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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学命运的担忧与反思一直不断，比如人文精神失落论的提出至今余音袅袅。同时，媒介技术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冲击也导致了文学界的广泛担忧。米勒(Miner)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以其惊世骇俗的题目引发了文化界的震动。他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导致了社会审美形态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在突如其来的网络世界、媒介文化、消费社会等数码复制时代语境的挤压下，文学的黄昏似乎已经到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其强势的突显，在我国的文艺理论界关于传统形式文学命运的表述中也泛起了后现代批判意识的波澜，在对文学命运的思考中也不免预设着文学与媒介之间存在一种“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因此，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理论界也毫不例外地跟西方文艺理论界一样发出了“文学即将终结”的悲观论调。 一、现代技术媒介改变传统文学的独尊：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 文学正是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生着格局的重新分布与组合。从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就足以能够证明传播媒介技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占的显赫地位及其在人类进步史上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E)所言：媒介改变了整个世界，媒介改变了一切。无论在文明发展史上还是在文学发展史上，媒介的产生和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都是功不可没的。 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竹简、活字印刷的发明直至排版技术的出现，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图书文字一直是占信息传播主渠道的文化载体，也是文学的主要载体。19世纪末电影的发明，20世纪初电影的全球风靡，20世纪中期电视的普及，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文学的艺术格局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巨变。由此带来的是文艺受众的欢欣和文学创作者与批评家们的惶恐。传统的文学出版物正在遭受着网络传播的严峻挑战，作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将不复存在，网络出版使得发表作品变得空前简单，原来显得异常崇高和神圣的作家地位逐渐被动摇。更严重的是，伴随着现代技术媒介而产生的大众文化似乎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眼球，因此，张朝阳所提出的“注意力经济”也同样得到了文学传播界的一致认同。在这种“注意力经济”的语境下，传统文学是否还能得到广大受众的注意力是一个值得怀疑和深人思考的问题，甚至可以果敢地说，现代媒介剥夺了受众对传统文学应有的注意力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在这种空前失去受众的情况下，传统文学的独尊地位被毫不留情地削弱。文学的命运成为了一个让文艺界担忧的问题。因此，不少人对此存在着颇为悲观的论调，以各种形式提出了富有后现代色彩的“文学即将终结”的命题。其实，这种观点无疑是在悲观地看着传统文学的“坐以待毙”。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把传统文学与现代技术媒介的关系定位为“狼吃羊”这种你死我活的历史悲剧，而全然没有想到竟然还会有“狼爱上羊”的美妙神话。因此，在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学命运悲观失望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却仍然不遗余力地在寻求着传统文学与现代技术媒介的合作与互动，以此来拯救技术媒介压境下的传统文学，学界习惯性地把其称为“联姻”不免给人以一种喜庆的气氛和新生的信念。 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探索，传统文学与现代技术媒介“联姻”具有了较多的形式，例如，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电视散文等等。其中，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成为了这种“联姻”的主流方式，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成功实践表明传统文学并不是以坐以待毙的消极态势来面对现代技术媒介的侵犯和审判，传统文学与现代媒介的“联姻”可以拯救传统文学的命运和保留文化精华。 二、技术消解艺术：对文学与传媒关系的片面认识 从传播的角度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一百年中，先后出现了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这四大媒体，以各种形式传播着文学作品。假如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传播，在几千年中如涓涓细水，弯弯曲曲地向前走，那么到了本世纪初至中叶就汇人了一条滔滔大河，而如今，这奔腾不息的大河又像突然而临深渊而不得不以加速度直奔而下，一泻千里！因此，所有传统的文学样式、文学传播方式、文学传播途径、文学作品的市场、文学作品的受众对象、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等等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 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变革，人类社会进人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已成为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由此带来的“读图”转向则消解了文学艺术的诗性，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数字化时代里，电子媒介凭借高科技的优势所打造的图像符号的文化霸权，伴随着视觉形象的电子文本的广泛传播而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观念，文学艺术也不能幸免。与此同时，影视文化、网络艺术依托其多媒介的优越性，逐步形成了对单媒介语言形象的文学艺术的合围和挤压。在这个时代，艺术由传统的社会中心走向边缘，文学由艺术的中心退居到边缘，文学艺术的“边缘化”已经日渐明显。