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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电视剧的“内伤”，真到了非要认真回顾和探讨一番的时候了。不过，探讨这个“内伤”的问题，我想还是要限定在正剧的范围之内，什么那些“唯科技、唯财富、唯效率、唯享受”的后现代主义一类的所谓科幻、荒诞、戏说、大话，还有情景喜剧、言情剧等等恕不列在此例。因为，这样的界定有利于对问题的探究和商榷。 现在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近年来在各大电视台黄金强挡播出的重大题材电视连续剧，应该说就在这些本来很够档次、很够品位的电视连续剧中，竟又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内伤”，而且，这些令人扼腕的“内伤”，又绝不是什么一句“瑕不掩瑜”所能轻飘飘掩饰过去的。因此，就很有必要探讨、切磋一番了。 在我看来，所谓电视剧的“内伤”，一般是指电视剧在把握题旨、重要情节人物乃至思想内容和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偏差。我们不少电视剧作品本来选材独特而重大，结构完整而精巧，演职员阵容也相当不错，拍摄制作的水平也很精到，但就是在其具体塑造人物和设置情节的过程中，不能准确地坚持始终地把握正确的题旨，有违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生活的客观逻辑，甚至篡改颠覆历史，违背脱离现实生活。 大型军事题材电视连续剧《DA师》，本来是表现科技强军、一展我军现代化进程中新式军人风采的一部前瞻性很强、在意识理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好作品。但是，由于编导们过于追求所谓“人性化”的人物塑造，沉溺于揭示现代军人的多元感情层面，硬是把担当军事重任的龙凯峰推进情爱纠葛的泥潭，陷入“四角恋”的剧情之中。无论在场面浩大，技术性、战略性极强的军事演习中，还是在如何选择DA师领军人物的工作中，都很不适宜地搅和进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插科打诨、感情游戏，特别是编导又选择了在言情戏中大出风头而很少军人气质的演员王志文、许晴等担纲主演，不仅明显地冲淡了作品严肃而重大的主题，而且也严重地违背了现实军旅生活的真实。 应该说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命运、遭际、新生的电视连续剧《书香门第》，曾经大吊相当一部分知识界观众的胃口。人们很想通过这部连续剧窥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教阶层，在社会转轨时期不同于其他各界人民的思索、探寻、奋起的历程和其独特的内心世界的变化，从而更加准确、深刻地认识我们所面对的繁纷复杂的社会现实。然而，很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反映两代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的电视连续剧除了其主题歌写得到位，艺术地强调知识文化传承的重要外，整部电视连续剧的文化品位和知识内涵，却显得少而单薄了。它迎合现今影视语境的消费意识，消解题材本身固有的文化品位和知识内涵，陷入了一般电视连续剧的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的窠臼，过分沉溺于两代人之间尤其是儿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和冲突，而且这些纠葛和冲突又创作主体意识较强，人为痕迹较重，甚至达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比如，围绕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颜文德之长女颜玉和其长子颜璞的爱情纠葛，就有牵强附会媚俗“时尚”之嫌。作为开始是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后来是副市长的儿子的赵杰，为什么会在明知颜玉已与吴鸣相恋的情况下，还对颜玉百般纠缠、穷追不舍，甚至在颜玉已与吴鸣确立了婚姻关系之后，还趁她酒醉之机而占有了她？从小青梅竹马的爱慕，在赵杰这个颇有干部子弟优越感、自己在仕途上又春风得意，况且从他处长、开发区主任的身份、地位，根本不乏女人的爱慕追求的情况下，就那么刻骨铭心、矢志不瑜吗？尤其在颜玉怀孕有了患自避症的孩子后，他并不能确切肯定孩子就是他的骨血，但仍不弃不舍，下跪、求情，无所不用其极，直至等了漫长的四五年也仍是情有独钟？老教授的长子颜璞，是一个在经济学界暂露头角的研究生，本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三口之家。剧中不仅在一开始就安排了女学生寒雪对他一见钟情，找各种机会与他接触，而且还利用一个非常意外的摔倒事件，硬把颜璞的妻子郑霞搞成了植物人，给寒雪的爱创造了绝对正大光明的理由和完全奉献的机会。