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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平，官方职务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圈中人称“三爷”。外表看上去有点霸道，事实上确实有不少人怕他。当然，有人是真的被他的气势折服，有的人只为交换现实便利而来。他并非不知道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电影人各自的才华和为人，但是，对于才华，他其实有精准判断；而对于为人以及在他面前表示的恭敬，他没有外人想象中那么在意。 也许就目前的中国电影而言，这个行业正处于步入产业化的特定时期——任何产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期，都几乎以数据作为铁则，而任何该时期的执牛耳者，都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进行不同的涂抹和定义。以2005年《无极》开创“中影国产大片”始，至2009年初《赤壁》在内地拿下双片票房6亿，韩三平相信再过一年，就会出现国产电影单片票房5亿的现实；未来10年，内地电影产值可达300亿，电影相关产值可达1000亿。 三爷身上带着巨额数据，但数据不是凭空而来，这是他让没有免死金牌的大多数电影导演无法绕道的原因。对于一个决策者而言，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启用新人也好，改革体制也好，最主要的是更新观念”。 “至于电影，这是工业产品，对待产品，我并非主观上一定要追求票房，但是客观上，票房就是证明这个工业产品价值的最好体现。” 韩三平坐在《建国大业》剧组下榻的酒店房间。这是偏离市中心的一家普通酒店，他比旁人多了一间会客室。房间里堆着书，沙发扶手上，反扣着一本纪实文学。 许是对于南方换季时节的不适应，在上海月余的他，得了严重的感冒。摘下老花镜的时候，自言自语：也是老了。 商羊：说说你的经历吧。 韩三平：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1966年念到初中一年级，停了。71年当了兵，空军地勤技术兵，75年复员。复员的时候最先分配在茶叶厂，结果我开车翻了车，撞断了手，休息3个月，就错过了分配——否则现在也许是茶叶厂厂长了（笑）。后来去了峨眉电影制片厂。去峨影最主要的原因是那里可以分房子（笑）。那个时候导演、编剧都必须是专业人才，我才念了几年书啊……我是以‘照明’这个职务入厂的，是一个“灯爷”。 商羊：做导演是后来的事情？ 韩三平：工作后，先去长春电影制片厂进修，又去了电影学院读书，回来当了导演。而后，就是峨影厂副厂长、厂长；94年到北京，当了北影厂副厂长、厂长，后来就是中影的副董事长，到现在的董事长——我是典型的从士兵到将军。 商羊：对于电影有情结吗？ 韩三平：其实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娱乐活动少，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娱乐。我是爱看电影，但对电影本身，没什么认识。我常常说自己念书不多，统共不过8年10年，给现在好多年轻人看起来，就不值一提了。 商羊：刚刚上任到北京的状况还记得？ 韩三平：那是中国电影最不好的时候。投100万下去，不是亏10万20万，而是80万90万。进口片也是在那一年开始的，第一部是《真实的谎言》，冲击力很大；本土的创作又正是到了一个瓶颈，体制也正在变动，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当年最大的优势在转型时期，往往会成为最大的阻碍。 商羊：听说你在北大演讲时，有一个新时期电影阶段的划分？ 