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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叙述从来是国族意识形态建构的最坚固的手段，但中国新时期文化意识的变革却 终究要走到重述历史的这一步。80年代以来，在理论视野日益扩展的情形下，主流文学史的叙述显得愈发滞后。早在1985年，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就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文提出了重构文学史的尝试。而自1988年开始的《上海文论》上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则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史革新的开始。 将《上海文论》上的前后8期“重写文学史”专栏的文章集中起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 研究者“重写”历史的逻辑套路。这些文章均从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体性理论出发，以为作家的主体为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蒙蔽，故而没有正确地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或本质 。此栏的第一篇领头文章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对于被当代文学名著柳青 的《创业史》进行了颠覆性的重评。柳青的《创业史》被文学史称为“反映我国农村社 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著作”，但此文却认为由于《创业史》按照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有 关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安排人物及其冲突，故而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虚假性。譬如 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不久就得到了平反，但柳青却毫不敏感，仍在《创业史》批判刘少奇 。柳青本是以长期扎根农村“深入生活”而著称的，但此文认为在政治教化下柳青已经 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性，结果只能在先验的理论框架中筛选生活，从而构成了“人物服务 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千真万确”的情形。在对于现当代文学名家 如茅盾、丁玲、赵树理等人的“重评”中，其逻辑无不如此：由于作家没有遵从自己的 主体感受，而受制于外在的政治理念，因而未能反映生活的本质。 在笔者看来，批判者与被批判者在历史观上其实并无差别。他们都认为，历史存在着真实的本质，文学之伟大便在能够表现这生活的本质。主持“重写文学史”的陈思和与王晓明说：“《创业史》暴露了一个怎样理解生活‘本质’的问题：或者是强化自己对 人生的切身感受，由此形成对这种‘本质’的悟知，或者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不幸的是，柳青基本上走的是后一条路。”只要我们粗浅地了解主体是为社会所构建起来的道理，我们便会发现这两位主持人所说的两条达到生活“本质”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拟出来的。我们实不必苛责柳青，试问哪一位作家在当时能够凭借自己的真实感受，察觉到了刘少奇路线的正确。究其实，重写文学史者只不过依据现在对于历史的重新认识，重新评判过去的文学罢了。比如从前批判刘少奇是正确的，现在看来则是错误的，那么《创业史》之批判刘少奇则就未能反映生活的真实。这样一种生活真实观和历史本质观，不能不让人担忧，如果生活的“真实” 与历史的“本质”随时代的变动而不同，“重写”文学史还有什么意义呢?“重写文学史”可以说因其历史观的限制，而堕入了困境。 80年代在西方红火起来的新历史主义，适逢其时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内在的需要决 定了我们对于新历史主义的取舍，而新历史主义又对我们的历史叙述以及整个研究观念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重写文学史”开展的1988年，乐黛云在第3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名为《历史·文学·文学史》的文章，介绍在美国召开的中美比较文学 会的情况。