然后，也历时长达四五年，郑霞又奇迹般地苏醒，把颜—郑—寒的“三角恋”升到及至，使他们乃至颜家人全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很明显，编导是在颜文德教授的这一儿一女的身上，刻意编织了两个不同凡响的“三角恋”（甚至是“四角恋”“五角恋”—— 赵杰爱已钟情于吴鸣的颜玉，而颜玉的妹妹颜珏又暗恋于赵杰；最后颜玉则爱上了她嫂子郑霞的弟弟郑直。）。诚然，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写人和人的感情的。这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三角恋”或多角恋情节的设置，而是在于对这两个“三角恋”或多角恋之中人物具体身份、性格、感情的把握，在于能否根据他们所属于的知识层面，而挖掘、揭示出只有他们所独有的比较有文化知识内涵的感情冲突来。 其实，《书香门第》的选材和立意，本应是很有现实意义和深刻思想文化内涵的。这部电视连续剧本该紧紧抓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作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忧国忧民的高教知识阶层，在百废待兴的民族振兴大业中，在解放思想，突破计划经济固有观念的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大胆求索和为改革立言的业绩，以及由于社会的大变革给他们感情、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变化的主旨，反映出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先行及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崭新精神风貌。但是，这部连续剧令人惋惜地受了“内伤”，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走偏了，甚至连它本该固有的文化品位和知识内涵，也被那些比较世俗的儿女情长和人为的感情纠葛所遮蔽了。 认真品评不少电视剧“内伤”的症结，我们会发现，编导者们往往高扬的，就是“人性化”的旗帜和媚俗“时尚”的创作倾向。过去，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的文艺创作中，人们曾经总结一些文艺作品是“故事不够爱情凑”。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创作者们在“人性化”的旗帜下，在顺应消费流行模式的情况下，则把滥情乱性作为迎合观众心理、提高收视率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不论何种题材、何种人物，都要有“三角的”、“多角的”男女关系，好像不如此就不能表示人性，不如此就不能表现所谓的人文关怀，甚而也就不能赢得观众。显而易见，《书香门第》就没能超脱其臼。 《希望的田野》是目前不多的农村题材电视连续剧中的精品。它以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生动感人的情节，血肉丰满的人物，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当前面临各种腐败和贫穷落后局面的农村基层干部，引领广大村民战胜困难、击溃腐败、挣脱贫困的现实画卷。可是，它在塑造以秀水乡党委书记徐大地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围绕着永平村机动地的腐败问题，与明的暗的甚至来自上边的各种阻力进行巧妙的、有理有节、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却没有摆脱以往反腐败影视作品中“权力制恶”的旧有模式，自觉不自觉地强调和渲染了“人治”大于“法制”的观念，不能不说是该剧的一个“内伤”。人们会说，在现实生活中，上级领导机关或上级的权威人物支持惩治腐败，确实是屡见不鲜和行之有效的，至少这部剧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法制越来越健全，依法治国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大量的重大腐败案件却大都是依靠法律——这个任何人也奈何不得的准绳来处理的。这恐怕是我们社会生活更大的真实。利用权力制恶，是很陈旧的“清官意识”，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也已经越来越受到局限。我们这么受欢迎的一部农村电视剧，为什么不可以站得高一点，不受旧有的模式和局部的生活实例所束缚呢？ 电视连续剧《浮华背后》，把经济领域走私反走私的斗争异常尖锐地搬上了屏幕，其大胆揭露现实矛盾的勇气震撼人心。但坚持与走私犯拼个你死我活的女海关关长杜欣平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却孤掌难鸣，并以错对错，用犯罪对犯罪，使本剧陷入了生活真实的羁绊，而产生了“内伤”，在社会效益上起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固然，现实社会经济犯罪确实是极其复杂诡谲莫测的，利欲熏心的犯罪分子也是极其狡猾和阴险毒辣的。特别是那些用各种贿赂手段已与高官沆瀣一气结成死党的犯罪分子，更是胆大妄为无所不用其极。在现实中确有为与非法分子做斗争而陷于孤立和受到打击迫害的事例。