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温这部“名士底教科书”仍大有裨益。因为它对于消解物欲膨胀、改善道德观念淡漠的世风,进而陶冶性灵、培植良善崇高的品格都有重要的作用。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下简称《世说》)是六朝志人小说的极品。胡应麟赞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谈,真致不穷。”鲁迅则目之为“名士底教科书。”它不惟妙于文采,亦富于史料。唐太宗撰王羲之、徽之、献之诸传,所引轶事,几乎无一字增减。此书唐时传至日本,大受称赞。江户诗僧大沼枕山云:“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世说》倾倒众生的魅力可见一斑。 《世说》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它记录了一大批超脱尘俗、特立独行的风流名士。如谢安幼时随兄谢奕之任剡县。有老翁犯法,奕罚以饮酒,醉而不休,安年七岁,心有不忍,曰:“阿哥,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赦之。后为宰相,一些逃亡士兵仆役,藏于水泽,时出为非。有人主张搜捕法办。安不以为然,说:“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其良善、宽容天性如此。淝水战酣,身为总指挥的他正在山庄下棋。接到战报,“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其镇定从容乃能如此。淝水一战而胜,奠下江左数百年和平,功不在赤壁之下,持较孔明相业,犹有过之。 《世说》中的帝王描写亦很出色,如晋明帝。初即帝位,就赶上王敦兴兵谋逆。帝亲往敌营侦察。乃着戎服,骑巴賨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有一客姥,居店卖食。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用相觇察,恐形迹危露……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不可及。这真是大智大勇,可圈可点。这里提到鲜卑奴,是因为明帝母荀氏是鲜卑人,故其须发色黄。同例还有阮咸——阮籍之侄,竹林七贤之一。他在为母服丧时与姑母之鲜卑侍女有染。及姑母临去带走鲜卑女。咸乃借客驴穿孝服猛追,说:“人种不可失”,后来生下阮孚。姑母乃据《鲁灵光殿赋》“胡人遥集于上楹”语,给这个有鲜卑血统的小儿阮孚,取号“遥集”。三代风流,留下了一段民族融合的佳话。 权臣霸主在《世说》中也有精彩亮相:如大将军王敦每于酒后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如意击唾壶,壶口尽缺。一派文采风流的模样。然其出席石崇酒宴,故意不饮美人敬酒,以致石崇连斩三人,而其颜色如故,尚不肯饮。王导批评他,他说:“自杀伊家人,何豫卿事。”其狠酷之心,乃如此不情。枭雄本色,暴露无遗。另一霸主桓温就与之不同了。他虽也说过:“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复遗臭万年耶”的狠话。但行事温和,不以威刑肃物。令史犯事受杖,乃“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毫发无损。晚年过金城,见前时种柳皆已十围,乃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一往情深如此。据说毛公去世前犹令人诵此诗句。这大概是英雄暮年,襟抱有所相通吧。 《世说》中文士名媛涉笔最多,更是风流济楚,令人爱不能置。王羲之淡泊名利,坦腹东床已是人尽皆知。其子徽之“居山阴,夜大雪……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原来他重视的是过程本身而不是目的。这种态度,不正是晋人唯美主义价值观的写照吗?大画家顾恺之为裴楷造像。“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这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做法,能于无中生有,以丑彰美而凸显其强势性格,可谓美的最高境界。又王浑大将军与妻钟琰共坐,其子王济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参军乃其小叔王伦。这样出格的玩笑,竟出自贤媛才女之口,而且还被载入正史,广为流传。其精神自由开放,连今人都难以想象。 《世说》语言简洁而余味无穷。如写曹丕送王粲葬,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作一驴鸣。仅20个字就将魏晋人通脱情态,形容都尽。王子猷作桓温参军,不理政务。桓提醒说:“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板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竟把桓大将军晾在一边。其傲视权贵,耽情山水之风致,便跃然纸上了。 《世说新语》不仅是经典性笔记小说,还是极具思想深度与玄远哲理的文化宝典。这些名士的最大特点,是重视个人的自由。钱穆以为“魏晋清谈是个人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个人意志的尊重,才出现了异端蜂起,奇才辈出的局面。这是一个文人思想最自由,个性最解放的时代。文学艺术乃得以大放异彩。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刘勰的文论以及向秀、郭象、支遁的新道家玄学等。今天重温这部“名士底教科书”仍大有裨益。因为它对于消解物欲膨胀、改善道德观念淡漠的世风,进而陶冶性灵、培植良善崇高的品格都有重要的作用。 原载: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