此次会议正是以“历史·文学·文学史”为名的，旨在以西方新近的新历史 主义观念整合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乐黛云在此文的开头就专门介绍了两篇重要的理论 阐述论文：一是此次会议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Earl Miner的开题之作《历 史、文学和文学史》，二是北京大学杨周翰的《历史叙述中的虚构》。Earl Miner提醒 人们历史的观念本身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们笼统地谈论历史，却不注意“事件 的历史”与“述说的历史”之间的区别。“‘述说的历史无非就是某些人对历史事件的 知识’，这种知识又是‘基于历来的记述’，‘基于述者本有的知识和他当时的欲望与 希求’，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的记述都不可免地包含着记述者的虚构。”杨周翰则具体分 析了构成历史叙述的虚构性的来源：“首先是材料的选择和安排；其次是在这些材料上 总会套上一个由文化所决定的某种文学模式，例如写成悲剧还是写成喜剧或是笑剧；第三，要把历史写成一个言之成理的故事，就要用先验的推理去发现事件背后的思想或动 机，寻找事件之间的联系；最后，外加上去的模式具有指示性和比喻性，企图引起思考 和感情上的反应。这样，历史家构筑成的历史恰恰反映了他自己的头脑，但历史家的头 脑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必然和历史人物的头脑不同，历史家所作的任何推论都可能是 歪曲和虚构。”从学术上看，Earl Miner的观点和杨周翰的论证可以说没有任何创意， 他们全部来自于新历史主义，或者说是对海登·怀特的理论的复述。但这种介绍对于陌 生的中国学术界却是新鲜有用的，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对于国内学界重新思考文学史叙述 问题会大有助力。乐黛云在介绍这一理论的时候，是有着明确的文学史变革的意识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一向被认为是文学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目前，文学理 论的发展十分迅速，文学批评也由于各种流派的作品的涌现而发生着急剧变化。相形之 下，文学史却沿袭着过去的传统，进展迟慢。”[1]可惜的是 ，正在热衷于“重写文学史”的人们似乎未对于这种介绍投以更多的注意。1991年，深 具影响的《读书》上刊登了赵一凡撰写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这篇文章对于新历史 主义的谱系的介绍应该说加深了国人对于新历史主义的印象。新历史主义真正为国人所 知，是在这一理论被翻译过来的1993年。不知是否是巧合，对于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介绍 翻译集中在1993年。张京缓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出版。此书是以1989 年出版美国学者H·阿兰穆·威瑟的《新历史主义》论文集为蓝本编辑的，收录了斯蒂芬·葛林伯兰特(Stephen Greenblatt，此书译为葛林伯雷)和海登·怀特(HaydenWhite)等人的多篇文章，这部书可说是新历史主义进入中国的标志。同一年，中国社科 院外国文学所编撰的《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也出版了，此书翻译了葛林伯兰特、霍华德、多利莫尔、伽勒尔的五篇文章。还是在这一年，拉尔夫·科恩的《文学理论的未来》在中国翻译出版，内中包括海登·怀特的《“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和布赖恩·斯托克的《历史的世界，文学的历史》二篇重要文章。新历史主义理论之介入中国学界，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以及文学的认识，“重写文学史”式的历史重述模式由此发生了改变。 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告诉我们，根本不存在所谓历史的“本质”，只存在对于历史的叙述，任何历史家和作家都是从一定的观念出发叙述历史的。这就粉碎了中国批评家心目中的本质主义历史观。而当我们在明白了“历史的文本性”之后，我们就不再会去徒然地寻求作家对于历史本质真实的反映，而会反过来去研究“ 文本的历史性”。在中国的评论家中，孟悦是较早具有新的历史意识的一个。她在90年代初的《历史与叙述》中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反省，思路已经与“重写文学史”大相径庭 。在这部书的“引言”中，孟悦就对于自己的理论方法作了如下申明：“首先，我接受 这样的理论，即作为文类的‘历史’并不等同于事件的历史，而是话语的历史。事件的 历史曾经存在，但并不应声而至，留下的乃是话语——对事件的叙述、记述或记述的记 述。因此，我倾向于用‘历史写作’、‘历史叙事’或‘历史性记述’称呼这一文类， 以便区别于‘历史自身’。其次我以为，叙事并不是一个受文类限制的概念，在某种意 义上，叙事可以视为一种超文类、跨文类的文体。