但一心为了国家利益，坚决要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打掉走私这个社会毒瘤的女关长杜欣平，手中握有相当的执法权力，并有自己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怎么会仅仅出于母爱和母子情，为了儿子便一步步陷入走私犯高锦林设下的圈套，而不能自拔，并知法犯法锒铛入狱呢？剧中所交代的天港市市委市府、监察和司法机关并没有全部腐败瘫痪，只有一个副市长与高锦林狼狈为奸，况且，在上边还有省一级领导机关和海关总署，杜欣平为何要在生死关头单枪匹马地与犯罪分子同归于尽呢？这里明显看出编导忽视了现实社会的正义力量，亦或是想追求戏剧效果，虽然从所谓生活真实出发却进而违背了生活真实。 大型电视连续剧《江山》的播出，把亿万观众带回到了解放初期拨云见晴天的难忘岁月。剧中敌我双方的殊死较量、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重重困难、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以及通过场景、服饰、道具、人物精神面貌所营造出的建国初期那颇具当年时代特色的氛围，确实迎合了我们缅怀那火红年代的鉴赏心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蓬勃的朝气、坚定的信仰、远大的抱负、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风亮节的情操。从艺术的角度来评析，正如高小立所报道的：“《江山》故事新颖，视角独特，人物命运扣人心弦，情节惊险跌宕，拍摄制作精良，表现手法大气，是一部高昂主旋律之作。”（见《文艺报》2003•6•19） 但是，在被吸引、感染、启迪的同时，观完全剧，却总觉得这部堂而皇之的大制作、主旋律作品似乎缺了点儿什么，总感到有什么东西被丢掉了，被忽视了，被剧中闪亮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所遮蔽了。 经过反复揣摩之，我意识到，这个被《江山》编导者所丢掉、所忽视的东西，就是人民，就是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跟共产党打江山，又赤胆忠心、同心同德拥护共产党坐江山的普通老百姓。 通观全剧，这里有统领新生政权的核心人物林然（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有他的老部下、老战友文达（警备区司令、军管会副主任，后蜕化变质），有早期在盘龙市作地下工作的女干部文华（文达之妹，市物资接受委员会主任，后任副市长），有文达的老部下杜来峰（保卫科长、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有他的妹妹杜小欢（市政府文职干部，文达未婚妻），他的另一个曾流落风尘的妹妹杜小泉，有不穿军装的但没起什么作用的李市长；还有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史鸿儒、史鸿昌（包括史鸿儒的夫人、儿子伯卿和妻妹律之），外国买办史鸿庭（史鸿儒之弟），国民党特工莫千（绰号“ 虎斑蝶 ”，真名荻刚）、古飞雪（真名杜水，杜来峰之弟）、“一点红”；再就是革命世家文家的老奶奶、儿媳、孙女小妹等人。当然，编导没有忘记知识分子，所以有个智囊式的人物鲜于教授，有个敌特女记者樊迟歌（后转变）。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市民，作为主要人物进入情节主线、卷入重大矛盾冲突。 共产党接手盘龙市的政权后，是要尽快恢复经济，稳定社会治安。但像林然等那样把恢复经济，让工厂开工的一切希望和筹码都押在史家身上，完全靠史鸿儒能否回盘龙市，能否与政府合作来定乾坤，是否有悖当时的历史事实呢？在建国初期的众多城市里，是与共产党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广大工人阶级，在国民党大撤退大逃亡并要破坏城市和工厂时保护了人民的经济命脉，是视共产党为救星的广大市民，为了过上太平日子，大胆检举揭发、提供线索，配合我公安机关挖出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敌特分子。可是，在《江山》这部剧里，史家的工厂之所以还能维持生产，仅只是那个伪装配合政府的敌特分子莫千在起作用；闹粮荒时，也没有群众举报，就让公安人员截获了不法资本家准备外运的大批粮食；就是史鸿庭把大批发霉变质的“糟粮”混入准备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罪恶勾当，那么多粮食工人也毫无察觉或熟视无睹，而是被他的亲侄子、史鸿儒的公子伯卿发现告密的；最后，也是杜来峰的小妹杜小泉偶而想起了她二哥古飞雪（杜水）的一句话，才发现敌特头目莫千藏身在城郊寺庙，将其擒获；而粉碎敌特在全市庆功大会上十一颗炸弹爆炸的阴谋，前八颗让公安人员自己查出来，后边剩下的五颗到底藏在何处，也是古飞雪良心发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向他哥哥杜来峰告密，才被全部清除的；包括众多的敌特分子的落网，也是樊迟歌转变后一一检举出来的……总之，在全剧那么多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中，在新生政权遭遇的重重困难中，一切都是共产党人林然、文达、文华、杜来峰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史鸿儒、史鸿昌和革命世家文家的人一个个解决和战胜的。