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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新中国电影无疑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和标志。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介入了电影活动并对电影巨大的宣传作用有非常深切、直接的认识。可以说，延安电影团及其解放区的电影活动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了必要的准备。1949年 4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在北平成立了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电影局改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领导，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中央电影局作为全国电影事业统一的领导机关，其首要任务是对旧电影的接管改造和对新电影的建设发展，作出步调一致的全面布局。新中国电影队伍建设方面，各地方和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都以无私的态度支援电影工作。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十七年颇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如成荫、沙蒙、水华、凌子风、林农、严寄洲、崔嵬、陈怀皑、吕班、郭维等等先后进入电影界。他们都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骨干，他们的创作也很快成为了电影的主流。而以前在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如史东山、汤晓丹、许幸之、张骏祥、郑君里、石挥、黄佐临、桑弧、金焰、陶金等等，也都在极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创作观，拍摄主流所提倡的“工农兵电影”，如史东山、吕班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石挥拍摄了《关连长》。两支队伍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电影的辉煌。总之，新中国电影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方向，工农兵电影也占据绝对统治和主导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合力的推动下形成了新中国电影范式。由于解放前的中国电影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影响，而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电影范式事实上暗含了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电影的对抗。 新中国电影创作在1950年就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仅三家国营电影厂就共生产了故事片26部。1951年3月8日起至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在全国20个城市先后举办“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活动，共展出东影、北影、上影三家国营片厂1950年完成的影片26部。展出期间，观众极为踊跃，观众总数达500万人次之多，有效地扩大了国产影片的影响，巩固了国产影片在电影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周总理代表党和国家为新片展览月题字：“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茅盾写了祝词，新华社发表了社论《人民电影事业的光辉成就》。 1953－1957年，新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借鉴和模仿苏联电影体制和模式建构起了新中国电影体制和模式，并成为了赢利的行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摄制了《董存瑞》《上甘岭》《翠岗红旗》《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哈森与加米拉》等一批优秀影片。1959年9月25日至10月24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文化部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电影史学家公认1959年是新中国第一次创作高潮，称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这次高潮的出现及其所形成的经验、规范和模式，也标志着新中国电影范式的正式形成。1959年的国产献礼片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代表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成就，其中大多数影片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如《林则徐》《老兵新传》《聂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青春之歌》《风暴》《林家铺子》《回民支队》等。 1961年至1965年，在周恩来“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方针和思想指引下，中宣部制订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则完成了《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促使中国电影出现了一个创作小高潮，生产了许多优秀的影片：《甲午风云》《停战以后》《阿娜尔罕》《李双双》《燎原》《槐树庄》《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南海潮》《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阿诗玛》《刘三姐》《达吉和她的父亲》《天山的红花》《红日》《东进序曲》《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怒潮》《野火春风斗古城》《独立大队》《兵临城下》以及一批戏曲艺术片如《杨门女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楼梦》《野猪林》《关汉卿》《槐荫记》和《花为媒》等。此外，优秀的美术片《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上、下集)等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英雄形象的塑造，无疑是十七年电影的主旋律和最大亮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南征北战》《风暴》《老兵新传》(中国第一部宽银幕电影)《红色娘子军》《燎原》《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上甘岭》《战火中的青春》《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回民支队》《海鹰》《战上海》《东进序曲》《苦菜花》《柳堡的故事》《南海潮》等，英雄人物传记片则有《雷锋》《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大夫》，以及表现历史人物事迹或历史事件的《聂耳》《林则徐》《甲午风云》等。这些影片中充满着性格魅力和崇高精神力量的人物形象是人民群众中的优秀代表和民族英雄，构成了一幅真正的时代英雄画卷。在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下，英雄电影培养了大批忠实的观众，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也不断创造出了观影奇观乃至票房奇迹。可以说，银幕英雄形象的“巨无霸”，也培养出了观众对银幕英雄形象的“巨无霸”胃口。从1949年起至1959年止，观众在1亿人次以上的国产影片11部，包括《钢铁战士》《董存瑞》《上甘岭》《回民支队》《红色娘子军》等塑造了英雄形象的战争片。 1966年4月10曰，由江青主持起草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第一次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全面否定了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果。新中国十七年来发行的国产故事片589部、外国片883部一律被封存。1967年11月，江青、姚文元等向北影、新影和八一等制片厂布置拍摄“样板戏电影”。1970年9月，北京电影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全国第一部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之后《红灯记》《龙江颂》《沙家浜》《海港》《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陆续拍成，成为文艺“样板”。1966年到1973年的七年间，中国电影的故事片生产完全停顿。1973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产故事影片重新恢复生产，成为当时的轰动事件。1974年1月20日，四部电影《火红的年代》《艳阳天》《战洪图》《青松岭》陆续拍摄完成在全国上映。从1973年初到1976年9月，总共拍摄了76部故事片(包括大批舞台戏曲片)。