然而叙事无法超越的惟一限制只是意 识形态。叙事总是意识形态性的叙事，它与历史(历史本身)的关联也总是某种意识形态 性关联。”在孟悦的笔下，文学是作为历史叙事的形式而加以解剖的。如在近代中国国 门打开之后，文学叙事承担了民族主体与“他者”关系的想象，成为中国生存及其愿望 的投影。在这里，各种不同的文学叙事都从不同的方面承担了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境的表 现，折射出不同的意识形态性。孟悦这样论述现代文学史作家对于“灾变”题材的不同 表现，“灾变是从社会现实中拿来的同一种原生情境。老舍最终将这一原生情境提升为 对历史的概括，提升为历史本身的主题和形式，由此获得对民族及个人的处境的某种认 识和把握。而从同一情境出发的《水》，则力图呈现由历史灾变引发而来的阶级的希望 。两者对同一中国生存的不同处理方式，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对中国生存的不同解释、 不同想象。”论者并没有象“重写文学史”的论者一样，将某些文学叙事视为“真实” 的，而将另外一些文学叙事视为偏离社会本质的，而是将它们视为体现不同的知识权力 、承载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历史文本。孟悦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揭 示更为精彩。新时期伊始，出现了一系列的包括伤痕文学式的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 ，在这些历史叙事中，“文革”被叙述成为一个少数坏人迫害好人的故事。以新时期的 话语标准来评论这些作品，评论家们自然认为它们表现出了历史的“本质”。但在孟悦 的笔下，我们却发现这些历史叙事其实是以现在之“是”反对过去之“非”，事实上承 载了合法化当代政权权力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这种历史叙事中，“文革”不是一个人人 有责的恐怖事件，而成了一个显示真正的革命者不畏逆境而奋斗的历程，成了一个正义 终将战胜邪恶的故事。这样一种历史叙事，成功地将文革的罪恶转变成了对于当前政治 的歌颂。“在这种意义上，新时期文学非但不是对‘痼疾’的‘诊断’，倒象是某种未 经诊断的‘健康’允诺。”[2]只有在历史的原发性情境变化之后，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感才有可能 改变。 “重写文学史”专辑中有一篇题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文章(《上海文论》19 89年第2期)，重评革命历史小说《青春之歌》。这篇文章依旧承袭了“重写”的套路， 以“生动、丰富、真实的内心感受与僵硬、偏狭、虚假的外在观念的矛盾纠葛”为逻辑 展开对于《青春之歌》的批判。文章认为，小说作者杨沫放弃了自己的知识者的独特视 角，却去迎合诸如知识分子改造这样的错误思想，结果使小说泯灭了个性。按照阿尔都 塞“意识形态召唤个人成为主体”的说法，那种看起来独立的自我，其实是被特定时代 所决定的，他不但不能把握现实，而且连自己的意识都把握不了。在这种情形下，一味 地批判特定时代的作家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毫无意义。不如将其作为承担了特 定意识形态功能的文学叙事加以对待，分析其中的修辞策略。黄子平自90年代初开始的 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就是循此思路开始的。黄子平这样定位革命历史小说：“这些作 家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 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 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 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因而黄子平给 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 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3]在书中，黄子平细致地探讨了革命历史小说 的时间安排，革命历史小说与古代英雄传奇的关系，革命历史小说对于“性”的安排， 对于宗教的利用等等问题，应该说十分精彩。譬如在谈革命与宗教的关系时，黄子平指 出，在以无神论和唯物论为哲学基础的革命过程中，本没有宗教的地位，但不易为人察 觉的是，革命历史小说在暗暗地利用宗教修辞来强化革命意识，比如《林海雪原》中的 “牛鼻子老道”的利用神河庙作为反革命地下联络站，窝藏匪徒，重划反攻，以无线电 收报机指挥骚乱，但这些行为还只是政治上的斗争，不足以引起读者的愤怒，更为有力 的是少剑波的下列揭露：“看看，宁宝森，你的修善堂藏着女人，你的修善榻睡着女人 ，还有连你们党子党孙栾警尉和一撮毛的老婆，你也……”对于一个老道来说，不守道 规的淫乱无疑是大忌，这个人物的形象顿时就丑恶起来。