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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玩耍游戏和强身健体出发，现代竞技体育已经走了很远，正如韩国电影《马拉松》里的教练所感叹的那样，挑战肉身极限的滋味“比死还难受”。那些人究竟为了什么而聚集在竞技场上一决高下？这几乎是每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无法回避，也乐于回答的问题。 为自我而战 古熄灭千余年的奥林匹克圣火在百年前重新燃起绝非历史的偶然。希腊的奥林匹亚公平、公正的精神已经暗含现代人安身立命的要义，让文艺复兴以降的拓荒者们如遇知己。只要你有资格走入那一系列比赛规则划定的框架内，贫富和种族这些平日里决定“你是谁”的元素都暂时消隐不见，奖牌、鲜花和掌声只属于胜者。相应地，现实中的卑微者或残缺者，能在赛场这一特殊的情境下，反败为胜，让怜悯和施舍靠边站，完全凭自己的实力赢得尊敬和荣耀——这种体育电影模式，成就了一大批励志类的体育电影。 此模式大致上属于英雄从受挫到自我实现的好莱坞商业电影天字第一号套路，易学好用。运用这一模式的守成者，如为贝克汉姆量身定做的足球电影《一球成名》（Goal!， 2005）。出身偷渡家庭的拉丁裔男孩迭戈（Santiago），在洛杉矶的中餐馆里“虎落平阳”，而他的足球天分和梦想是不会被埋没的，几经挫折，一份英超纽卡斯尔联队的合同摆在了他的面前。此片是后工业时代生产线上的合格产品，好莱坞美学规范的忠实实践者：用真实的细节营造虚幻的一步登天故事。这种美学规范最晚在《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1954）里已经确立：观众需要细节，需要明星宅邸精致的窗棂和摆设，需要酒吧里狂热球迷的笑脸，但不需要明星枯燥的发声训练，不需要细碎的战术安排和进攻流程；最要紧的是用写意的手笔让观众看到主人公曾经的落魄和而今的春风得意，再打打亲情和友情牌，就几乎无往而不胜了。做得精致复杂些，如《奔腾年代》（Seabiscuit，2003），一个丧子失婚的汽车交易商，一个被亲人抛弃的半盲前拳击手，一个牛仔表演者，加上一匹脚有点问题的小个子赛马海洋饼干，四条失意的好汉因为一份执著而创造了奇迹。 也总有些不安分的人会在套路里突围，或剑走偏锋，或干脆破局而出。《马拉松》一片中，患有自闭症的年轻人楚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母亲庆淑20年来守护在他身边，在绝望的边缘挣扎。她坚信儿子喜欢跑步，请来因庭谕而被迫到特殊教育学校做义工的教练训练儿子跑马拉松。楚原没有目的感，他也不知胜利为何物，他甚至不会笑。他只知道执行母亲和教练的吩咐，他跑步时候的表情比其它任何时候都轻松快乐。如此而已。他不得不承受马拉松的艰辛吗？还是母亲需要儿子的胜利证明他是正常的，证明她20年的坚守有了一点成就？亲情在这里不再是添加剂，而是最温柔，也最残忍的一刀。好在楚原纯真坚韧的天性最终让他自己选择走向赛场，并在赛后学会了微笑。一个温馨的大团圆结局。 同样是不成器的学生和不情愿的教练，从矛盾重重到相濡以沫的桥段，不同于《马拉松》的亲切平和娓娓道来，《百万宝贝》（Million Dollar Baby，2004）那拳击场上惨白的灯光里，依稀可见《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1980）之残暴惨烈。看惯场上几十年云起云落的老教练法兰基劝说出身下层的麦琪远离拳击，她却执意一条路走到黑。因为31岁的她除了打拳一无是处，一无所有。而从麦琪那里获得的亲情，也诱使法兰基引领她在过山车一样的冠军路上飞驰。终究是麦琪的一丝不忍败给拳击场上残酷黑暗的丛林法则，她被打得全身瘫痪。苟延残喘不如平静离去，法兰基的双手用爱结束了命运施以麦琪的酷刑。 导演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游刃有余地行走在励志类体育电影的套路内，又时而透露出不一样的斑杂颜色。他冷静质朴地叙述，荣耀与落寞，欢呼与死亡，任由世人去评说。 为理念而战 自我实现的至高境界何在？在于不朽：精神的太阳在肉身破败千百年后仍能照耀后世。不朽，是人类，尤其是没有繁育后代功能，不能亲身体验生命传承的男性所无法拒绝的终极追求。追逐梦想，让本来不值一提的小我，在某一瞬间实践了伟大，创造了完美，仿佛人类之卓越的化身；这一刻，永恒唾手可得。 达到这一高度的影片也许是有点高处不胜寒了。《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1981），你可能没有看过，但很可能听说过，任何一部关于体育电影的榜单都不会落下这位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得主；即使你没有听说过，你也肯定听到过它激荡人心的音乐。片头，一群身穿白色运动服的大学生在海滩上结队奔跑，这段舒缓昂扬、大气磅礴的主体旋律衬托得他们的面容更加坚毅自信。 故事发生在一战刚刚结束时英国两位有志于夺取奥运百米金牌的年轻人之间。与剑桥绿荫掩映的古老建筑色调一致，影片用波澜不惊的古典笔触描绘了他们怎样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力，实践“不朽”。