现代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停留在文学艺术上，而经济、科技、政治则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话题。传统的精英文学、高雅艺术则又日益被大众文学、世俗艺术所侵占。在人们心目中曾经崇高的传统艺术被消解之后，所带来的是人们对文学艺术发展的迷茫。这种文字的式微所带来的“读图”转向引起了人们对文学艺术前途的担忧。德里达(Derrida)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感的终结。”[1]米勒则发出了“电信时代文学无存”的悲叹。 总之，技术的空前发达引起了艺术的恐慌。但是，认为艺术终究将被技术谋杀和终结的语言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悲观论调，从更大的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对现代技术和媒介的一种片面认识和误解。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就可以作为很好的证明。作家为了经济的利益或借助影视作品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由此投身商业化的电影、电视门下。如有的作家的小说发表后并不引人注目，但被著名导演看上并改编成电影在世界上获奖后，作家及小说也因此声名大振。同时，文学对影视媒介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依存，因为更多的影视传播也把文学作为其生产的基地和作品的来源。因此，文学与媒介的“联姻”实现了它们之间的空前互动，艺术与技术、文学与媒介“对抗”观念的片面性暴露无遗。 三、理解媒介：文学离不开媒介 对于媒介的评价，一切说法似乎都没有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这一说法那么经典。这一超经典的评价似乎可以认为媒介就是文明的真正因子和有力的推动力量。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充当他的论据是再好不过的，在四大发明中，就有造纸术和印刷术这两项是与传播媒介直接相关的，可以说，一切文明是从媒介开始的，怪不得麦氏也进一步发出了“媒介改变了一切”的高昂论调。尽管他是一个地道的技术决定论者，但他对媒介的深刻理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也是可以用事实证明的。 其实，文学艺术是由创作行为和欣赏行为所共同构成的文化现象。文学的阅读或艺术的接受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而是文学艺术本质的一部分，离开了特定的传播媒介，任何文学的接受都是不可能的。文学艺术的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特征其实都与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传播学理论家库利(Cooley)说：“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2]不同时代传播媒介的不同特点必然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文学活动的系统中，文学传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因此，从文学产生的那一刻开始，文学就没有离开媒介的使用，只是不同时代它所依赖和使用的媒介有所不同，因为文学的传播是文学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样，文学的盛行与衰败的关键就是决定于它所拥有受众的规模，而决定这种受众规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它所使用的那种媒介的发达程度。从这种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作为现代化的电子媒介，它在传播上的效益和效率是明显高于传统的任何一种媒介的。首先，它的传递信息的速度是空前的，在速度上超过了传统的任何媒介。其次，它的传播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这使得它的受众的规模无限扩大，它的受众规模是任何传统媒介所无法相比的。就目前而言，一个电影或电视节目得到上亿的受众并不是难事，而对传统媒体而言，上亿的受众规模是不敢设想的。试想，一部以纸质书籍为载体的文学作品怎能达到上千万的受众呢？而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西游记》就已经伴随着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可见，传统的文学样式借助和使用现代媒介的效益是非常明显的，也由此可见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的意义是何等重大。 从传播学理论来说，任何一种媒介的产生都是有利于信息传播的，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体的延伸”一样，媒介的功用有非常积极的一面。电影和电视等现代媒介的产生也是一样，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满足人类传播信息的需要。文学从本质上说也是信息，因此它的传播完全可以借助于现代媒介，而不是惧怕和抵制现代媒介的产生和运用。总的说来，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是离不开媒介的，先进的技术媒介的运用对文学本身发展的意义是重大的。对文学而言，与技术媒介结合不应该是命运的劫难，而应该是发展的机遇。 四、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文学对媒介的正视与利用 前面已经提到，文学与现代技术媒介尤其与电影电视媒介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可以互动的关系。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改编为电影电视或其他艺术形式，成了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道景观。这种文学向影视的转换，亦即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影视发展创作的重要现象和趋势，影视编导们借助名著的途径，既可以解决当前影视圈的“剧本荒”，又可以进一步扩大名著影响力和读者群，甚至可节省一笔购买版权的资金，这是文学艺术在市场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影视艺术生产的商业性使然。由于观赏上的直观性、表现空间上的自由性，相对文学作品形象的间接性而言，影视作品更富有时空张力，能够更直接地将文学的语言描述转化为直接可视的银幕或屏幕形象，使读者获得更为强烈的审美观感，使得文学名著显示出了附丽于影视作品而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正是大量文学名著被转化为影视作品的主要原因。 面对电子媒体的强势，文学与其结合的最好形式之一就是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即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由于我国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刚出现的电视首先被强调为是宣传喉舌、舆论工具。