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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间故事学界的传统模式，类型学研究通常是从叙事形态入手，依据母题结构的差异将内容庞杂的民间故事归结为不同的情节类型。倘若类型与故事之间的对应是唯一性的，那么这种研究范式为探索分类问题与叙事结构所做的贡献自是无可挑剔的。但是，随着故事资料的逐步充盈与田野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反复而大量接触到的文本事实，却是类型与故事之间多向性的对应关系，即一个故事可能只包含一个类型，也可能由数个类型组成，从而形成单一故事与复合故事之分[1]；同时，借由同一讲述主题的统领，不同类型也会聚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故事集群。面对如此复杂的多向对应关系，仅仅沿用传统研究模式，将学术重点停留在情节类型的归纳与母题异同的对比上，只能剖析类型内部的结构机制、粗略地勾勒出集群的整体轮廓，却无法理清集群内部各类型之间的结构关系，更无从揭示故事集群的结构属性与聚合动因。 自20世纪90年代起，有少数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类型学研究范式对故事集群整体结构的简化，陆续提出“类型组编”[2]“、类型群”[3]、“叙事群”[4]等颇具创见性的概念，用以描述集群类型的结构关系或界定某一故事集群的结构属性。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集群储量与相关成果之间的严重失衡，但由于学术视角与旨趣的不同，它们或是止步于对现象的发现而未及深入，或是仅从类型集结的外部形态着手将故事集群认定为一个平面的聚合，都未能触及考察故事集群聚合动因与整体构架的一个关键步骤，即集群内部类型聚合的结构方式。而本文所进行的工作，就是以中国巧女故事为例，通过分析这一储量丰厚且以“展现故事女性主人公聪明才智”为主要讲述主题的故事集群内部，各类型相互勾连的形式，重新界定故事集群的结构属性，进而精准地勾描出集群内部复杂的构架形制。 一 、类型丛：中国巧女故事集群结构属性的重新界定 本文是基于文本分析的实证性研究，因此，资料文本辐射的地域和民族范围越广，可供分析的异文越多，我们从故事中发掘出来的形态结构特征和规律也就越具有普遍性。为了更多地获取异文，本文在设定资料的搜集范围时，未严格限定文本类型。凡是具有巧女故事主要讲述主题的文本，无论是经过严格的田野作业而形成的口头文本，还是包含了编辑或修改成份的、以口头传统为取向的文本，都被囊括在资料的搜集之列[5]。鉴于上述原则，本文从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辖59个区县中搜集了475则巧女故事，共涉及以汉族为主的民族15个[6]。 在对这475则文本进行总体“盘点”和形态结构层面的全面解剖之后，笔者发现，巧女故事集群中的32个类型[7]会频繁地进行组编[8]而形成不同的复合故事。从现有资料看，475则巧女故事中，共有118则是由多个类型组编而成的复合故事。这些类型组编的形成并不是随意的，无论是被排列在一起的范型序列，还是被重组到某一范型序列中的母题或母题链，都要遵循一定的结构规律，并且具有各自的功能。借由类型组编，巧女故事集群呈现出的不再是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平面集合模式，而是一种立体性的丛构聚合特征。因此，巧女故事集群的结构属性，就应当被重新界定为由32个类型以丛构方式组编而成的“故事类型丛”。 二、巧女故事的类型组编情况 分析巧女故事集群中复合故事的类型构成，可以发现巧女故事类型组编的两个特点：一是，各类型的组编范围，并不限定在巧女故事集群内部，其组编触角也可延伸到集群之外，与诸如呆女婿型、识宝型、羽毛衣型等其他故事类型形成组编关系。不过，从发生频率看，这种延伸至外部的组编并不占主要地位[9]。二是，并非所有的巧女故事类型都能参与组编。在32个类型中，只有20个类型与其他故事集群的类型发生过组编，即代断案型、我的东西更值钱型、巧难聪明人型、计惩色鬼或盗贼型、巧妇思春型、善用小钱发家型、帮弟弟做功课型、讳人名型、巧对无理问型、隐语嘲人型、不语休妻型、免赌债型、联句得胜型、公牛奶或公鸡蛋型、以难制难型、妙解两难型、家翁出谜题型、协助卖物买物型、遇到和丈夫一样笨的人型以及妙解隐喻型。而其余12个类型，由于我们没有掌握它们参与组编的具体文本，因此在下文的讨论中暂不涉及。 为了能对组编情况的全局了然于心，我们需要将视线转至上述类型的类别归属，从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巧女故事的类型组编情况。具体数据详见下表： 表1巧女故事类型、资料数目及组编情况一览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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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系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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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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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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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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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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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编情况：发生次数
| 组编 总数 一、善处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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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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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代解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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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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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免刑罚型（D） 一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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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B．代断案型（N） 一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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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ⅠB：1