盘龙市的广大工人、市民一直都在隔岸观火、袖手旁观。他们似乎是只等着共产党和解放军来拯救、来扶恤，仿佛是嗷嗷待哺的阿斗和浑浑噩噩的群氓，完全没有了得到翻身解放的新社会主人的历史主动权。在长达29 集的电视连续剧中，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和含辛茹苦的市民阶层——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见了，即便有所表现，也只是被当作烘托本剧环境、氛围的大背景和活道具。 社会主义的哪怕是新民主主义的江山，是绝对不能没有人民的。在解放战争硝烟未散，整个国家满目疮痍的艰苦时期，任何一个来城市接管政权的共产党领导班子，都离不开这座城市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大量的历史事实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初建伊始，无论不法资本家扰乱经济，囤集居奇，哄抬物价，还是国民党敌特肆意破坏，扰乱人心，共产党的执政者和人民解放军要想挫败他们，都是万万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的。因为,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穷人的党，是不仅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又与千千万万普通劳动百姓血肉相连、相濡以沫的党。舍此，她就不可能战胜远比她强大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舍此，她就不能打败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舍此，她就不能夺取政权，当然更不能巩固政权。重要的是，她不仅要代表人民而且还要跟人民水乳交融、同命相连。如果只代表而不能与人民建立起鱼水关系，深切了解体恤民情，在人民的历史能动性的推动下改造自己、丰富自己的头脑，完善自己的工作，那她将是一个脱离人民的党，并且一事无成。这恰如本剧主题歌中所反复咏唱的：“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 ”，“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 ”，“ 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 可是，非常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在盘龙市保卫“江山”、建设“江山”的过程中，老百姓——人民的力量几乎无从体现，他们既不是天，也不是地，不是山也不是海，更不可能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按着《江山》一剧的思路，新生的红色政权，似乎只要有林然一类杰出的、神机妙算的、先知先觉、全知全觉亦或也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带着精兵强将进驻一座城市，再团结当地有经济实力又有影响的工商业者、大户人家，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没有坐不住的“ 江山 ”。这样，历史似乎也太简单太等同儿戏了吧？据说，“剧中这个几百万人的城市是虚拟的，故事中的人物也是虚拟的”（ 见2003•6•19《文艺报》高小立: 《江山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 那么,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编导是为了矛盾集中，故事好看，就耗费巨资，利用宏大的篇幅给我们编织了一个唯心史观的美丽童话，无意中颠覆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联想当前充斥荧屏的“ 王朝戏”，那些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甚至暴君、昏君）都摇身一变成了励精图治、富国安帮的“杰出”政治家，至少是多才多艺的风流才子了。难道我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所表现的完全是来自穷苦百姓，并靠穷苦百姓起家打天下的共产党，也可以无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与他们之间的血肉联系了吗？ 当然，本文无意探讨更深一层的理论问题，也不想对颇具匠心的编导发难，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唯心史观已经渗透到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大家有所惊醒和深思呢？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就是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这是一部“典型历史剧”，“不愧为近年来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制作”，“在重温这段历史的同时，不知不觉地使我们既增添了一份直面历史的勇气，又萌生了一份反思历史的自觉。”