对于犹太人亚伯拉罕（Harold Abrahams）而言，跑步对他而言是一种武器，为的是对抗他身为犹太人处处受排挤的不公待遇。他父亲希望他这一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英格兰人。“但老头子忘了一件事：他的英格兰是基督教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他因为抑郁和愤懑而战，他的眼睛总是瞥向身旁的对手。而他最强劲的对手，苏格兰人利德尔（Eric Liddell）是为了上帝而跑，在奔跑时他心里只有上帝的喜乐。显然，影片认为两人各有千秋，而后者更胜一筹。影片后半段浓墨重彩地肯定了利德尔坚持不在安息日比赛，为了信仰放弃为国争光的决定。 世俗权力和上帝的权威孰高孰低？《烈火战车》好像是《宾虚》（Ben-Hur，1962）的现代清新版。耶稣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犹太贵族宾虚被昔日好友、已沦为只为执行帝国统治意志而存在的护民官米撒拉迫害，远走他乡为奴。待他回到家乡，母亲和妹妹身染麻风境遇悲惨，盛怒之下，他在架车比赛中重挫米撒拉，令后者伤重致死。而复仇的烈焰并没有抚慰宾虚伤痛的心，是耶稣基督的牺牲化作甘霖洗涤了世间的罪恶，拯救了宾虚的家人，也唤醒了他对爱和宽恕的向往。罗马的世俗权力似乎不值一提，犹太式以血还血的复仇得到了尊重但不是归宿，“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耶稣基督才是终极价值的代言人。值得玩味的是，这两部影片涉及的年代分别是神权独步于人世的晨曦和薄暮。《烈火战车》中的主人公在上帝退位的苍茫暮色中仍坚守自己的信仰，其中悠远的意味让人禁不住品读再三。 为国族而战 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让20世纪的竞技体育生成今天这般模样的，不是个人的意志，不是理念的外化，而是国族的兴盛。当代民族国家的战车，左手平等，右手自由，双剑合璧扫荡了一切旧的理念，扫荡不干净也都收归己用。诸神散退，世俗的权力回归。 现在最受人瞩目的两大赛事，世界杯和奥运会，岂不都是没有硝烟、不流血只流汗的“国族战争”？当代的竞技体育，被套上了一层层国族荣耀的光环。高水准的体育训练依托于现代科技，金牌和奖杯不会轻易垂青小国弱国。而正因如此，处于弱势的国家在赛场上赢得的胜利对它们更是弥足珍贵。《胜利大逃亡》（Victory，1981）里，那些昔日的东欧绿茵名将们，国家不复存在，出征无名，自己在集中营里也是饿得形同骷髅，出征无力。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摧残至此，什么竞技体育，什么金牌奖杯，都是镜花水月了。好在英法等国在法西斯横扫欧陆的疾风骤雨下仍然不失斗志，还留了点本钱能抓住机会放手一搏，企图利用德国人安排的德国国家队和盟军战俘队的足球比赛出逃。然而，赛场如战场。观众席上热情的法国民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鼓舞了战俘队队员们，他们放弃原本设计好的赛到一半开溜的出逃方案，毅然回到赛场大战德国队，在裁判极端不公的情况下仍然逼平对手，获得了事实上的胜利。无疑这是一场法兰西式的胜利，与其说像胜利，还不如说像狂欢，走的正是《戏谍人生》（To Be or Not to Be，1942）开创的人民靠智慧和勇气轻取纳粹强敌的路子。 《奔腾年代》的译名很是切中要害，“海洋饼干”的胜利，不仅仅属于三个潦倒的主角，更属于大萧条时代消沉的美国人。这匹不起眼的赛马，在那个灰暗脆弱的年代里，在赛道上刷出了奔腾跳脱的亮色，点燃了那些贫苦人心里的希望。《一个人的奥林匹克》（2008）结尾处，刘长春在起跑线上沉默的身影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不会不动容。因为他不仅仅是他。他的肩上，背负着一个民族的屈辱和尊严；他的起跑，是中国参与奥运盛事的开始，更象征着中国力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开始。《我的九月》（1990）里的四年级小学生安建军，一直被强者排挤，想参加亚运会团体操表演而不得。他清晨在公园里坚持练操，希望有朝一日能证明自己的坚毅身影，依稀是20年前埋头苦干、奋发图强的我们。 《烈火战车》里，一位英国运动员对亚伯拉罕的女友解释说，他自己仅仅为了快乐而跑，不会成为跑得最快的人；亚伯拉罕则不同，跑步对他而言有关不朽，有关生死。此片开场不久的新生晚餐会上，剑桥学院院长训诫他们说：“你们当自省其身，去发现小我何以实现伟大。” 只有跳出小我的桎梏，追求更高的目标，才能成就卓越。20世纪，神权在西方退场，宗族的权力在东方谢幕，个人与国家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起来，还有什么能比国家的荣誉更能激起人的斗志，发挥人的极限呢？爱国，也是一种信仰。有信仰，才会有更丰沛的自信，不仅会赢，而且会赢得更漂亮。 原载：《文艺报》2008-8-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