| 1 Ⅱ．与恶人斗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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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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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我的东西更值钱型（S） 一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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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二ⅡA：2，二ⅢA：1，二ⅢB：2，二 ⅢB1：4，三ⅡA：12，三ⅠA：6，三 ⅠB：3，三ⅡB：1，三ⅡD：2
| 33 B．摔碗劝孝型（S） 一Ⅱ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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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C．行善型（N） 一Ⅱ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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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D．巧难聪明人型（N） 一Ⅱ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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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三ⅠC：1，三ⅡA：1
| 2 E．计惩色鬼或盗贼型（D） 一Ⅱ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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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一ⅣC：1，二ⅢA：1，二ⅢB：1，三 ⅡD：1
| 4 Ⅲ．助夫处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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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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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酒肉朋友型（S） 一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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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B．劝阻争斗型（D） 一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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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Ⅳ．择偶系列 一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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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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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选婿型（S） 一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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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B．拒婚型（D） 一Ⅳ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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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C．巧妇思春型（S） 一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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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ⅡE：1
| 1 Ⅴ．其他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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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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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善用小钱发家型（D） 一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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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ⅡA：3
| 3 二、善说话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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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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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赛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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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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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分禽肉型（N） 二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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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B．帮弟弟做功课型（S） 二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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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三ⅠA：2，二ⅢB：6
| 8 A．讳人名型（D） 二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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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ⅡA：2，二ⅢA：1，二ⅢB：2，二 ⅢB1：1，三ⅠA：4，三ⅠB：4，三 ⅡA：5，三ⅡD：2
| 21 B．劝戒酒型（N） 二Ⅱ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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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Ⅲ．出言得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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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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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巧对无理问型（S） 二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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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ⅡA：1，一ⅡE：1，二ⅡA：1，二 ⅢB：7，三ⅠA：4，三ⅠB：1，三Ⅱ A：7，三ⅡB：1，三ⅡC：2，三Ⅱ D：1
| 26 B．隐语嘲人型（D 二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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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一ⅡA：2，一ⅡE：1，二ⅠB：6，二 ⅡA：2，二ⅢA：7，二ⅢB1：1，二Ⅲ C：3，三ⅠA：11，三ⅠB：1，三Ⅱ A：7，三ⅡB：2，三ⅡC：1，三ⅡD：
| 49 B1．不语休妻型（N） 二Ⅲ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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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ⅡA：4，二ⅡA：1，二ⅢB：1，三 ⅠA：1
| 7 B2．过桥或渡河型（S） 二Ⅲ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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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C．免赌债型（D） 一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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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ⅢB：3，三ⅠA：3
| 6 D．联句得胜型（D） 二Ⅲ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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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二ⅢB：3
| 3 Ⅳ．其他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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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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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巧解预兆型（N） 二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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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三．