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有《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等，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依然留下了电影人的不懈努力和奋斗足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期间军事题材电影放映成为了中外电影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老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以及《闪闪的红星》等为数不多的老电影， 在特殊背景下大面积和重复的放映，创造了电影放映的“吉尼斯”纪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较少受到政治的干扰和影响，也可以不用考虑投资和利润回报等经济方面的问题，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创作自由，创作出了一大批在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杰作。《从奴隶到将军》(王炎导演，1979)、《苦恼人的笑》(杨延晋、邓一民导演，1979)、《小花》(张峥、黄健中导演，1979)、《天云山传奇》(谢晋导演，1980)、《巴山夜雨》(吴贻弓导演，1980)、《邻居》(郑洞天导演，1981)、《小街》(杨延晋导演，1981)、《南昌起义》(汤晓丹导演，1981)、《城南旧事》(吴贻弓导演，1982)、《人到中年》(王启民、孙羽导演，1982)、《一个和八个》(张军钊导演，1984)、《黄土地》(陈凯歌导演，1984)、《人生》(吴天明导演，1984)、《黑炮事件》(黄建新导演，1985)、《野山》(颜学恕导演，1985)、《芙蓉镇》(谢晋导演，1986)、《孙中山》(丁荫楠导演，1986)、《老井》(吴天明导演，1987)、《人·鬼·情》(黄蜀芹导演，1987)、《红高粱》(张艺谋导演，1987)等一批影片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另外，《神秘的大佛》《少林寺》《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娱乐性作品，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业绩。 1987年，在电影商业化、娱乐化的浪潮中，电影主管部门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不但对主旋律影片在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入上给予支持，在发行、宣传、放映上也同样给予支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电影不仅成为了创作的主流，而且不少影片还成为了电影市场上的“票房霸主”，如《开国大典》(1990)、《焦裕禄》(1991)、《大决战——平津战役》(1992)、《孔繁森》(1996年)和《鸦片战争》(1997)等。 1993年1月5日，广电字3号文件《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下发， “打破了十三年来电影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影公司作为惟一国产故事片发行渠道的全国垄断地位被打破，制片厂可直接向省级发行公司发行影片。1996年3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正式推动和启动了电影精品“九五五○”工程。在这样一种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下，主旋律电影实现了向“新主流电影”的成功转型，其代表作品如《东归英雄传》《孔繁森》《警魂》《离开雷锋的日子》《红樱桃》《红色恋人》《红河谷》《大转折》《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春天的狂想》《横空出世》《我的1919》《紧急迫降》《生死抉择》《黄河绝恋》《冲天飞豹》《国歌》等。1997年，冯小刚推出本土制作的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获得了成功。其后，《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也延续了贺岁片的神话和辉煌，甚至击败了进口美国大片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在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新世纪中国电影将朝着市场化、多元化、类型化方向发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政府正式签字加入WTO。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0年以后，在国家推进文化产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一系列有关电影改革及其新的政策和举措，有力促进了电影创作的不断繁荣和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电影进入了产业化、数字化、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辉煌时期。实践证明，所有这些改革政策和措施，为中国电影产业化及其发展搭建了一个坚实的政策平台，并直接促成了2001－2009年中国电影连续的大幅度增长。从2003-2009年，中国电影票房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8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电影产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也年产影片400多部，建成银幕4000多块，总票房达到43.41亿元。而包括内地票房、海外销售及票房、电影频道广告等项收入，不包括音像和其它授权收入在内的电影综合收入则达到84.33亿元，均创历史新高。据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的统计表明，2009年上半年中国电影逆势飘红，主流院线上映的80多部影片赢得约23亿元票房，2009年全年票房有望达到60亿元，增幅保持30%以上。预计2010年，中国将拥有近2000个影院和约6000块银幕，从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放映规模第二大国家。 2002年的张艺谋《英雄》开启了中国式大片的成功运作，使得中国电影在本土的电影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好莱坞电影不可一世的市场神话终于被打破。随后，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古装功夫大片，《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神话》《七剑》《墨攻》《投名状》《江山美人》《三国志之见龙卸甲》《赤壁》《画皮》等。以《叶问》《梅兰芳》为代表的人物传记片，《非诚勿扰》《画皮》等“新型伦理片”，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票房奇迹。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涌现出越来越多创造票房奇迹的商业大片，有效巩固了本土电影市场，提高了中国电影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从2002年第一部票房过亿的《英雄》开始到2007年，国产片票房过亿的影片共10部。而2008年票房收入超过1亿元的国产影片则达到9部之多，接近往年过亿票房国产影片的总和。 《英雄》的成功也促进了内地香港合拍片的大发展。据统计，2008年，内地与香港、中国与外国合拍的影片多达40部，其中内地与香港的合拍影片达30部，合拍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荷兰、法国、美国、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拍仍然是中国电影制作和生产的重要形式。大多数投入市场的电影，都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机构联合出品，《赤壁》的联合出品机构甚至超过10个。2008年国产影片票房前20位的影片基本都是合拍片。 当前，中国电影进入了产业化、数字化、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产电影的产业化规模、水平及其市场占有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电影产业是个系统工程，它包括前期投资拍摄、生产、策划、制作、发行放映以及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等。好莱坞生产的不仅是电影，更重要的是品牌，从宣传、发行、放映到后续产品的开发，这种品牌战略贯穿了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始终。相比之下，中国电影经济总收益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十分微小，国产大片的票房虽然越来越能轻松过亿，但是类型相对比较单一，电影创作市场相对于观众观影的热情度还不够多样化，中国电影依然是买方(受众)市场。同时电影自身影响力不够也制约了后电影产品和衍生电影产品的开发。因此，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之路，包括中国式大片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国产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仍然任重而道远。 可以说，新中国电影60年走过的历程，尤其是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为我们创造中国电影新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电影人，见证新中国电影60年的辉煌是幸运的。然而，能够有机会创造中国电影新的辉煌是更幸运的。只要我们坚持创新，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就可以促成开放、有序、竞争的电影市场，就可以促使中国电影向着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和产业化的目标不断进步，就可以在有效巩固了本土电影市场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国电影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就可以创造中国电影新的辉煌。 原载：《文艺报》2009年11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