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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喜读历史，并无师承。读得多了，便写起与历史有关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对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可谓情有独钟。前一段时间，我把创作重点放在“五四”运动之后，于是有《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等电视剧问世。或许出于上述原因，领导同志希望我创作一部表现洋务运动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我欣然应允。为此，我与有关的领导、专家多次商谈，达成共识：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这段历史，应分为序篇《船政风云》和正篇《共和元勋》。同时，我们还认真分析了历史剧创作的现状，确定了创作《船政风云》的指导思想和艺术原则。 坚持唯物史观 在文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彰显这样一条创作规律：同一历史题材，在不同文艺家的笔下会写出不同形态甚至完全对立的作品来，这是由于文艺家的世界观、创作风格不同的缘故。我们在创作《船政风云》之前，某些赞同“告别革命论”或受其影响的史学工作者和艺术家们，不加区别地颂扬和肯定洋务派的一切作为，堂而皇之地歌颂和美化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是“走向共和”的主要角色。相反，他们却有意无意地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孙中山先生写成一个政治小丑。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歪曲了中国近代史，误导了广大读者和观众。有鉴于此，我们在创作《船政风云》的时候，非常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正确认识这段颇有争议的历史和相关人物。 《船政风云》的故事内容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像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为了强国安邦，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稍后，清政府的一批文官武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残酷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出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目的，不约而同地接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进而演化为兴办实业、建造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其中，国家主权意识很强的左宗棠就任闽浙总督之后，决心在福州创办船政衙门以及作为其附属的船政学堂、造船厂等。左宗棠被西调镇压捻军后，其继承者沈葆桢等冲破重重阻力，历经数个寒暑，终于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战船，培养了第一代中国水师——中国第一代海军。接着，他们又相继进行了驱日保台战争和抗击法国入侵的马江之战。显然，我们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审视其间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给予同是发动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以较为正确的历史定位。 正因为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努力正确反映历史和相关历史人物，所以《船政风云》得到了中国近代史专家的肯定和广大观众的欢迎。 把握历史主流 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必然会造就一代历史伟人。换言之，一代历史伟人的壮举，也必然会折射出那一段历史的本质。因此，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家在进行历史剧创作的时候，不仅要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抓住历史进程的主流，而且要善于倾其笔墨塑造出特定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进而揭示历史进程的本质，让今天的读者和观众看后得到某种启示或感悟。为此，我在创作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时候始终坚持如下几点： （一）大事不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属于他们的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我国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创作如何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方面呢？我在创作《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等电视剧的时候就体会到：必须坚持大事不虚，把历史真实性放在首位。为了体现这一创作原则，我在创作中自觉地坚持：第一，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不能虚构，艺术再现务求其真；第二，历史氛围不能虚假，艺术营造务求逼真；第三，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能虚构，艺术塑造务求“形似”和“神似”相结合。 电视剧《船政风云》的创作也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力求真实地反映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福州船政的重大事件和爱国的志士仁人，尤其是福建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法国入侵的奋斗经历和丰功伟绩，于是有了沈葆桢、左宗棠、严复、詹天佑以及福建、台湾各族人民中可歌可泣的人物。 但是，近来有人主张重大题材创作要让重要历史人物站到“二线”，让虚构的小人物成为“主角”，要用虚构的小人物“带动”真实的重要历史人物，以虚构的叙事“带动”真实的历史。如果上述论点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我认为无可厚非，但假如以此论定《长征》、《延安颂》的叙事模式过时了，我就很难认同。假如在《长征》、《延安颂》中，我虚构两个小人物，让他们牵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等团团转，广大观众能接受吗？如果把这种论点当作普遍的艺术原则，来指导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是不言而喻的。 （二）以宏大叙事载体为主。选取哪种叙事载体是受题材制约的。人所皆知，《三国演义》只有采用宏大叙事的载体，方可写出凝重而纷纭的历史景象，进而写出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红楼梦》唯有采用家族叙事的载体，才能通过贾府兴衰塑造出大观园中不同命运的人间百态，进而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走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创作《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等电视连续剧的时候，采用的就是宏大叙述的载体，不仅把握了历史的本质真实，而且塑造了这一特定历史潮流中的弄潮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开国领袖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写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电视连续剧《船政风云》反映的是我国封建帝制行将解体、共和体制即将诞生那一段历史。