善理解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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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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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解两难之题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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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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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公牛犊或公鸡蛋型（S） 三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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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一ⅡA：6，二ⅡA：4，二ⅢA：4，二 ⅢB：11，二ⅢC：3，二ⅢB1：1，三 ⅠB：20，三ⅠC：2，三ⅡA：22，三 ⅡB：4，三ⅡC：4，三ⅡD：3
| 84 B．以难制难型（S） 三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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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一ⅠB：1，一ⅡA：3，二ⅡA：4，二Ⅲ A：1，二ⅢB：1，三ⅠA：20，三ⅠC： 3，三ⅡA：13，三ⅡB：1，三ⅡD：3
| 50 C．妙解两难型（S） 三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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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ⅡD：1，三ⅠA：2，三ⅠB：3，三 ⅡD：4
| 10 Ⅱ．解隐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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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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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家翁出谜题型（D） 三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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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一ⅡA：12，一ⅡD：1，一ⅤA：3， 二ⅡA：5，二ⅢA：7，二ⅢB：7，三 ⅠA：22，三ⅠB：13，三ⅠC：1，三 ⅡB：9，三ⅡC：10，三ⅡD：3
| 93 B．协助卖物或买物型（D） 三Ⅱ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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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ⅡA：1，二ⅢA：1，二ⅢB：2，三 ⅠA：4，三ⅠB：1，三ⅠC：1，三Ⅱ A：9，三ⅡC：18
| 37 C．遇到和丈夫一样笨的人型 （D） 三Ⅱ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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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二ⅢA：2，二ⅢB：1，三ⅠA：4，三 ⅡA：10，三ⅡB：18
| 35 D．妙答隐喻型（N） 三Ⅱ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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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ⅡA：2，一ⅡE：1，二ⅡA：2，二 ⅢA：1，二ⅢB：3，三ⅠA：3，三Ⅰ B：3，三ⅠC：4，三ⅡA：
| 30 E．明图画信型（S） 三Ⅱ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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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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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理解类的八个类型中，只有解隐谜系列的明图画信型没有发生过组编，而归属于这一类别的家翁出谜题型、公牛奶或公鸡蛋型和以难制难型，是组编过程中最为活跃的三个类型，它们与其他类型的组编次数分别为93次、84次和50次。善说话类中，参与组编的类型数量与善理解类相同，但这些类型在类别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却远远小于善理解类[11]。在这个类别里，比较活跃的类型是隐语嘲人型和巧对无理问型，其组编次数分别为47次和26次。在类型数量最多的善处事类之中，只有6个类型参与了组编，而且，除了我的东西更值钱型（33次）以外，其余类型的组编频率都不高。由此可见，在巧女故事类型的三个类别中，善理解类故事类型的参与比例和发生频率均列于首位，善说话类次之，善处事类最少。
三、巧女故事的类型组编形式
面对如此丰富的巧女故事文本，试图依赖统计学的方式以穷尽某一事象在所有文本中的出现频率，无疑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这样的原则：只要足以证明某种组编形式在这118则随机遴选的故事中以一定比例出现过，就可以证明它在该故事类型丛中的稳定性与普遍性。在解析了每个故事文本的类型构成之后，我们发现，这些类型主要以三种形式组编在一起，即连缀式、拼合式和混编式。
㈠连缀式
所谓连缀式，是指一个巧女故事由多个完整的故事类型顺序连接而成。这种组编方式的核心特征表现为，各类型中的范型序列均以完整形态顺序相连。在笔者掌握的118则复合故事中，有76则是以连缀的方式将类型组编在一起的。
我们以《难不倒的儿媳妇》[12]为例来考察一下各类型究竟是怎样以连缀式组编到一起的：《难不倒的儿媳妇》[12]是由三个完整类型组编而成的，这三个类型为：家翁出谜题型、公牛奶或公鸡蛋型和我的东西更值钱型。出现在故事开始部分的类型是家翁出谜题型，在这个类型中并列存在着两个完全一致的范型序列，其范型序列图示如下：
Aⅱ2→Bⅱ2→E8→F9→