在这里，对于政治上的正义/ 非正义的表现，显然借助了宗教上的正/邪之分和道德上的伦理亏欠的力量。《白毛女 》中黄世仁对于喜儿的强奸特地被安排在佛堂中进行，佛堂木鱼声愈发烘托出黄世仁的 无耻和罪恶。道理也是一样。至于在这其中隐含的对于宗教的肯定与革命的观念的矛盾 则也顾不上了。黄子平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定位及其修辞分析，发人之未发，它无疑让 我们对于1949年后这一叙事文类的历史性及其功能、策略有了崭新的认识。 相对而言，在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中，国人对于新历史主义的翻译介绍是比较少的，就 那么几篇文章节选。对于新历史主义“厚描”式的文艺复兴研究方法，国人真正了解的 并不多。新历史主义对于中国学界的冲击，主要在于其历史叙事的观念。不能小视这一 观念——它后来已不局限于新历史主义，而成为了整个后现代的历史观的基础——它对 于国内学术研究的理路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构成了传统本质主义向话语实践分析研究 思路转折的关键。 不过，仍须指出的是，孟悦、黄子平所代表的仅仅是国内部分较为敏感的新锐学者的研究思路。事实上，由于中国的不同的历史传统，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在当代中国也是颇受抵制的。旧派学者对于西方新观念的批评姑且不论，连盛宁这样的通晓西学的学者， 也难以理解新历史主义的观念。盛宁并不以所谓历史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抵制新 历史主义的观念，他是欣赏“历史——文本”这一概念的，并悔悟从前本质主义思路的 幼稚，“‘历史’的确不是一件事跟着另一件事’的记述，不是无序的文物陈列，不是 简单的‘发生在过去的事情’。现在很多人趋向于称它为‘话语’，就是赋予了‘历史 ’以某种思想的地位。这样，‘历史’就不再是对孤立的以往事件的记录，而成了所记 录的事件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反映了某种理解方式的一种文本。有了这样一种认 识，我们或许会为自己过去的幼稚而感到羞愧。”但盛宁同时又认为，历史却是文本所 不能代替的，他声称：“他们(新历史主义者)一直在文本的层面讨论历史，而我们则认 为，‘历史’首先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其真实性首先是表现为一种先于文本的存在 ，而不是文本。”他以历史事件为例批评将历史归于文本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法西斯纳粹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犹太人，然而纳粹罪犯福利森在战犯审判时 却对这一大屠杀矢口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使30万无辜生灵涂炭，然而这一惨 案至今却仍被日本的正史排斥。邪恶势力企图改写历史文本的事实正好从反面告诉我们 ，如果把历史仅仅等同于文本那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4]这段批评表明， 盛宁虽然专门出过有关新历史主义的专著，但对这一理论的要义仍有误解。作为发生于 过去的事件的历史从来不能自动地呈现出来，而只能透过文本的叙述告诉我们，新历史 主义只是在这一意义上谈论历史的文本性和叙述性，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将历史完全等同 于文本，否认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海登·怀特说得十分明白：“转喻理论意味着我们 不能把‘事实’与‘事件’相混淆。事件是实际发生的，而事实则是被语言描述所建造 的。”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事件”本身与事后对它的描述是两回事，故而海登·怀特 区分了“历史研究活动”和“历史写作活动”，前者指“历史学家对含有关于过去的资 料的档案作研究”，后者指“历史学家构建话语并将它转化为书写形式”。新历史主义 并不忽略对于历史真相的研究，而仅由文本作不同的臆测，恰恰相反，它非常注重于档 案等材料的搜寻，他们对于文艺复兴的研究即致力于从不被人注意的历史材料中得出新 结论。他们之所以不信任历史写作，指出其间的意识形态性，恰恰是不愿意让某一种主 导叙事遮蔽历史。 对于盛宁式的质疑，新历史主义已经听过多次，也作过回答。曾有拉丁美洲的评论家 赫达·贝尔-比利亚达(Gene Bell-villada)提下列质疑：“面对着开始隐约显示出‘拉 美化’的国内社会政治景象，还有行为愈来愈象纳粹的某些南美‘友好’政权，美国‘ 批评机构所能作出的唯一反映就是它精心制作的超文学的方案，它对文学现实指称性的 攻击和它宣扬的’历史就是虚构、比喻和话语’。几千萨尔瓦多敢死队的牺牲者的家庭 大概会对于历史持有不同的看法。”海登·怀特对此的回答是，历史的当事人决不会认 为血淋淋的历史是“虚构、比喻和话语”，那的确是愚蠢的，新历史主义也从不这样认 为。