但由于它容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一旦迅速成为大众媒体后，则马上又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传播内容。电视剧的迅速发展，使文学文本的接受群在数量上大大扩张。文学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是一个被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实际上扩获奥斯卡金奖的影片有85%是由文学名著改编的。我国的电影，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也多来自于文学作品的改编。新中国电影史上，鲁迅的小说《祝福》于1956年被改编成电影，这是第一个将文学名著改编为电影的范例，继《祝福》之后，著作改编接踵而来，优秀小说《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源》、《暴风骤雨》、《李双双》、《洪湖赤卫队》等几十部作品均被改编为电影，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阿Q正传》、《骆驼祥子》、《子夜》、《雷雨》、《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的改编，为中国影视剧坛增添了许多光彩。就说新时期以来，凡是打响的，几乎都是改编的。多年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深人，我国许多经典名著都先后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多种艺术形式都在竞相展示名著的魅力。电影电视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知觉的传播媒体，将最大多数的民众纳入了它的传播视野中，即使文盲或半文盲也往往能观看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影像文本的文学意义。特别是近年来，不少经典名著不但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被改编为话剧、动画卡通等，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盛景象。实践证明，一部原创经典作品，通过现代化传播手段，以多种表现形式出现，影响范围会更大，传播距离可更远，这既能有助于使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实现质的飞跃，使作品对社会公众产生更大影响，实现更大社会效益，名著改编堪称文学艺术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不朽盛事，同时又可使作品成为进入市场的文化产品，实现生产力的转化，获取更大经济效益，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大众传媒使经典名著的传播和扩散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正如余虹所说：“在20世纪，随着现代影像技术和声像技术的革命，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媒介优势逐渐丧失，现代影视艺术不仅克服了戏剧舞台与表演的有限性，大大强化了戏剧的综合表现力和直接感受性，还利用电子技术彻底改变了艺术传播接受的方式。”影视艺术逐渐成为主导艺术接受的平台，经典名著被改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可以说，名著改编正是我们受惠于名著的一种方式，名著在滋养我们的过程中显示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五、文学是影视作品的“原料”：揭示互动关系的另一面 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的电视剧共5625集，其中约2240部是根据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改编的。近几年，我国的电视剧年均产量也都在5000部以上，电影则在1000部左右，其中约40%的影视作品是根据文学文本改编的。[3]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原著是电影电视的重要源泉。对此，张艺谋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并坦言“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作的可能性。”[4]同样，陈凯歌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例：“我现在拍成的电影中没有一个不是根据现成的小说拍摄的。”[5] 其实，电影刚刚诞生之时，并不存在名著的改编问题，也就是说，电影并不是为了弥补文学叙事之不足而产生，更不是图解文学的工具。然而，由于后来有声电影的出现加强了电影的叙事功能，使得文学和电影有了共同的叙事单元—故事、人物、情节等，于是这种内在元素和意蕴的相通使这两种相差甚大的艺术样式互相转化成为了可能。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电影得到了更多人的接受和理解，电影也因为文学名著动人的故事和深层的艺术内涵而增添了光彩，提高了档次。这种互动关系所造成的双向受益效应使一些人乐此不疲。于是，一些名著被反复搬上银幕，据统计，列夫·托尔斯泰的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就被改编达13次之多，普希金的作品被搬上银幕也达50多次，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基本上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 六、互动：对文学与传媒关系的辩证表述 总之，任何技术和媒介对文学的介入只会导致文学样式的变革，而不可能导致文学的终结。我们在为文学作品流失大批读者扼腕的同时，又庆幸文学作品通过改编为电影、.电视，获得了远比文字文本多得多的接受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借助于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文学作品插上了飞翔的翅膀，通过高雅艺术和大众传播媒介的结合，使得文化水平有限的受众也有了轻松愉悦地欣赏名家名作，享受美的光辉照耀的机会，文学作品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而借助于这种受众面的扩大和延展，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和美的塑造教育作用也得以成倍地增加。这对提高影视观众的欣赏水平，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文学评论，2001，(1). [2]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3]管宁.传媒视野中的当代大众文学〔J〕.浙江学刊，2003，(6). [4]陈墨.新时期中国电影文学〔J〕.当代电影，1995，(2). [5]李尔藏.直面陈凯歌〔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原载：《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