甚至在他死到临头时几乎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为他求情。这个小说情节就是乡村中国的伦理。同时也是所有乡村中国容易掌控的秘密所在。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但《妙音鸟》起码也为我们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角度。 读张学东的《妙音鸟》使我不由得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个比喻不是说这是两部可以相提并论的小说。我想说的是，在《百年孤独》里，马尔克斯也使用了大量的传说、神话和荒诞不经的情节，他用“魔幻现实主义”做到了“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复活了马孔多镇的百年历史，以至于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妙音鸟》中关于死人与活人的对话、村边游走的冤魂、复活的狼皮与主人在梦里纠缠，凶恶的狼群一次次攻击人群，却对寺庙止步于敬畏，凡此种种。这些貌似荒诞的情节却有着文化人类学的依据，我们总是用科学主义解释一切，事实是，我们不知道的事物要远远多于我们知道的事物。也许科学主义只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法或认识论。羊角村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既是一种传说、虚构，同时也真实地流传、弥漫于羊角村的每一寸空气里。而这些荒诞的情节和真实的日常生活，与那个时代恰恰构成了本质的同构关系。 《妙音鸟》这部小说的出现，还使我想起了前苏联的卫国战争题材。关于这个题材，苏联作家写了几代人，他们对历史执着的表现、检讨的精神感人至深。但我们对重大历史事件似乎都缺乏应有的耐心，或者说，缺乏足够的把握能力和想象力。关于“文革”就是如此。张学东出生于70年代，他不可能经历“文革”。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却有强烈的愿望要去表达。仅凭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着意挑剔其小说中存在的问题。从另一角度说，没有问题的小说是不存在的。总之，我个人以为这是一部非常有思想的作品，包括作者的那些技巧和技法上的文本实验，自然流畅，几乎没有斧凿的痕迹，读来令人倍感欣慰。 原载：中华读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