他认为对于历史事件客观性的质疑是无的放矢的，“这的确不是问题的所在。我们 现在讨论的在于使这些家庭所承受的经历显示出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在 讨论这一历史事件的存在与否，而是在讨论的是对于这一事件的不同叙述，这种叙述关 乎事件的意义。敢死队员的牺牲本身是没有疑问的，但将这种牺牲叙述为暴行、盲动以 及就义，其意义显然是不一样的。海登·怀特强调说：“当人们忘记了‘历史’——既 包括事件又包括对事件的描述的‘历史’并不只是发生过、而且制作出的，那么历史的 意识也就完结了。而且我们还要补充说，‘历史’是在于街垒两边制作的，一方的制作 和另一方的制作都同样有效力。”[5] 二 历史叙事观念的转变，对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历史小说的写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说起“新历史小说”，一般都1986年乔良的《灵旗》谈起。《灵旗》之“新”主要在 于对从前回避的历史阴暗面的揭示。小说写的是红军长征过程中的湘江之战，红军史上 关于此战的记录只有八个字：“湘江一战，损失过半。”《灵旗》却前所未有地描写了 四、五千红军战士遭受屠戮，“尸曝山野，血涨江流”的惨景。除了为敌人战败之外， 小说还写到了红军内部肃清AB团时的自相残杀。这让小说的主人公很不明白：“外边被 敌人杀。里边被自己杀。这样的队伍能成多大气候?他心冷了。”[6]在《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等十七年的经典 革命历史小说，我们看到的从来是“从失败走向胜利”或者“从胜利走向胜利”，未见 过如此惨烈的失败，更没有见到过党内路线斗争的丑恶和残酷。这些都是《灵旗》带给 我们的新鲜的东西，但在整体叙事格局上小说并没有多少的突破。湘江之战仍然不过是 整个革命的一个挫折，而且屠杀红军的人后来竟然都遭到了报应。只有在写到惨绝人寰 的屠杀时，我们会从那沉痛的叙述语调中感觉到小说对于政治的残酷性的人道主义悲叹 。1987年完成的黎汝清的《皖南事变》也是一部探索禁区之作。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惨遭 覆灭的悲剧，历来为小说家们不敢触及。黎汝清以巨大的篇幅详尽地描写了这一个当时 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小说没有宥于往常的“国共磨擦”的解释模 式，而是探讨了项英等新四军高级领导人的矛盾错误等内部原因。这种观察无疑揭开了 历史的不为人知的一面，给人以新的启示。这些小说在历史观上还是传统的，正如黎汝 清所说：“我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7]，这些小说只是在补充正史，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本身并无侵害。 对于历史宏大叙事的怀疑和拆解，首先出现于8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的先锋小说的历史叙事中。在西方，新历史主义事实上构成了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因而可 以说，中国的先锋小说家们已经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中不同程度接触了新历史主义的观 念，而未必一定要等到90年代初阅读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而后知。先锋小说家 们致力于拆解宏大历史叙述的庄严，显示历史“必然性”的马脚。在格非的《迷舟》(1 987)中，棋山守军萧旅长死于背叛，他在大战前夕进入对岸小村，并在夜里潜在敌部榆 关城，最后被军部派去监护他的警卫击毙。但事实却与历史开了玩笑，萧旅长去对岸小 村是去看家，而他去榆关却是为了会情人杏儿。这种真相永远地沉没了，被掩于合乎逻 辑的叙事之中。《大年》对于革命历史的传统叙述进行了消解。在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 中，底层的贫农因为反抗压迫而投奔共产党，《大年》中豹子确乎是生活在农村底层， 但他却是个小偷，因为偷东西挨打想报复，更因为想抢占地主的姨太太，才参加了新四 军。而后来借新四军严肃军纪之名击毙了豹子的唐济尧，最终其实也是为了抢夺那位地 主的姨太。庄严的革命演变成了对于地主姨太太的争夺，经典的革命叙述在此无疑遭到 了刻意的嘲讽。 在后来的小说中，类似的嘲讽得以反复出现，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黑娃与地主的姨太太偷情被驱逐，却受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赞扬，“你——黑娃，是白鹿原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你不管封建礼教那一套，顶住了宗族族法的压迫，实现了婚姻自由，太了不起太伟大了!”