公公与未过门儿的三儿媳斗嘴失利，埋下了恶意刁难（Aⅱ2）的伏笔。公公以谜语形式进行考验，将恶意刁难的“困境”转换为做衣物并带回礼物的难题（Bⅱ2）。三儿媳猜出了谜底（E8），按照公公的要求完成了任务（F9）。至此，第一个序列结束。紧随其后的第二个序列，同样是以恶意挑衅的“困境”（Aⅱ2）为开端，而引发这个困境出现的原因，是前一序列中三儿媳顺利完成任务使公公挑衅落败。公公也同样以谜语形式实施了自己的刁难意图，只是谜题式任务的具体内容变成了做饭食和送饭的地点（Bⅱ2）。三儿媳猜出谜底（E8），做好了饭食（F9）。这两个序列以并列的方式重复了三儿媳应对公公刁难的事件。以上是完整的家翁出谜题型。
故事在第一个类型结束之后，通过被考验者的角色转换，连接了第二个类型，即公牛奶或公鸡蛋型。该类型范型图示如下：
Aⅰ5→C2→Bⅰ5→Dⅰ2→E9→F4
故事中，三儿媳按公公要求做好饭食之后，并没有亲自去指定地点送饭，而是交由丈夫协助完成这项任务。任务的移交造成了被考验者角色的转换，使丈夫因打扰了公公与他人的谈话，陷入了公公刁难的“困境”（Aⅰ5）。丈夫求助式的转述，将应对公公的难题转嫁三儿媳身上（C2）。公公提出赔话把儿这个无理的要求（Bⅰ5），三儿媳出面（Dⅰ2）以丈夫去刨风根儿的事情（E9），诱使公公承认自己的无理（F4）。就此结束了公牛奶或公鸡蛋型。
位于故事结尾部分的我的东西更值钱型，通过转移事件发生场域、变更考验者与被考者的承担角色，完成了与上一类型的衔接。该类型的范型序列图示如下：
Aⅰ3→C1→Bⅰ3→Dⅰ2→E3→F4→E3→F4
公公在刁难被挫败后的责骂引发了我的东西更值钱型的开始。在这个类型中，事件是发生在邻里之间的。公公失手杀死邻居的鸡，引来了邻居二大妈讹诈（Aⅰ3）。公公无法处理这件事（失利），让儿子接回了赌气回娘家的三儿媳（C1）。这个“求助”范型将“困境”带来的难题转嫁至巧女身上，也就是将巧女重新引回事件当中。二大妈的讹诈与吵闹（Bⅰ3）并未在三儿媳出现后停止，直到三儿媳夸大了自家东西的价值（E3），才阻止了二大妈的吵闹，使其讹诈失败（F4）。在这个序列中，“破题”与“困境解除”范型重复了两次，一而再地强调了巧女破解难题的机智。
综上所述，该则故事的类型组编可用【三ⅡA】＋【三ⅠA】＋【一ⅡA】的图示加以表现。在每一个类型讲述完毕之后，故事通过事件发生场域或被考验者的承担角色的转换，与后一个类型衔接在一起。因此，这三个类型是以完整的范型序列按叙事的先后时序连缀在一起的。
㈡拼合式
所谓拼合式，即多个类型的部分母题交叉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复合故事。依据拼合方法的不同，还可将这种组编形式分为拼接与镶嵌两种。在笔者掌握的118则出现类型组编情况的巧女故事中，有16则是以拼合的方式将类型组编在一起的，其中拼接式6则，镶嵌式10则。
1．拼接式
指两个或以上类型或亚型的部分母题交错拼接为一个范型序列，并由此共同构成一个完整故事。被组编在一起的故事类型，不再保持其范型序列的完整形态，它们可能会共享某一个或某几个故事范型。这其中，既包括单个母题的间隔交错，也包括母题链的彼此拼接。比如，公牛奶或公鸡蛋型与以难制难型的组编，就常是隶属于“考验”范型（难题）的母题的交错。
至于母题链之间的拼接，我们以《能嫂子》[13]故事为例进行说明。从故事内容看，这则故事是由家翁出难题型和巧对无理问型组编而成的。具体而言，雄娃的无意冒犯引来了故事的“困境”，即县官的讹诈（Aⅰ3），他要求超出雄娃能力的赔偿（Bⅰ3），雄娃无法做到（失利），只能求助于嫂子（C1）。嫂子出面（Dⅰ2）做好了饭菜，用菜名“韭”与“九”的谐音使县官无法责难（E1）。以此为界，开始了巧对无理问型。值得注意的是，被组编在《能嫂子》故事中的巧对无理问型，是以母题链的形式出现的。县官未能达成讹诈的目的，恼羞成怒地提出了刁难的问题（Bⅱ2），能嫂子以同类问题反问县官（E9）。这两个母题在故事中重复了两次之后，以“县官落荒而逃（F4）”结束了整个故事。我们可以列出这则故事组编后的范型序列图示：
Aⅰ3→［Bⅰ3→C1→Dⅰ2→E1］＋
↑
【三ⅡA】
［Bⅱ2→E9→Bⅱ2→E9］→F4
↑
【二ⅢA】
从范型序列图示看，两个类型共享了引起故事发生的“困境”范型和导致故事结束的“困境解除”范型。拼接在一起的两个母题链，是隶属于家翁出谜题型的由“阻止财物损失”、“主动求助”、“巧女直接出面代言”和“狡辩式的回答”构成的母题链以及隶属于巧对无理问型的由“刁难问题”和“反问同类问题”构成的母题链。无论去除哪一个被组编的母题链，那么余下的母题都能形成归属于一个类型的完整范型序列。
2. 镶嵌式
指一个类型特有母题或母题链添加在另一类型的完整范型序列之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巧女故事。我们在这里不妨以《比岁数》[14]故事为例，考察这种组编方式的运作过程。《比岁数》故事是由免赌债型和隐语嘲人型组编而成的。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列出故事组编后的范型序列图示：
Aⅰ9→Bⅰ9→C2→Dⅰ2→Aⅱ6→Bⅱ6→E3＋［E6］＋Iⅰ→F1→J1
↑
【二ⅢB】
具体而言，李秀才在夸大岁数比赛中的失利（Aⅰ9），引出了促动整个故事范型序列开始运作的“困境”。李秀才是以媳妇为筹码与和尚设立赌约的，这就为“困境”转换为免除赌债的“考验”埋下了伏笔。五娘子在主动探问之后，得知了李秀才赌输媳妇的事情（C2），并决定代替他们出面解决这个难题（Dⅰ2）。五娘子的这个决定将自己转换为被考验者，独自承担了完成赌约（Aⅱ6＋Bⅱ6）的“困境”与“考验”。五娘子用“说出更夸张的岁数”（E3）的方法赢得了这场打赌（F1），并获得了受益者——李秀才媳妇的称赞（J1）。“以生育能力暗示自己的辈分”（E6）作为隐语嘲人型的特有母题，添加在免赌债型的完整范型序列中，完成了对和尚的语言惩罚（Iⅰ）。
从范型序列的结构看，两个被组编在一起的类型是以不同的序列形态呈现的。免赌债型以完整的范型序列支撑了整个《比岁数》故事，而隐语嘲人型只出现了一个“暗示”的母题，这个母题作为结构单元，被镶嵌在免赌债型的序列中。
㈢混编式
指多个故事类型融合上述两种组编形式结成一个完整故事。以这种形式组编而成的巧女故事要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即它必须包含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类型。在本文使用的故事文本中，共有26则巧女故事以混编的方式将类型组编在一起。
下面，试以《无烦恼》[15]故事为例，说明连缀与拼合方式是如何混编于一处的。《无烦恼》故事分别以连缀和拼合两种方式，组编了家翁出谜题型、公牛奶或公鸡蛋型和以难制难型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组编后的范型序列图示如下：
【三ⅡA】＋Gⅱ2→Hⅱ→Aⅰ5→［Bⅰ5］→C2→Dⅰ2→［E9］→F4→J1
↑ ↑
【三ⅠA】＋【三ⅠB】【三ⅠA】＋【三ⅠB】
为了便于明晰整个故事的组编情况，可以依据类型组编的方式不同，以“娶妻”（J3）母题为界，将故事分为两个部分。我们先来看位于故事开始部分的家翁出谜题型。这个类型是以完整的范型序列出现在故事中的。其范型序列的图示为：
【三ⅡA】：Aⅰ5→Bⅰ5→C2→Dⅰ1→E8→F9→Gⅱ1→Hⅰ→J3
