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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西客家及客家山歌 闽西苏区时期的上杭、永定、长汀、武平、连城五县毗邻粤东、赣南，聚居着我国西周、东晋以来北方黄河流域汉族支系因战乱、灾荒多次大规模南迁的客籍人的后裔，俗称“岭南客家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客家子孙“反客为主”，当地百越土族方言逐渐被客家方言所融化；长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使客家人在“南迁”中带来的灿烂辉煌的中原文明与百越土著文化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形成了历史上独具一格的闽西客家文化。 客家人喜欢唱山歌，他们“日日唱歌润歌喉，睡觉还靠歌垫头；三餐还靠歌送饭，烦闷还靠歌解愁口”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愿望、疾苦和欢乐，酿造了醇香扑鼻浩如烟海的闽西客家山歌。 闽西客家山歌继承了我国民歌的优良传统，写人、叙事、状物、抒情、言志，质朴真切，形随声现，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它运用白描、直叙、对比、复沓、烘托、反衬和夸张等多姿多彩的表现手法，兴兼当比，比以当兴，形象鲜明丰满，语言准确生动，显示了劳动者的聪颖、智慧和才华。物中寓意、景中寄情、意境优美、想象超拔的闽西客家山歌，真有在“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舒卷风云之色”，可谓是我国琳琅满目的文学宝库中一颗瑰丽的明珠、歌园里的一朵奇彩异花。 二、革命运动推动着客家山歌向革命情诗演进 由于受历代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和剥削，客家人所歌所谣多是诉述他们生活的苦难和不幸：“坐也愁来站也愁，三餐么食煮糠头；旁人问𠊎样般煮？‘澎澎卜卜’满锅头”。 “讲起苦情么人知，既么坟帐又么被；六月蚊多熏哭草，寒冬腊月盖蓑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具有斗争传统的闽西客家人民，对不公世道也常常发出愤愤不平：“簸箕脱匣大园圈，穷人有苦难伸冤，千般道理都空谈，只因少官一文钱。”有的叙事山歌如《十二月长工歌》，叙述和描写了长工与地主之间不同的生活境遇，强烈表现了长工对地主的谴责：“十二月里来要过年，长工回家么路钱；拿起算盘来算帐，倒欠东家八吊钱。”尽管歌谣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无法提出解决矛盾的出路，然而，歌谣中蕴含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又如曾演复烈士生前编了一首山歌：“可惜当年关夫子，华容道上不谏曹，至今遗留奸雄种，吸尽人民血与膏”，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军阀曹万顺驻扎上杭期间，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的罪行。歌谣说出了人民的心声，以歌解恨，一时间迅速流传在汀江两岸，弄得曹万顺惶惶不可终日。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的隆隆炮声，惊醒了闽西这块古老的土地。社会的变革，火红的生活，使客家山歌一扫昔日“何日云开日出来”的低徊惆怅的情绪和对命运的哀叹。呼之而出的是紧扣时代脉膊，歌颂战斗生活的革命歌谣。“天下主人是工农，为何受罪又受穷？幸福生活都么份，倒归人类害人虫。”“地主有田我有镰，地主有势我有拳，镰刀劈碎旧世界，铁拳难烂旧政权!” 在生活的海洋里，爱情是一簇簇涌动着的浪花。闽西客家山歌中容量最大的“爱情歌”，反映了闽西客家青年男女追求专一和永恒的爱情，要求建立幸福家庭的良好愿望：“赤米煮粥满锅红，甘心恋郎唔怕穷；只要两人情义好，郎敲竹板妹挽筒。”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客家情歌发生了“质”的飞跃。如苏区妇女响应党的“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号召，将原本送丈夫外出做工赚钱，妻子在其临行离家前规劝勉励的情歌《十劝郎》，即兴改作送郎参军的《十里长亭送亲人》： “灰色军装簇簇新，八角帽上闪红星；十里长亭唱山歌，阿妹送郎当红军。 哥当红军放宽心，妹在后方理家庭，家中老少妹照顾.犁把辘轴赛赢人！” 上杭县才溪乡溪粦村妇女王秋连(后成为党的十大代表)在欢送新婚才三天的丈夫上前线时，豪迈唱出：“红旗播出日日新，𠊎送亲郎当红军，只要革命得胜利，无儿过世也甘心!”表现出何等崇高的革命情操! 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马列主义的普遍传播，群众在沸腾的斗争生活中扩大了政治视野，思想变得更为丰富和活跃起来，为客家山歌向革命情诗演进开拓了新的领域和题材：群众满腔热情地歌颂共产党、歌颂革命、歌颂领袖、歌颂红军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区政权一枝花，花根扎在穷人家；贫苦农民有了党，红色政权遇天下!” “要打猛虎敢上山，要擒蛟龙敢下潭；要跟红军闹革命，不怕火烧滚油煎!”这都是无产阶级勇往直前斗争精神的写照，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三、中国共产党是客家山歌升华到革命情诗的引路人 革命运动造成了革命文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使客家山歌不断“推陈出新”。但由于几千年封建意识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客家山歌中也不免有宣扬色情、粗俗低级，怂恿人们去追求金钱享受的不健康东西。为了使新民歌美丑有分、精芜有别，不致珠玉蒙上尘垢，闽西各县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的文化委员会在《文化教育问题》的“歌谣”专题决议中，反复强调“各区乡所做歌谣，必须由区文委会负责汇集寄县文委会审查出版。”“封建的淫乱的山歌绝对禁止演唱。”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在《关于宣传问题草案》中指出“各乡村须设立俱乐部一所，俱乐部的作用是要在娱乐中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政治认识，讲有趣味的革命故事和唱革命的歌曲”“纠正过去单纯胡琴锣鼓之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应用文艺形式开展革命宣传，‘把红军艺术股充实起来……各政治部负责征类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并由红四军政治部率先引导编写了《少年先锋歌》。这对闽西苏区新民歌运动的发展作了正确的指导。上杭县18万农民就是在“中秋佳节月团圆，农民翻身笑连连，区里召开农代会，土地还家庆分田”的阵阵山歌吉中捧回了“土地证。” 闽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唱革命山歌，为促成闽西苏区的新民歌运动，起到了率先垂范作用。各级妇联、工会、共青团、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等群众团体，热烈响应党的号召，提倡“唱革命歌谣”。每当党和政府发出一个号召，比如扩大红军、选举运动、春耕运动等，他们即闻风而动，迅速下去收集资料，编成故事、民歌。 阮山是闽西苏区著名的诗人。他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长。在革命活动中，他创作的大量民歌(多达几百首)，表现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广为流传的《救穷歌》、《土豪恶》、《妇女解放歌》等脍炙人口，通俗易懂，对闽西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他写的《救穷歌》充满着深重的阶级感情，发人警醒，启人觉悟。他被称为“把革命战鼓擂得最响的人，时代号角吹得最嘹亮的人，是永远不知疲倦的歌手。” 闽西特委宣传部长邓子恢，省苏政府主席张鼎承同志的夫人、妇女部长范乐春，都因为唱民歌“唱出了名”，群众尊称他(她)们是“山歌部长”。 瞿秋白同志是苏区文艺运动的指导者，1934年2月，他从上海到达瑞金，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起草了《苏区文化教育计划》，十分重视收集和运用民间歌曲，认为“民间歌曲对群众的教育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肺腑的心声，内容通俗易懂，好听好唱，所以更受群众欢迎。”他鼓励文艺工作者“向山歌、民歌学习”，并亲自动笔写《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等山歌，广为流传，对促成和推进闽西苏区的新民歌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199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