这套话把黑娃说得茫然不知所措，“我也辨不来你是说胡话还是耍笑我。”[8] 宏大的话语加诸于猥琐的对象身上，让人感到十分滑稽。黑娃后来成了共产党，但继之又成了国民党及土匪，这种安排也是一种革命“必然性”的颠覆。这种颠覆以无数的偶然性取代了历史的必然性，80年代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历史叙事模式就这样一步步地被化解了。 90年代以后，在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后，中国的小说家们开始有意 识地以历史叙事的眼光看待历史。在周梅森的《大捷》中，国军驻卸甸县的炮营军纪极 差，进驻不到半年，已经使七、八个黄花闺女不明不白地怀了孕，后来在冲突中本地民 团将炮营缴了械。国军司令部得此消息大怒，但狡猾的韩培德没有惩罚民团，却将他们 收编为国军的一个团。后在与日军的交战中，韩培德残酷地将该团置于日军的炮火之下 ，该团在日军与国军的夹击中，浴血奋战，重击日军，将士们也壮烈牺牲。值得注意的 是，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并非旨在抨击国军出卖民众的行为或歌颂新三团英勇抗日的事迹 上，却试图考察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本身。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小说列出了不同通 讯社对于这一事件的不同报道。中央社称赞该团“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写下了23路军 抗战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只字不提国军对于新三团的夹击；前线社称“该县民众在 蒋委员长焦土抗战精神感召下，抗敌热情极为高涨，仅一县城，即为国军输送勇丁一千 八百余，并于战前自建一团，编入我23路军序列”[9]，堂而皇之的语言，掩盖了该县民众被强迫编入国军的事实 ；美国方面称赞中国军队在装备极其低劣的情况下顽强抗日的行动，并呼吁美国对于中 国的支持；日军则称自己取得了大捷，并表彰“壮烈死国”的日本将士。不同的集团从 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了完全不同的描述，小说试图让读者明白，历 史原来就是如此。周梅森的这一举动，像是对于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一次图解：历史事件 是存在的，但对于这事件的叙述却是不尽相同的。应该说，小说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真相 的描述也是假设性的，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不存在一种对于历史事件的客观描绘， 我们只能从各种不同的叙述中辨别历史。 既然经典的革命历史叙述不过是历史建构的一种，并非客观的历史，历史只是叙述， 那么我们为何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来叙述历史呢?当代小说家们作出了这样的尝试。刘震 云试图以权力斗争解释历史的更替，《故乡天下黄花》描写了马村民国初年、1940年、 1949年及文革四个时期的历史，这四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反映在马庄不过是千篇 一律的权力更替。社会底层的马庄人并不懂得政治，不同时期的政治事件不过是马庄权 力更替的事由。这里最重要的活动，是少数人的权力之争。在穷困的马庄，谁掌握了权 力就可以去寡妇家吃“夜草”。全书在描绘了不同时期的伴随着暴力的权力交换的过程 后，对于后面的相类的历史，作者干脆以简单的编年的形式加以简述： 一年之后，村里死五人，伤一百○三人，赖和尚下台，卫东卫彪上台。卫东任支书， 卫彪任革委会主任。李葫芦任革委会副主任，但不准经常吃“夜草”。 两年之后，卫东和卫彪闹矛盾。 一年之后，卫东下台。卫彪上台，任支书兼革委会主任。李葫芦任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结束，卫彪、李葫芦下台，作为“造反派”抓起来，被公安局老贾关 进监狱。被抓那天，李葫芦痛哭流涕，说：“早知这样，还不如听俺爹的话，老老实实 卖油了!”一个叫秦正文的人上台。 五年之后，群众闹事，死二人，伤五十五人，秦正文下台，赵互助(赵刺猬儿子)上台 。[10] 在小说作者看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就像马庄一样，不过是权力的争斗更叠，群众永 远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八路军、国民党、土匪在马庄伏击前 来收粮的日本兵，结果村庄受到了日本鬼子疯狂的报复性屠杀。在这一事件中，作者有 意消解正面(八路军)力量、反面力量、中间力量(土匪)的传统叙事模式，而试图从民间 的角度重新观察，这些政治军事力量尽管主张不一，但权力的纷争给百姓带来却只能是 灾难，与从前的统一的历史叙事相比，小说的这一历史观显然是十分独特。 