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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往往因其具体的历史条件形成一种彪领时代潮流的主要文艺形式。21世纪以来，凭借着现代化电子传媒的优势，电视剧已经成为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代表着当下大众审美思维发展的最新水平。而荧屏新近出现的一批深入民心的人物艺术形象在创作思维上发生的深刻嬗变，正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思考。 其突出表现在于，荧屏上的英雄人物形象越来越注重黑格尔强调的“鲜明的个性描写”，越来越多姿多彩；普通人物形象越来越注重黑格尔力倡的“生动性与完满性”，越来越不是二元对立的非好即坏。 前者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形象，他那“一根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他那对理想信仰的忠诚和对人民军队的挚爱，以及他在处理与妻子、儿女关系上的不近人情处，都感人至深。接着是《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他那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亮剑”精神，他那舍死忘生的英雄气概和叫人不能不爱的草莽习气，都真实鲜活，过目难忘。还有《潜伏》里的余则成形象，《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瞿恩、杨立青形象，《我的兄弟叫顺溜》里的顺溜形象……都对广大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后者只消把20年前造成轰动的《渴望》与刚热播的《祈望》加以比较即可明白。《渴望》中的刘慧芳和王沪生，是二元对立非好即坏的两极的典型形象。刘慧芳是“善”的典型，好事让她做尽，倒霉的事都让她承受。“文革”中，她古道热肠，抚慰被打成“狗崽子”的徒弟王沪生受伤的心灵，始为其师傅，继为其妻子；为照顾养女小芳，丢了工作，失了家庭，累垮了身体，连亲生儿子的抚养权都未能保住。这位极端的“好人”形象，确实煽情，令人扼腕叹息。而王沪生则是另一极端的“坏人”形象，他忘恩负义，喜新厌旧，冷漠寡情，是个十足的“当代陈世美”。而《祈望》中的人物形象则立体了许多。男主人公姜文君，工作敬业，生活严肃，爱妻子，疼女儿，孝老母，但性格的偏执却里外得罪了不少人。女主人公芦苇在家可谓贤妻、慈母、孝媳，在外堪称尽职尽责的优秀护士长，但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却有着“小女人”常见的毛病。还有那个也举足轻重的角色蒲剑峰，尽管因“花心”毁了家庭、因经济失足丢了公职，但却并非坏人，他对同事、对妻儿都不失男人气概，而且在自办民工医院为民工尽心服务中显现出人性善的光辉……所有这些活跃于荧屏的人物形象，都是立体化的，好中尚存不足，不足中仍见美善，真实可信，栩栩如生。这表明：荧屏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创作思维发生了深刻嬗变：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走向执其两端、关注中间、把握好度、兼容和谐的辩证思维。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哲学思想里。”从哲学层面总结当下荧屏人物形象审美创作思维的深刻嬗变，意义重大。过去我们对“典型人物”的理解是狭隘的，关注的主要只是“好”与“坏”这两极的英雄人物典型与反面人物典型。而现实生活中，确还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人物”。再者，即令是两极的典型人物，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好”或“坏”，人生和人性中的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时时可见。这大概就是恩格斯当年强调“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的客观依据。惟其如此，《祈望》中出现了姜文君、芦苇、蒲剑峰等各具典型意义的普通人物形象，而原本在剧中不失为英雄人物形象的石光荣、李云龙、余则成、杨立青等，才以“鲜明的个性描写”令观众耳目一新。 其实，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指出：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茅盾在《创作问题漫谈》里也针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两极化倾向指出：“据我看来，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应该有些不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反面的典型，还可能有一种中间状态的典型。……英雄人物同时又是一定的典型。典型人物却不一定是英雄人物。”显然，毛泽东强调的“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和茅盾呼吁关注的“中间状态的典型”，确实在较长时期以来被忽视了。至于邵荃麟以文艺理论家的胆识鲜明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原本正是为匡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创作思维上的片面性，但遗憾的是却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甚至在十年浩劫中被划入“黑八论”而打入冷宫。 文学是人学，电视剧艺术亦然。电视剧当然要注重讲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是人。所以人物形象塑造仍是电视剧创作成败的关键。无疑，英雄人物典型形象因其承载着时代理想、反面人物典型形象因其独具的警世作用，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但以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仅有这两极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不够的。冯雪峰在《英雄和群众及其它》中早就指出，现实生活总是“中间大两头小”，大量不好不坏的芸芸众生，也是文艺创作“重要的主人公”。茅盾也认为写好这种人物，展示其心向真善美的精神追求轨迹“对于群众的教育作用，会更大些”。这些中间人物是构成社会的主要群体，是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时时可以接触到的真实的人。以审美方式积极褒扬他们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和善意批判他们伦理道德已经出现的滑坡，既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思维深化的题中之义，也是防止滋生简单化、模式化、极端化的鉴赏倾向的势所必然。 因此，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发展到执其两端关注中间的全面辩证思维，不但有利于英雄或反面人物典型形象塑造的个性化，而且有助于中间人物的典型形象塑造的多样化。这确系哲学层面审美创作思维的解放。但创作思维要真正做到全面辩证，关键在践行科学发展观，把握好度，兼容和谐。列宁说过，真理往前多走半步就会成为谬误。“度”的把握，是辩证思维的精髓。一旦失“度”，为了政绩，易滑向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导致概念化；为了市场，易滑向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导致媚俗化。而二者都背离了兼容和谐的审美至境。譬如，在塑造英雄人物典型时，由于一味追求“理想化”失“度”重蹈“高大全”覆辙或一味追求“个性化”失“度”渲染“匪气痞气”；在刻画反面人物典型时，由于一味追求“人性复杂性”失“度”夸大其“善心”；造成荧屏画廊出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怪现象。再如，在塑造各种各样的中间人物典型时，由于一味追求“真实性”失“度”而消解了精神流向的真善美旨归，一味追求“复杂性”失“度”而呈现出思维混乱、行为矛盾、情致反常，造成了荧屏人物形象质的规定性的模糊和作品整体审美价值取向的混乱，甚至以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取代了精神上的美感。这理应从审美创作思维上寻找哲学缘由。我以为，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提出的“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价值的最高准衡”应当作为审美创作思维的一条重要原则。他说：“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和”，“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他主张“以兼和易中庸”，因为“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这种“兼和”即兼容和谐的哲学思维理念，与黑格尔的美学主张是相通的。黑格尔一是强调人物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合在一起”的“定性”即质的规定性，二是强调“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即“生动性与完满性”，三是强调“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即情致的始终如一性。这三条的统一，就是兼容和谐。审美创作思维既非单一的抽象思维，亦非单一的形象思维，而是“兼和”二者的意象思维。比如电视电影《走四方》就是以兼容和谐的全面辩证思维审美，创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当代中间人物形象刘二喜。这个高考落榜、离家出走8年的漂泊浪子，对老父、对兄嫂、对侄女，有真情亦有失礼；对赵艳秋的爱情，有执着也有粗鲁；生意场上更是既有谋略也有失策。这个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生气灌注，真实自然，都来自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都“定性”于人性的复苏和对真善美的渴求，其性格的“生动性与完满性”和情致的“坚定性”，都令人叫绝。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四方》塑造人物形象的审美创作思维的新经验，值得珍视和推广。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10月13日2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