韩三平：我把新时期的电影分为3个十年：1976—1986，那是蓬勃发展的时期，第五代应运而生，不仅在世界舞台上几乎拿遍了所有奖项，也让老百姓喜闻乐见；1986—1996，是一个痛苦的转型期，一方面因为各种娱乐设施的兴起，无论是全民卡拉ok，还是全民捏脚打麻将……另外就是电视剧的发展，做《渴望》的鲁晓威就是我同学，万人空巷啊……另一方面，电影自身到了一个高峰之后的茫然状态；1996—2006，“国产大片”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我个人觉得很好，电影也到了某一个位置——其实，一个产业特别兴盛和特别衰退自然有它的理由，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一定会被归于一个它应该在的位置。虽然我接手北影的时候，现实不容乐观，但我还是乐观的，我觉得电影作为一个百年的工业，一定会找到它应有的位置，但绝不是被淘汰。（笑）说起来，毛主席思想真的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我很相信的一句话就是：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韩三平手上拿着一张薄薄的纸片，是之前的采访提纲。他说一段话，就看一下问题；就着这些问题，很自然地串成了一段完整的讲话——原来是一个思维很严密的人。虽然他说自己念书不多，可是事实总是教育我们：念书多和做成事没有太必然的联系，成事很大的前提在于谋事，而“谋”，不仅仅在于书本知识，更在于费心琢磨——念书不多的韩三平，应该是一个先天不乏审美、后天敏于思考的人。 商羊：你听过对于“国产大片”的批评？ 韩三平：我知道。不过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这条路最终被证明是走对了，那么在走上正确的坦途之前，一定是会走一些弯路的。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如果弯路不可避免，那么其实承担责任的个人还是不容易的。我不是呼吁宽容，我只是说个人观点。其实没有一个创作者真的会故意、或者说愿意拿出他们本来就觉得失败的作品。 商羊：喜欢《疯狂的赛车》吗？ 韩三平：《疯狂的赛车》非常好，1000多万投资，1.2亿票房，一个32岁的导演，没有大明星，没有大制作。我太希望多出现这样的作品。 商羊：你似乎有很强的意志力，希望把中国电影往类型化运作。 韩三平：我觉得电影首先是工业产品，作为产品，就要以消费来衡量其价值。以前，阻碍电影发展的有两个倾向，一个是假大空的主旋律，另外一个就是抒发个人小情小调、非常个人化的艺术电影。电影必然是高投入，如果坚持它的工业属性，就一定要争取它的高产出，否则，这个工业怎么生存？更谈何发展？假大空的主旋律不说了，个人化创作我不主张用电影这个手段，因为你可以去当作家、诗人、画家，不要拍电影，你说你拍一个大众普遍看不懂的片子，还说人家都不懂得你、不在你的境界，对现阶段的这个行业有什么好处？大众的普遍欣赏力决定了电影工业的生命力，不能仅仅以个人的自我表现来作为创作主导，那会对整个行业伤害很大，会透支观众对于国产电影的信誉。 商羊：你真的不喜欢所谓艺术片？ 韩三平：有的我真的看了十分钟就走了，我看不懂，犯糊涂，讲什么呢？当然，我也不是说一定要艺术成博格曼，其实，就怕没有艺术到博格曼。艺术片才难呢——当然，所有的好东西都难。我主张从剧本创作开始就类型化，这样的话，片种分明，拍摄手法和节奏也有针对性。做好这个不容易，但它还是有点规律在的，比真正好的艺术片还相对简单些呢。 商羊：做一些国际上得奖但老百姓看不懂的艺术电影，是第五代开始的吗？ 韩三平：我觉得不是——起码第五代没有主动为了国际上拿奖而去做电影，他们都是首先有自主的强烈的创作意识；并且在他们的早期和成熟期，《红高粱》也好，《霸王别姬》也好，都是专业奖项肯定、也得到老百姓喜爱的。还有，“第几代”这个划分不是论资排辈看年龄的，而是实打实看作品的。并不是说那个做导演的，50岁，是第五代；这个导演，40岁，就是第六代…… 商羊：现阶段，主流还是在于做好类型片？ 韩三平：非主流必然是相对主流才存在的，美国的模式在那儿，其实大家都看得明白。就一家公司而言，有华纳，才有华纳独立；往大里说，有好莱坞，就有欧洲市场。 他非常由衷地笑了起来，在于被问及“是否喜欢人家叫你三爷”。笑了很久，好像是一个真的很好笑的问题，而后坦然地说，这是朋友们之间都喜欢叫的。 《赤壁》在成都首映的时候，间中得空，他回去探望86岁高龄的老母。