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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庆祝新中国60周年献礼新片《潘作良》（编剧黑纪文，导演宋江波）令人感动，令人难忘。影片根据真人真事创作，通过一位基层信访干部“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感人事迹，塑造了一位当代优秀党员干部的先进形象。 艺术家截取了主人公任辽中县信访局局长不久的一段工作与生活。在那里，他遇到了全县老百姓一桩桩、一件件相关切身利益的大小案件。它们像一块块试金石，磨砺着潘作良，考验着潘作良。 艺术家精心构思，选取了“处理土地量化遗留问题”、为冯大娘解决危房问题、为乔春英解决医疗事故索赔问题，以及为一件错判多年的冤案平反，并穿插了主人公家庭生活的波折等事件，来作为构建艺术大厦的栋梁与基石。 解决土地量化遗留问题被作为了贯穿全片的核心事件；而为冯大娘解决危房与为乔春英解决医疗事故索赔问题，被作为了同样贯穿全剧的重要事件。艺术家把三件大事打碎重塑，采取分切、交替叙述的方式，不仅保持了影片强烈的悬念，而且使它们相互映衬、相互呼应。如果说“解决土地量化遗留问题”，因其冲突的尖锐、深刻，以及群体性令人震惊与强烈关注的话；那么，后面两件重要事件，则让我们更多地走进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感情世界。在潘作良的心目中，他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只能拿它为人民办事；那么后两件事件则让我们看到了潘作良的正义意识与人性意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不以为自己是一个“官”。因而他不但会同情一位艰难上访的大娘，还能把她视为自己的亲娘。他对乔春英的不幸之所以寄以深切的同情，是因为他深感人的生命的珍贵，人的合理、合法的权益的不可侵犯。为了维护乔春英的人的权益，他可以冒犯一个权势单位，并与它的责任人展开艰苦的斗争。 我们常常说矛盾冲突的质量往往决定着作品的艺术质量。从影片的选材、布局、架构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的精心构思与明确追求。 叙事并不是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叙事的目的全在于写人。于是，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在上述叙事框架上，对主人公形象浓墨重彩的描绘与精细入微的刻画。 艺术家全力以赴，紧紧抓住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不放。 影片并非泛泛写人。影片写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既写出了潘作良这一形象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又写出了人物形象多侧面的丰富性。作为县信访局长，“责任意识”、“权力意识”以及“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显然是他身上最为本质性的东西。影片描述的一系列核心事件与重要事件，都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然而叙事主线之外的种种“闲笔”与细节，却同样使我们深受感动。别人对“老上访”避之唯恐不及，他却热情接待，并送她新鞋，称她为亲娘；别的官员对部属常常颐指气使，他却关怀备至，不但去探望老徐患病的妻子，还把局里工作的成绩归功于老徐。在与法院院长老同学交谈时，院长一句话：“你还是年轻时的理想主义”，使我们感受到了潘作良的个性与前史…… 影片写人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既能以平实的镜语描述人物的常态；又能以充沛的激情展示人物非常态下的“爆发”。影片中，潘作良曾多次光火发怒，曾多次做出“惊人”之举。我们不但没有感到人物的粗鲁与乖戾；相反我们却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高尚人格的魅力。他有爱，也必然有恨。他的爱是大爱，他的恨也是大恨。他爱民如母，势必恨那些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人。他怒斥夏主任的官僚主义；严正警告为事故辩护的责任人；冷眼面对腐败犯罪分子，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一种愤激，但实际上，它同样也是一种对人民，对正义的爱。 潘作良收下乔春英母女的礼品，也是作品中的“惊人”一笔。开始时，我们也并不十分理解，慢慢咀嚼、品味，我们才悟出这是真正来自生活、来自人物善良性格的动人一笔。 影片刻画人物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它能运用、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并且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该片的整体风格，无疑属于质朴与纪实的；但我们注意到，在质朴与纪实的基调中，艺术家融入了华美与写意的元素。像影片开篇一段辽中农村丰收美景的描写，写实融汇写意，景物描绘中饱含着深情。它既介绍了潘作良的工作生活的环境，同时又暗喻了他的朴实而壮美的一生。 电影讲究节奏，有人称之为“节奏的艺术”。艺术家不但利用故事的曲折，对事件叙述的分切、组合来赞成跌宕起伏的节奏，还大胆地采用仪式化等方式，使节奏更为鲜明，意蕴更为深刻。冯大娘新房的上梁仪式以及片尾结束时潘作良过年探望乡亲百姓两节，可称为“神来之笔”。前者使“新房”的意义更为扩张升华，后者则使影片呈现“奇观”，使作品的叙事高潮与影像“高潮”有机统一，融为一体。 英模人物传记片是我国电影创作中的重要一脉。《潘作良》等优秀影片以自己的艺术经验与成就，标志着这一片种已经趋于成熟。它们不但能写人写情写性格，还能够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他们的气度与精神。它们不但能生动讲述人物做了些什么，还能深刻揭示他们为什么以及能够这样做。它们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教科书”，也是能感染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得到美的熏陶与享受的艺术品。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5月14日1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