（见2003•5•15《文艺报》二版）但是，也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编导者借助电视剧这种大众通俗性媒体来表现学术领域尚无定论和广泛认同的探索性观点，从而导致了该剧“内伤”严重，不仅严重地违背了历史真实，而且“颠覆了历史”，自觉不自觉地误导了广大的观众。（2003•5•10，6•12《文艺报》） 从创作原则上讲，历史正剧是来不得随意的杜撰和虚构的。作为一部反映一个多世纪前我国封建专制制度在国际国内的巨大合力冲击下不断崩溃瓦解过程的历史剧，《走向共和》的选材和立意应该说是相当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剧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多维观照及拍摄、表演等方面的精致独到，确实令观众趋之若骛。可令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通观洋洋四十九集的《走向共和》，编导者确实是迷失在那些尚无定论的历史学术观点里了，在谋局布篇和人物塑造上失之偏颇。剧中用大量的篇幅，非常细腻、不厌其烦地表现了专制集权的统治者慈禧、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及封建朝廷、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如果这样全面地表现他们是为了揭露其专制制度的腐败，让观众充分认识封建专制主义丧权辱国的危害和废除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必然性倒也罢了，但编导者却是“化腐朽为神奇”地美化、拔高了慈禧、李鸿章等封建专制的代表人物，削弱、贬低了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等历史伟人。甚至在选用演员的问题上，编导也有明显的倾向性。请看饰演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角色的，都是一些如吕中一样演技高超又形神兼备的资深演员，而扮演孙中山等维新派、革命派角色的竟是一些低一等而又缺乏形似更缺乏神似的演员，马少骅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可以客观地比较一下，饰演袁世凯的孙淳，应该是孙中山形神兼备的扮演者，但编导却偏偏让他饰演窃国大盗袁世凯，却让形象跟孙中山相去甚远的马少骅来演一代伟人孙中山，不能不在人物造型和表演上又进一步削弱了本剧的主旨和那些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卓绝斗争中立下丰功伟绩的伟人形象，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应该指出的是，像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这种篡改历史、违背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内伤”，绝不是这部剧所仅有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同样是大型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而且被媒体和京城大腕群起捧场的《大宅门 》。该剧编导所标榜的是想通过“白家老号”的兴衰遭际、家庭恩怨，揭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时代变迁、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中“家国共存亡”的深刻主题，并大言不惭地诩为“当代《红楼梦》。”其实，该剧不过是编导“ 以浓厚的怀旧情结，对剧中人物‘ 二奶奶’、‘白七爷’们，自始至终都以迷恋、欣赏、把玩的态度加以表现，无论是她的隐忍坚毅或不择手段，也不管是他的诡计多端或玩劣成性。由此而来，编导所希望的对传统文化精神积极因素的倡导，也就变成了不加分析地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全盘肯定。”（见2003•6•5《文艺报》吴素铃：《历史剧的文化价值取向》） 特别是曾经一度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在其历史的真实性和政治导向方面，就走得更远了。 应该说，《亮剑》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都极具个性，戏剧性情节和残酷的战争场面也拍得很精彩，李云龙疾恶如仇，敢于死打硬拼又充满机智的指挥才能，确实令人称道。因此，播出时收视率创出新高，反响也很强烈。但是，作为一部革命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为了迎合观众的欣赏趣味也好，为了市场经济效益也好，为了突出人性也好，为了别具一格也好，它在历史的真实性和政治导向方面，却是不能不令人置疑的。 