与《故乡天下黄花》相类，李锐在《旧址》中认为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些人为了体现 自己的意志而相互屠杀的历史。《旧址》以李氏家族的盛衰见证历史的变迁。本世纪以 来，九思堂经营有道，虽有对手的竞争，却也香火旺盛，成为银城最为兴盛的大家族。 无奈，这个家族必须要经历本世纪中国的政治变动之中，家族的儿女也各自牵涉于这种 种不同的革命运动中。小说有几条线索，九思堂的主人李乃敬忙于经营产业，疲于应付 政界和军界；他的身为中学校长的女儿李紫云嫁于银城最有势力的杨楚雄军长；他的一 个儿子李乃之却一直致力于追求共产革命。在各种革命的事件中，李氏家庭一直在经历 杀人和被杀。在小说中，我们目睹了1927年银城暴动中3800多赤卫队员被枪杀斩首，又 目睹了共产党组织的大罢工的被镇压。而在共产党掌权后的1951年的“镇反”中，枪毙 了李氏家族的32位成年男人，一直在革自己家族之命的李乃之却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切的李紫痕沉痛地对孩子说：“娃儿，这个城里几十年代就是这样 杀来杀去的。”而李乃之的遗物是一张写满了字的《人民日报》，“李乃之用一行接一 行的字填满了报纸上所有的空白，那些所有的字都只写了一个词：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 命革命革命……没有前言，没有后语，没有标点，甚至连一点空档都没有，只有那密密 麻麻纠缠不清首尾相接的一片。”[11]李氏家族就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斗争的角逐中，逐渐地覆灭了。作者坐看笔下的人 物一个个地死去，十分悲痛，但他以为本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历史不过如此。他说：“我 要写的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城市；我要写的是人，是生命，是中国。”李锐深解新历史 主义的三味，“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真实’的历史。”他所理解的历史， 就是小说中的人类征杀的历史：一部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屠杀的历史。[12] 新历史主义观念帮助我们拆解了80年代来的宏大历史叙事，使小说家们以自己的意识 参预到历史叙述之中，这是令人欣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庄严感的消失，接着又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窜改历史的“戏说”，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1] 乐黛云：《历史·文学·文学史 ——中美第二届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侧记》，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2]孟悦：《历史与叙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初版，1998年2版。 [3]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 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4]盛宁：《人文困惑与反 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6月北京第1版。 [5] 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 学理论与历史写作》，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6月第1版。 [6] 乔良：《灵旗》 ，载《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10期。) [7] 黎汝清：《关于<皖南事变>创 作经过答编者问》，载《小说界》1987年第4期。 [8]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9]周梅森：《军歌》，长江文艺 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10]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1] 李锐：《旧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第 1版。 [12] 李锐：《关于<旧址>的问题——笔答梁丽芳教授》，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 6期。 原载：《东南学术》(福州)200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