唯有采用宏大叙事这种载体，才能把握这段历史的主流，才能塑造出来自中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并且史有所本的众多历史人物。这是特定的历史内容决定的。 近来，有人说以宏大叙事为载体的《长征》、《延安颂》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并断言必须打破《长征》、《延安颂》的创作模式。对此，我大惑不解。我们还是以《三国演义》为例。由于罗贯中采用宏大叙事这种载体进行创作，没有着力去写诸葛亮为什么要娶一个很不漂亮的女人为妻，更没涉猎他们夫妻间的生活和感受，也没有着意渲染其他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为什么历代读者没感到“审美疲劳”呢？当然，《长征》、《延安颂》还有很多不足，我应努力学习，力争写得更好。但是，如果说因为我没有写多少男女情爱就给观众造成“审美疲劳”，恐怕绝大多数观众也是不能认同的。 （三）史诗品格的追求。史诗品格是属于美学范畴的命题。史的内容采用诗化的艺术手段再现，一方面能真实地再现历史，一方面又能折射文明古国博大深厚的底蕴。追求史诗品格，首先要追求史的品位。换言之，没有凝重的史实载体就无从把握历史主潮，也无从谈论诗的品格。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优秀的历史题材，但它不具有史诗品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则是史诗巨作。同样，《恰同学少年》截取的是毛泽东青少年求知的时代，完全可以将言情剧和青春偶像剧的创作经验运用到革命历史题材之中，使之成为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但是《长征》、《延安颂》所表现的是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只能向着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史诗品格前进。总之，这是由题材的本体存在性质决定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在创作《船政风云》的时候依然坚持史诗品格的追求。首先，我写足当时深重的历史背景，并使之为塑造沈葆桢、左宗棠、严复、詹天佑等形象服务。同时调动多种创作手段，力求艺术地再现《船政风云》的内容和主题，写活沈葆桢、左宗棠、严复、詹天佑等艺术形象。唯有如此，《船政风云》才不是史书，我们所描写的沈葆桢、左宗棠、严复、詹天佑等人物形象也不是史学意义上的评传中的人物，而是艺术形象。一句话，《船政风云》所追求的是史中有诗、诗中有史的史诗境界。 塑造人物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创作能否获得成功，一是取决于剧作家对这一题材的驾驭能力，再是看剧作家能否把剧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是要营造典型环境。文艺家们都清楚，典型人物的塑造是离不开典型环境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中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更离不开重大革命或历史的典型环境。 《船政风云》有意把剧中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人物一同放在世界大格局中。例如天津教案骤起，福州造船厂的法国雇员闻讯滋事，当听到直隶总督曾国藩站在法国教会一边，残酷地镇压天津人民之后，这些法国雇员又伙同法国驻福州领事持枪大闹船政衙门。这时，船政大臣沈葆桢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斥责法国驻福州的领事和造船厂的法国雇员。此后，普法战争爆发了，色当一役，法军大败，全体缴械投降。此时，法国反动统治者在国内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反对，巴黎的工人阶级举行起义，史称巴黎公社。结果，使得法国内阁无力东顾，不仅天津教案不了了之，而且法国驻北京、福州的外交官员也相继撤离中国。令国人愤怒的是，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依然秉承恩师曾国藩的遗教：“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照旧向法国赔款、致歉。正因为我们有意把《船政风云》放到了世界大格局中，所以观众看后自然就清楚了同是洋务派的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再如，中法马江之战爆发之后，血与火的战斗考验了英雄的中国军民，同时也暴露了清朝官员的腐朽与昏庸，清流派干将张佩纶竟然被炮声吓昏倒地，而年迈的左宗棠则豪气冲天，继而请缨抗法，挥师入闽，终于取得了抗法的胜利。还是那个李鸿章，却在国人庆祝胜利之时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谁是抗击法国入侵的民族英雄，谁是卖国贼，还需要笔墨渲染么？ 二是要强调文化视角。我在总结电视剧《长征》创作经验的时候，曾经讲到地域文化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同样，我在创作《船政风云》的时候，也非常注意从当时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中去考察、去塑造剧中的人物。例如，当时欧美列强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堂而皇之地打着“自由、平等、民主”的旗号，疯狂屠杀落后的民族，掠夺弱小国家的财富并把这些国家变为殖民地。而我国经历鸦片战争之后，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依然是保守派当道，对西方列强先进的科技文化视而不见，死死抱着程朱理学、三纲五常不放。由此切入，不仅廓清了洋务派与保守派在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且也写出了严复、詹天佑等留学生超越洋务派的先进文化品格。 三是要坚持小事不拘。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创作。同样，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创作也必须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虚构。关于一般意义的历史剧创作，文坛巨匠茅盾力主在“不损害作品的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凭想象来虚构一些人和事。”他说，“在这里，可以有真人假（想象）事，假人真事（但真有此事，张冠李戴）。其所以需要这些虚构的人和事，目的在于增强作品的艺术性。”一代文坛宗师郭沫若在回答对《屈原》的责难时指出：“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史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鉴于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受制于历史事件的程度较高，必须格外强调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完美统一。换言之，“小事不拘”的艺术虚构应该与“大事不虚”的历史真实相结合。 在创作《长征》、《延安颂》的时候，我清醒地知道不但题材重大，而且距离今天又是这样的近——许多当事人仍然健在。这就决定剧作家在历史事件的处理和领袖人物的塑造等方面不可随心所欲，只能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创作。《船政风云》的情况就有所不同，由于历史年代久远，所以营造船政时代的氛围、塑造船政风云中的人物就有了更多的虚构空间。为了展现中法两国的青年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立场，我们虚构了中国留法学生苏阿哥与法国姑娘爱珊娅的爱情故事，并成为一条不可或缺的戏剧副线，这对深化主题起了很好的作用。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创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前进的道路还非常艰难。有感于此，我写出了自己创作历经的甘苦和一些体会，目的是为了促进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 原载：《求是》2007年第1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