不客气地说，这部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是一把刺向革命军队本质和传统的“亮剑”，是一把从根本上砍掉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在人民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亮剑”，是一把彻底颠覆人民军队光辉形象的“亮剑”。 我们要问，在经过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洗礼、经过五次反“围剿”、经过长征血与火的考验的老红军中，有李云龙这样根本不服从上级指挥，完全无组织无纪律，满口脏话，匪气十足，而且专门和政委作对，并且又能打胜仗的团级指挥员吗？根据剧中交代和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李云龙部队所处的军事地位是三面受敌，正面的是侵华日军的特种部队，身边就是面和心不和、经常坐山观虎斗的阎锡山西北军，还有阴险狡诈的蒋介石中央军。在那么复杂尖锐、敌强我弱的军事的、政治的局势面前，任何一支共产党的军队，都是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统一部署和上级军事部门的调动指挥的，不然，就有被击溃、被瓦解的可能。他李云龙怎么就能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可以完全不要党和上级军事部门的领导和指挥部署，可以完全不要党的政治的军事的思想来指导，可以完全不要任何政治思想工作，只靠自己的鬼点子、敢打敢拼就能屡战屡胜，只靠哥们义气、本位主义甚至是山头帮派主义就能凝聚自己的部队，焕发顽强的战斗意志？他把上级给他派来的政委看作是多余的小白脸，只能管生活，他把政委跟部队党支部做战前的沟通称为“扯淡”，整天“老子”不离口，喝酒、骂人、闹独立性，甚至解放后到高级军事学习班也仍然天下老子第一，拒不服从军事学院的相关安排和中央军委关于换军服、参加国庆阅兵的命令。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可以把他拿来当作革命军队的代表人物进行歌颂和赞扬吗？特别是李云龙在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演讲，闭口不谈党的领导，根本否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竟高声地、大言不惭地把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所谓的“亮剑”精神称为我人民军队的军魂。他这个单纯军事观点的“大老粗”这样说，这样喊倒也罢了，但电视剧中，却赢得了全场所有高级军官热烈的掌声！ 所以，我们要说，《亮剑》这部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是通过塑造李云龙这样一个特立独行、为所欲为、个性突出的人物，完全否定了我党我军“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完全抹杀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人民军队中的指导作用，彻底抹煞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凝聚力，是用编导纯粹臆造出来的一个怪胎人物，否定和颠覆了我军几十年的本质和传统。 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作为这些如此堪称大制作的电视连续剧，篡改、歪曲历史的后果既是严重的，而且又是不可弥补的。正如木弓所说，“一般观众在看这么一本正经像摸像样宏大叙事的历史剧，是分不清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区别的，总会不知不觉地当作历史的重现。”（见《电视剧<走向共和>为什么拔高了李鸿章 》2003•5•10《 文艺报》）况且，我国广大受众的具体情况是，他们只管观看电视剧，却很少有人看电视剧播出之后在相关专业性很强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那么，电视剧这种拥有最广大受众的精神产品，就只能任其散布病菌而很难免疫了。如果我们电视剧的编导和出品人不为此而惊醒，不在电视剧的创作之初认真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取向，不以“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为己任，那就是缺乏起码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了。 以上所举的例证说明，我们电视剧的“内伤”，不仅应该避免，而且是必须要避免的。因为，凡是有“内伤”的电视剧作品，轻者降低这种大众传媒的内涵和品位，影响它的艺术感染力，重者则背离其创作的主旨和大众文化的正确方向，甚至会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对广大的观众和青少年感悟现实和认知历史产生很深的误导。所以，我们决不应该忽视其危害。 原载：乌有之乡文章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