故事开篇就讲明了“困境”，即父亲试图测试女婿的聪明（Aⅰ5）。他测试的方法是以谜语的形式说出想要的寿礼（Bⅰ5）。女儿因不懂谜题（失利）而哭泣，就此引来巧女——洗衣姑娘的询问（C2）。巧女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将谜底告诉女儿（Dⅰ1＋E8），使她完成了父亲的任务（F9）。从整个序列结构上看，巧女出面破题，先后导致了帮助女儿解除困境和引起巧名外传两个结果。女儿在拜寿时的说明泄露了洗衣姑娘的巧名（Gⅱ1），而父亲在得知此事（Hⅰ）后，以娶洗衣姑娘为儿媳（J3），表达了对巧女聪慧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娶妻”母题在故事整体结构中有两重功能：一是作为对“获悉”的反应，或者说是“获悉”巧名的后果；二是改变了巧女的身份，为转换事件发生场域以衔接后面的类型做了铺垫。
故事第二部分的内容是由公牛奶或公鸡蛋型与以难制难型拼接而成的。这部分一开始就点明了巧女的聪慧孝顺，使得公公写了“无烦恼”的春联横批（Gⅱ2），夸耀了儿媳的巧名，也导致了县官看到横批（Hⅱ）后的恶意刁难（Aⅰ5）。县官提出的两个要求（Bⅰ5）是“考验”的具体难题，公公为这个难题所苦（失利），被儿媳发现（C2），使考验的承担者从公公转变为儿媳。县官索要礼物时，儿媳以公公分娩和要求提供山的重量为由（Dⅰ2＋E9），挫败了县官的恶意挑衅（F4）。村落以“无烦恼”命名实现了对巧女巧名的最终认可（J1）。细读故事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考验”与“破题”范型都是由两个母题组成的，而这两个母题则分别隶属于公牛奶或公鸡蛋型与以难制难型，即属于前者的“怀孕的公牛”母题和属于后者的“山大的寿龟”拼接为整个序列的“考验”范型；属于前者的“反问同类问题”母题和属于后者的“要求提供数据”拼接成整个序列的“破题”范型。若就范型序列的组成而言，出现在故事第二部分的两个类型，实际上共享了除“考验”与“破题”以外的所有故事范型，它们通过母题之间的交错排列拼接成一个完整的范型序列。而这个序列又以连缀的方式和家翁出谜题型衔接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整个《无烦恼》故事。
还需说明的是，虽然可以通过该故事类型组编的分析，证明混编方式的确存在于巧女故事之中，但它所展现的也只是以混编式建构类型关联的一种情况。连缀与拼合方式的排列顺序以及各方式的出现次数，在具体文本中会有不同的变化。
上面给出的文本示例分析，所能说明的只是上述三种方式组编类型的各一种情况而已。巧女故事文本叙述事件的多变，也使表现在文本中的类型组编呈现出形态多样的结果。不过，鉴于先前已经言明的原则，相信这些案例分析，能够证实上述三种主要的类型组编方式。同时，借由对这三种组编形式的探究，我们也能更为切近地认清故事集群内部叙事结构的丛构属性，以及“故事类型丛”内部复杂的构架形制和聚合过程。
（本文成果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丛研究》，项目编号：07CZW036）
注释:
[1]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第1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刘魁立：《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刘魁立民俗学论集》，第14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日〕高木立子：《河南省异类婚故事类型群初探———兼及部分类型比较的尝试》，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2000年1月。
[4]庞建春：《水利传说研究———以山陕旱作乡村水利传说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2002年5月。
[5]资料来源有四个：第一，笔者在田野访谈中的实地采录；第二，1980年代后以“科学性”和“学术性”为标准的大规模搜集整理的故事集成，包括正式出版的各省民间故事集成和部分作为内部资料使用的县级故事卷本；第三，当代正式出版的各种故事集（许多故事转载自民间故事集成或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卷）；第四，1920～1930年代以“学术的”和“文艺的”为目的而搜集整理的故事文本。不过，为了避免由于记录方法不同而造成的误读，本文在甄选应用于文本分析的例证时，尽量从上述故事文本中，选取那些更接近于讲述传统的口述记录本。
[6]本文使用的475则巧女故事文本，从其传播地域看，共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1个，即北京、上海、河北、湖北、陕西、浙江、山东、甘肃、四川、江苏、福建、宁夏、辽宁、吉林、河南和西藏，及其所辖区县；涉及以汉族为主的民族15个，即汉族、土家族、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朝鲜族、蒙古族、苗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白族、壮族、侗族和畲族。
[7] 类型的具体信息，请参见后文《巧女故事类型、资料数目及组编情况一览表》与拙文《故事类型丛与情节类型：中国巧女故事研究》（上、下），《民族艺术》2005年第3、4期。
[8]民间故事的变异性源于讲述人在具体讲述语境中的重组“新旧”，即故事中原有的母题和情节在结合新材料后被重新编排顺序。这个重组的过程反映在文本结构上，就是集群中复合故事内部出现的类型组编。
[9]在我们掌握的118则出现组编情况的巧女故事中，巧女故事类型分别与呆女婿型、识宝型和羽毛衣型三个传统类型进行过组编，但频率都不高。其中，与呆女婿型发生组编的故事有1则；与羽毛衣型发生组编的故事有1则；与识宝型发生组编的故事有4则。由此可见，这种与其他故事的类型进行组编的情况并不占巧女故事类型组编中的主位。
[10]一览表中，大写罗马字母Ⅰ、Ⅱ、Ⅲ等分别表示各故事系列，大写英文字母A、B、C等分别表示各类型。为方便与以往类型研究成果进行对照，在类型名称之后用（S）、（N）、（D）加以标注。（S）：与现有的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目录或索引中的类型基本一致；（N）：在现有的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目录或索引中没有提到的类型；（D）：对现有的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目录或索引中的类型加以细分或调整。
[11]参与组编的类型在各类别整体中所占比例不同：善理解类8个类型中有7个参与组编，其所占比例为87.5%；善说话类12个类型中也是7个参与组编，其所占比例为63.6%；善处事类13个类型中有6个参与组编，其所占比例为46.2%。
[12]《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北京卷》，第793～794页，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8年版。
[13]《河南新野卷》，第278～279页，河南省新野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内部资料）1987年。
[14]《韩老大和五娘子的故事》，载秦玉林、王国新主编《河北省唐山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内部资料）1986年，第227～229页.
[15]《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第719～722页，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