前脚离开热闹舞台，众目睽睽下的鸿图霸业，后脚踏进家门，离京城千里，那一刻，似乎觉得也已经离当年的自己千里了。 他很少再想起“茶叶厂厂长”那档子事，但是，回想经年，还是没有枉费了当初阴差阳错的选择。 商羊：《建国大业》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你有想法尝试一种新型的主旋律大片？ 韩三平：如果是指它的全明星阵容，（笑）说实话，当初真的是因为时间紧和投资少。我拿到剧本是去年10月，到开拍只有半年不到；事实上这样的片子起码筹备8个月。所有的预算3000多万。我最初找明星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作为明星，多多少少还是有演技上的保障的——在一个行业当中做得好、做到大明星，一定是有基本信誉的。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偷懒了（笑）。我知道拍献礼片，他们也不可能收钱。 商羊：大家私底下开玩笑博彩，1∶3的赔率，结果没得玩，都认定它起码三亿。 韩三平：（笑）过亿我就保本了，18年后再做导演，我不贪心，先到了亿元俱乐部再说，我没想直接去三亿元俱乐部和冯小刚、吴宇森汇合。 商羊：做了导演，回头做制片人就容易心软了吧？ 韩三平：说中国电影现在是“导演制”也好，在向“制片人制”发展也好，我觉得电影就是“投资人制”。说得再明确一点，谁承担了最大风险，就是谁在制。导演是打工的，有操作的专业度，就是一个职业导演了；再加上人文情怀的准确表达、真诚表达，就是一个好导演了。冯小刚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职业素养的导演，当年的《甲方乙方》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在我的领导下做出来的（笑）。我不是要邀这个功……现在说起来，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冯小刚的成功，有目共睹。 商羊：几乎不知道《甲方乙方》和你有关。 韩三平：冯小刚的书里都写着的——当时他和王朔一起来找我的，我对王朔小说不熟悉，但我对“甲方乙方”这个说法很认同。那个时候，就连老太太上街买菜都恨不得签一个合同。我和冯小刚说，贺岁这个时间没什么特别，就是过年了老百姓要花钱，所以电影就是三个条件：喜剧，小人物，现实题材。《甲方乙方》就很符合这几个条件，结果票房3000万，我说，这相当于你去戛纳拿一个奖。冯小刚后来的片子大部分也是这个路子的。 商羊：冯小刚没有戛纳梦？ 韩三平：他当然有，但是他有清醒的认识和对于选择的坚持，这就是我认为他职业性很强的地方。 商羊：你怎么看待“港台军团”？ 韩三平：好事！他们经过非常工业化的磨练……但是15天一部戏，或者说，早上你还在唐朝当大侠，下午就去现代社会当警察——这种工业化我不要，这叫粗制滥造。但是他们有很好的导演，陈可辛、吴宇森、周星驰……会带动行业发展。 商羊：你对于今后电影创作有什么建议？ 韩三平：中国电影未来一定是以内地的人文背景为依托、吸取港台创作的精华、摒弃他们视野狭小的糟粕，最终建立起来的新华语电影，从而进军日韩，渗透欧美。其实对抗很容易，拉登躲在山洞里还可以对抗美国，但是真正走出来对话很难。对话是要有资本、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在电影上，我们要选择对话，那么就要积累资本。 商羊：除了创作上，就工业体系而言呢？ 韩三平：银幕数量很关键。全国的电影市场有四个等级：第一，20个一类城市——现在九成票房产生在这里。第二，300个二级城市——如果300城市×2家电影院×4块银幕×300个座位×15元电影票价×365天，是什么收入？第三，2500个县城×1家电影院×2块银幕×150个座位×8元电影票价×365天，又是什么概念？事实上，第二和第三都还没有做起来。最后，就是农村，给农民免费放映，只买头尾广告，就像电视台一样——所以我说，未来十年，300亿的电影产值完全是可能的。 原载：《文汇报》2009-04-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