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的缘起 2006年7月29日，那天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我在北京机场，等起飞到多伦多的班机。那天所有的航班都推迟了，我等了近9小时。百无聊赖，我就在机场的书店里找书看，发现书架上摆满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我恍然大悟，原来那时刚好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当时只为消磨时光翻看这本书，却未曾想到回忆录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关于孩子的事情，竟然会成为一本小说的缘起。 书里讲到一群孩子从震后的唐山坐火车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路上，大人们以为他们要哭成什么样，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吃着苹果，神情淡然，有几位微微有些许兴奋。到了育红学校，孩子们载歌载舞汇报演出，喊着一些那个年代特有的口号，结果是校长在底下看不下去，当场昏倒。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我。 书里还讲了一个孩子手被截肢后，从麻醉中苏醒，要求护士给他挠痒。护士以为是剩下那只手，结果他说：“阿姨不是，是这只。”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要求让护士阿姨泪流满面。 这些孩子的事打动了我。地震那年我在温州，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灾难的消息通过层层过滤传到南方时，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些标语、口号、数字，看到的照片只是倒塌的房屋，画面上没有一个人。我想我们跟唐山是山高水远，心里的伤痛不是一种切肤之痛。 关于心灵的余震 30年后的这天，我突然在北京机场看这本书，那些关于孩子的记忆一下子很深地刺痛了我。回想这些年媒体都还会写唐山的某个地震孤儿参加了工作，大学毕业，在某某地方找到工作，成了家，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却一直不能被那样的语调说服，当一个人一夜之间遭受全家覆灭的悲剧，关于亲人朋友的记忆瞬间截断，他是不是真能从苦难中很快恢复？ 我想，只要假以时日，房子是可以重盖的，家园是可以重建的，但孩子们被剥夺了的童年，心灵的重创是不是也能像地貌一样被修复？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构思并创作了《余震》这部小说。我真正想要说的是关于心灵的余震。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后心理辅导被提出，现在已不是陌生的话题了。但《余震》写于2006年，那个时候心理干预还是相当超前的话题，对国人来说尚属陌生领域。 一个字“疼” 2005年，我的创作面临转折点。之前我写的比较多的是江南，我自己的家乡。在完成了《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三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后，我突然感觉似乎是厌倦了那种熟悉的江南街景。《向北方》之后，我小说的题材转向了一系列比较弱势的群体，或者说心灵上遭受巨大创伤的人。 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余震》这部小说，我觉得是“疼”。一直写到结尾，我也没能给那样一种的疼痛找到一种解脱的方法。实际上“疼”到极致的地方是小说的结尾，王小灯回来找她妈妈。隔着20多年的时空，母亲站在阳台上，俯视女儿，却完全认不出来，只问“闺女你找谁？”那一刻是到极致的“疼”，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止疼药，也没有答案。 王小灯被埋在地底下，那是疼的开始，那只是肉体的疼。而伴随她之后30年的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内心的疼痛像是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疼，丈夫和女儿给她的疼。最后这个球越滚越大，大得几乎超越了生活本身。她没有办法消除疼痛，所以她自杀了好几次。我觉得这个疼痛的发展过程是合理的，因为她的人生在7岁时就已经被毁坏了，她一直没有从回忆中苏醒过来，而是包裹在一种对世界极端疏离的情绪里行走在世上，所以她跟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 小说写到最后，我忍不住疼痛，所以安排让她回家。其实，我的本意并非如此，只是我再没勇气写下去了。结尾处，她回到唐山找妈妈，母女隔着一层楼，似乎见了，又似乎没见——那是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她给她的心理医生发了一封信，说：“我终于打开了那些窗”——那是一种比喻，预示着她终于能够推开她心灵的阻隔了。我愿意这世界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黑暗还能依稀看见一点光亮。事实上，如果电影完全照小说拍，可能观众就不忍看下去了。经过改编后的故事是温暖的，每个人看完后，心里肯定充满了希望。 我对结果虽有一线希望，但却不能确定是希望。我甚至悲观地质问自己：敢于正视过去，是否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电影在我小说的基础上往前延伸了一步，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答案就是亲情。亲情是这部电影里的一个关键词。地震像飓风一样刮过地面，刮走了很多东西，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剩下来的只有亲情，电影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 写人物我有一个固执的想法 我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如果一部小说是历史处在前景，人物处在背景，那就一定会演绎成一部概念性的作品。但如果人物在前景，背景小小的，那种故事一定是相对感人的。 我写作的初衷还是想写人的发展，但是人的发展不能够脱离社会环境和历史，所以应该由人带出历史，而不是由历史带出人。一场地震使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过上真正心灵安宁的日子，妈妈在地震时选择了儿子，而没有选择女儿，使小达对姐姐带着负罪心理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尽管这并不是他的错。对这个人物，因为小说的篇幅有限，我不能更多更深地展开他的故事。 李元妮在我的叙述中始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希望她的家是整个街区最气派的，她希望她穿的衣服在一条街上最引人注目，她希望她的孩子是所有人中最出色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灾难带给她的冲击和毁灭就会比别人更强烈。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灾难带给他的冲击反而不是这么大。而像李元妮这样诸事追求完美的人，她的悲剧性更令人震惊。小说里的李元妮总是招人恨，她走在别人前头，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即使家被毁成这样，还要在人前表现出一切都如常的样子。所以儿子小达不肯读书，会给她带来如此大的失望和愤怒。由于篇幅所限，李元妮在我的小说里只架起了一个框架，而编剧和导演对这个人物给予了大量的再创作，徐帆充实并演活了这个人物。徐帆演绎了她的悲，她的烈，她的自强，她身上悲剧性的一面：灾难带给她家破人亡的记忆，是她亲手选择了救儿子而放弃女儿。但她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秉性，电影丰富了她自强和母性的一面。 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结缘 我与冯小刚导演并不是因《余震》认识的。在多伦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和冯导曾是多年的战友。2006年，冯导在做《夜宴》后期时来到多伦多，我们一起吃过饭，那发表《余震》之前。2007年，我的《余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他看到了，就打电话给我，想要买小说的版权，来来去去谈了一段时间，真正签约是2008年4月。谁也没想到，几星期后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那阵子他几乎要放弃这部电影了，因为他怕人家说他跟风。 《余震》这部小说出来时，曾有好几位国内一流的导演和我联系，表示对改编电影有兴趣。我决定把它交给冯导，是因为对小说书写我是自信的，可电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毫无把握。而冯导是中国极少数几个对文字和画面都把握得相当准确的导演之一，也是最适合拍这部电影的导演。 我深感小说和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在小说里，一百年可能一句话就交代过去了，而小说家描述最精彩的地方，却往往让导演不知所措。大段的场景和心理描述，在电影里却无法用镜头表现。原来华谊曾打算拍一部分国外场景，我也曾和冯导一起去新西兰看过外景。当时冯导有意邀请我加入国外场景的改编。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分的戏被删除了。所以真正意义上我没有参与这部电影的改编，观众看到的电影版本完全是编剧和导演的再创作。 现在，当我看《唐山大地震》样片的时候，觉得离我的小说已经很远了，但是非常让我感动。现在能让我流泪的电影不是很多，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却哭了好几次。我的小说表述的是一个“疼”字，而电影表述的是一个“暖”字，我觉得大部分电影观众，可能更加喜欢看一部比较温馨的亲情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能被观众接受的成功电影。 原载：《文汇报》2010-07-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