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又有一本新书置于我案头,乃来新夏先生的新著《交融集》。这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本先生通过邮局寄来的新著。每一次捧读,我都心潮起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很少为先生做什么,却一直被先生关心着,但凡见我有了那么一丁点学术成果,便来鼓励,而他自己每有所获,也总不忘让我来分享。这些年,先生的著作是越来越多。有人说,是他的名字起得好,“来新夏”——那立于春天的人,才会“来新夏”。 记得去年,读先生所著《80后》,一位86岁的老人,居然以“80后”自居,还那么合情合理,那样一种灵感,令我惊叹不已,还有那样的文字,其优雅和从容,亦使我叹为观止。先生的学与思竟如此富于青春气息! 《交融集》里有一篇序,作序者是宁宗一。宁先生也是我的老师,虽未经他授业,却与之多有谈聚,听宁先生侃侃而谈,观其谈笑风生,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宁先生出书,是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为他作序,来先生出书,请宁先生作序,南开园里的老先生们,横遭世变,渡尽劫波,尚能雅聚,谈何容易! 这三位先生,依我看来,各有气象格局,他们在一起,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交融集”。刘先生如山,自有巍峨之姿;宁先生如山泉,活泼泼地奔流而去;来先生如大平原,纳百川而成大河,学问望不到边,任你纵横其间。 宁序论来先生的学与人,无不真切,唯言“古稀变法”,我以为,是知其一,而未见其二。先生年逾八旬,谓之“古稀”,当无不可,以为“变法”,则似有未察。据我浅见,先生交融文史,其来有自。祖父来裕徇,曾著《中国文学史》,以国学为“文学”,与“科学”相对而言之,故名为“文学史”,实乃学术史,以“文学”交融四部,自成一学术格局。先生本其家学,自是历来如此。 故先生所谓“交融”,实有两种意味。一是“文史不分家”,即文学与史学的交融,宁序于此,言之尽善,不仅道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社会化那一面,而且深入心灵史的底蕴,指出先生之作,本于自由的心灵,虽以史学为根柢,然发而为文,却易趋于更为自由化的文学形式。以文学的形式,写史学的文章,其实先生早年就写过历史剧,因受打击,自由的心灵几被窒息,不得已而沉抑之。近年来,先生大写历史随笔,多年沉抑的能量,如春蚕吐丝,徐徐释放。 还有一种意味,便是跨学科建设。今之学人言文史哲,多以个人学术素养言之,或以所谓“国学”统称之,其流实滥,其弊在虚。而先生则以多种学术工具,致力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要在公共的学术平台上融文史哲于一冶。 综观先生治学,于目录学用功最深,何也?岂非以目录学最宜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最宜于融合文史哲耶?论古今之学,汉注唐疏,宋明理学,皆不及清考据学。何也?岂非由考据学超越派别,而为公共学术平台建设,且于建设之中,发明并改进学术工具,能有效融合经、史、子之学耶?当今之世,皆尊科学,然科学者,人类之学也,以之阐发我国人之思想,发扬我民族之精神,似有未尽。如何在科学的前提下,通古今之变,交融文史哲,而成一时代新学? 以此,而有“国学热”兴起。然以“国学”称之,似不得已,此乃一时代之新学未成,而“强为之名”也。先生有见于此,故倾其毕生心血于目录学,除著有《古典目录学》外,近闻先生又将有数百万字的《书目答问汇补》问世。以八旬老人牵头,为此皇皇巨著,别说全书撰写,逐条考证,要费多大的功夫,就是过目一遍,哪怕一目十行,都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而先生却为此巨撰之余,还写了近二百万字的随笔,我们除了惊叹其为天人,还能说什么呢? 目录学和随笔,初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细一想,便觉得它们在先生那里相通。先生那近二百万字的随笔,其实是打散了写的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而这正是以目录学打底子的。先生以随笔的形式写作,但他并不随意,他是有着大众史学的抱负的。先生从科学化的精英式写作,转向文学化的平民式写作,并非以怡情养性为目的的脑力体操式的舞文弄墨,而是对大众史学的一种新探索。据先生说,他这样做,是要走出专业领域,把历史学还给民众。他觉得自己被民众供养了一生,无以为报,而心有不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回报给民众的最好的东西,便是大众史学,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历史,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过,先生精英化的那条腿并未却步,他一步步,走到《书目答问汇补》。愿天假先生以时日,让先生再展宏图,我期待先生以目录学为基础,从事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建筑,我相信,那一定会是“究天人之际”的哥特式建筑。再以随笔充实其中,让精神奔向苍穹,而思想则通往“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古今之变中。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