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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0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期间，改革所面临的观念的变化、生存环境的变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文化的碰撞等诸多问题，使生活呈现出了从未有过的五光十色。中国纪录片人以敏锐的触角，对整个社会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丰富的题材与理论视野的拓宽都为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创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其中的文献纪录片创作也以多元化的审美形态，成为纪录片画廊中浓抹重彩的一笔，并呈现出了崭新的纪录片品貌。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历史的总结、回顾，对人物功绩的缅怀、追忆，对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庆典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及纪念日的纪念，都成为这一时期文献纪录片创作的主要内容。 1.在创作手法和美学特征上，力图融入现代美学的创作风格：尽量用事实说话，以细节动人，力图避开说教模式，告诉人们事物的状态，记录这些事物变迁的过程。 无论是伟人系列的文献纪录片，抑或是重大事件的文献系列片；无论是创作像《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李大钊》《叶剑英》《刘少奇》等伟人系列的汇编性纪录片，还是创作像《新中国》《井冈山》《忠贞》《共和国外交》《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1949》《较量》《共产党宣言》《银幕上的新中国故事》《丰碑》《逃亡上海》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文献纪录片，在创作手法和美学特征上都体现出了上述的特点。如在文献纪录片《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把在西柏坡发生的普通故事与新中国创建的过程联系起来，采用以“小”见“大”的处理，使影片显得不“空泛”和“虚浮”。在该片《人民币诞生》一集中，它首先追踪那张号码为“00000001”的人民币，然后引出新中国构想、设计、发行人民币的一系列故事。通过一个个历史细节、历史前进曲折过程的相互联系来讲故事，生动感人，达到了较好的艺术及社会效果。 《逃亡上海》是纪实写意型历史片的优秀之作。该片注重历史性细节的撷取，特别是那些鲜为人知的影视资料，在重现昔日风貌的同时，注重采用对历史见证人的访谈，使观众熟悉的老资料具有了鲜活的生命，达到依影觅人、激活史料的目的。形成过去与现在、事实与情感、表象与内涵的立体多层纪实。实现纪实基础上的写意，写意构架下的纪实，使得历史感与现实感同在。 2.以平实的情感关注历史，从单一直白的意识形态教化转向含蓄多元的理念及交流；对历史的沉淀给予深度的开掘，在纪实的基础上，将其表现性得以充分发挥；赋予声画载体尽可能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多元的思想内涵，达到较好的视听效果，体现出可贵的文献价值。 在《邓小平》一片中访问了百余位知情人，力图用今人的视点、以现在时空中的视听形象去评价邓小平的功绩，在现实和历史的交响中呈现出昨天的真实步履。在《共产党宣言》一片中，也出现了由主持人来直接向观众诉说这本书的故事。 在这批文献纪录片中，嘉宾、主持人、记者或摄影(摄像)机作为角色的参与者，架起了观众与表现对象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使得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开始从解说词的单向灌输变为双向互动交流，在注重使用资料准确性的同时，努力通过调动和组合文献资料本身所形成的含义去影响和感染观众，并对某些未成公论的事件，尽可能给出多元的呈现，在纵横交错的信息呈现中，让观众通过片子所提供的内容去作出判断，以增强作品本身的文献价值。 3.在评述历史时，其立场由以往的官方视角向多元化的民众视角转变，许多片子采用了大量对现实时空中历史见证人的采访，使得传播功能更为强劲。 在对共和国史的表述上，编导者们自觉地把理论概念的直白灌输推到了幕后，而把经济生活的变迁兴衰提到了台前。如《新中国》和《改革开放20年》中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对经济生活进行厚今薄古的评述和“忆苦思甜”的对比。这种叙事策略，既符合弘扬主流价值观的需要，也满足了普通观众的求知欲。 4.注重具体个性的塑造、个体经历的体验和平民化的表达方式，善于以大众视角及情感来洞察伟人的作为并体悟历史的变迁，增强了艺术性和文献感。 以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为例，在表现视角上，将伟人从以往“众生的救世主”的角度转变为“人民的儿子”，这种调整更加贴近了伟人与百姓的距离，更为真实可信。 《李大钊》一片中主人公倾囊救助青年学生的故事，不仅使离我们遥远陌生的人物一下子亲近了许多，而且也为人物找到了某种感性的支点。 这种为意识形态主题注入伦理情感，通过片中大大小小的“故事”以情动人的策略，很容易感染观众并引起共鸣，成为领袖与百姓息息相通的真实体现，也探索出了一条弘扬“主旋律”纪录片面向大众的传播途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献纪录片，其审美张力来自诸元素协调匹配所构成的合力，来自创作者与观众的审美同构。它可被大致概括为四种基本形式：一是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二是文物和遗址；三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四是对有关专家学者的采访。这四个方面是文献资料的主体元素，大多数文献纪录片都是通过这四者的有机结合展示出影片的整体文献价值。 在《李大钊》一片中撷取的在荷兰发现的他被捕时的27幅照片，使得该片文献价值陡增。在《周恩来》一片中通过对“哈达表”的客观展示，生动直观地揭示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在《共产党宣言》一片中，在关键环节还创造性地使用了扮演的方法——陈望道在乡间埋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段落，既起到了弥补影像资料不足、调节视听节奏的作用，还直观地表现了革命先辈的执著信仰。在纪实写意风格的代表作《新中国》一片中，虽采取了编年史结构，但又不完全受时空局限，而是将历史资料、现实面貌和当事人访谈有机结合，叙事客观，绘成了气势恢宏的史诗画卷。 总之，有目的地进行审美选择和有机整合，有效地探索了文献纪录片创作艺术手段及创造性发展的多种可能，达到了较好的审美效果。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