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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鹿鼎记》(1969-1972年)是金庸武侠小说“金盆洗手”的收山之作。倪匡认为“《鹿鼎记》可以视为金庸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乍一看去题材上又轮回到明清易代，叙事也重新回到了讲史演义体，无非通过韦小宝的虚构经历，实写康熙一朝内外大事。但其骨子的历史观念已与早期创作绝然不同，他自己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坦陈：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鹿鼎记》书后又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试图以学者面目再次赤膊上阵，一如《碧血剑》后谈袁崇焕。并说： 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这实际上就是对《鹿鼎记》主题的一种诠释，只是更像政治家的总结。中华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时期，也还是有鲁迅所谓“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过程。可惜金庸“学术性”文字至今未见揭诸公开文字。也许正因如此，《鹿鼎记》台面上的主角也由一贯的侠义英雄，忽而变为猥琐鄙俗的小家伙韦小宝，而以少年康熙作为全书的隐性主角，尤以他与天地会的恩怨纠葛作为历史背景和重要关目，风格亦为之一变。这当然是一种讨巧的构思。本文即以此作为立论要据，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二、康熙帝 金庸所以为小说取名为《鹿鼎记》，当然是以《史记·淮阴侯列传》“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为典故(不知为何小说里金庸借吕留良之口说出自《汉书》)。清廷与郑氏抗清，天地会复明、三藩之变，渐次叙及中俄雅克萨之战等，似乎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谱系，也为他的“宏大叙事”拓展了空间。但是真正决定这场“逐鹿之战”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似乎并未在金庸充分考虑之内，这就是满汉文化的融合。 我测度金庸对康熙的热衷，很可能来自60年代“红学”档案的“揭秘”。为了讨论曹雪芹家世之谜，宫廷档案中康、雍、乾三朝的密折曾成为学者追寻的一个热点。1966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了斯彭斯(Jonathan D.Spence，中文名史景迁)的博士论文，即大量引用了康熙朝秘密奏折及批语作为论述依据。金庸也承认康熙对于奏折的批复及用语对他描写康熙性格起到了影响： 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我想这也是他创造一个新的康熙形象的动力之一。应该说，康熙朝是清代转危为安的关键，或者今日竞技体育术语中的“拐点”。盖因清军虽以十万铁骑人关，但毕竟兵力有限，不得不仿照蒙元，“以汉制汉”，以种种方式笼络收编明军或农民军将领，以“论功行赏”方式奖赏勋臣，维持统治。但骨子里毕竟碍于人关之前制定的方针，严防如前朝辽金一样很快汉化的前车之鉴，生怕丧失民族特性及其特权，因而清初虽然大体据有中国主体，但在康熙初年鳌拜等“辅政四大臣”代政时期，反抗的明潮暗流始终涌动不息，其间大焉者为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北伐南京，在观音门赋诗言：“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后来功亏一篑。康熙八年在玄烨亲政、智擒鳌拜不久，人关之初制定的政令还未来得及调整转变，即遭逢了“三藩之变”(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其间吴三桂部改服明室衣冠，一度攻占云、贵、湘三省之地。耿精忠与尚可喜也先后响应，郑经也由台湾发兵渡海。半壁天下，为之变色。这应当是清廷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以前面临最严重的一次政权危机。小焉者即为天地会在沿海的频繁活动，甚至传言深入京师乃至大内禁苑，虽然查无实据，但是也为金庸搜罗作为素材。 《孙子·兵法篇》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正是这种民族文化悬隔的深刻危机，使得康熙意识并决心抛弃前朝的政治理念及制度设计，开始着手融满人汉。这才是康熙成功的一个关键。当三藩败局已显，康熙决心不再给坐观成败、逡巡犹豫的江南遗民文士更多考虑机会了。《清史稿·选举四》述云： 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辛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顒、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袝礼成，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自后历朝推恩之典，虽如例行，实应者寡。 康熙摸准了江南文士遗民的心理，毅然以前所未有的大举措，化解自顺治初年人关以来形成的文化死结。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一记述说： 康熙十七年正月诏日：“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词，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几余之暇，留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如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京内京外，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于是次第举送到京，月给廪饩。十八年，体仁阁集试诗赋，亲选彭孙通等五十人，命阁臣稽前代制科授官故事。 并严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及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范围之广，颇有一网打尽、“野无遗贤”之意： 康熙十八年三月丙申，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授彭孙通等五十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修《明史》，以学士徐元文、叶方霭，庶子张玉书为总裁。 虽日隆重盛举，但毕竟是“国家行为”，为完成钦命不遗余力，难免也有马虎不周之处，据《清稗类钞·考试类·圣祖优礼宏博举子》载： 应举至京者凡一百八十六人，江浙为最多。以疆吏敦促上道，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舆马，舁以篮莒，驰赴国门者。施愚山久于仕宦，应征而至，坐卧惟一羊裘。既抵京，且称贷以营寒具。其他贫士或就食畿辅，或寄宿僧庐。北地苦寒，狼狈万状。 但毕竟曲终奏雅，应试时“赴体仁阁，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光禄寺设馔十二色，皆大碗高攒，相传值四百金。先赐茶二通，时果四色，后用馒头卷子红绫饼粉汤各二套，白米饭各一大盂。又赐茶毕，复就试”，这看来更像是一席盛大的国宴。对于从“庄氏史案”的文字狱中惊魂甫定，又经历了“顺治十八年起，吴中积荒十年”的江南士子，康熙的良苦用心无疑收到了实效，《清稗类钞·考试类·魏文毅羡康熙制科》记罢相致仕的魏裔介都听得眼热了：“吾不羡东阁辅老，而羡公车征士。”可见一时称荣。明代以习举子业猎取功名的读书人，终于真正找回了科举致仕的感觉。 这次“征士”范围之广，动静之大，都是空前的。不仅各省督抚十分卖力，也许不耐20多年的孤苦清寒，为此动心奔走干谒的江南士子亦不乏其人。如顾景星就赶紧入京，并作《王程》诗自矜。但也有坚拒不与的，如陕西官员已将李顒舁至西安，但他“坚不屈，放还”。傅山甚至被“强舁之至京”，仍然拒不入试。顾炎武曾函阻潘耒，要他“自保出处”，杜濬亦阻止孙枝蔚赴试，要他“思痛忍痒”。但科举之“痒”，的确使很多士子忘记了亡国之痛。孙枝蔚、阎若璩这次都落了榜，不过孙仍“以年老得内阁中书头衔归”。可知昧于明代制度设计的文士说来，“科举及第”才是他们心中货真价实的“痒痒肉”。围绕这次科考，不啻一场无形的政治交锋，大大加速了遗民文士集团的分化。 《清稗类钞·考试类·康熙朝试宏博之宽》记此次特科，“醉翁之意”本不在八股四六，录取之宽松也属空前绝后。严绳孙仅作一诗，以“文词可取”录；彭孙遹文章以虽然“语滞，意圆无碍”录；汪琬文句指代不明，以“赋体本有‘子虚、亡是’之称，大抵皆寓言，不必有所指也”录；朱彝尊比喻不当，以“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录；毛奇龄引典不当，以“赋主铺张，古籍宜可用”录。潘耒、李来泰、施闰章试卷也有叶韵不调的弊病，但都以“此缘功令久废，诗赋非家弦户诵，所以有之”，“今但取其大焉者耳”，而忽略不计。《清史稿·选举四》：“帝亲览试卷，取一等彭孙遹……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等三十人；三、四等俱报罢……俱授为翰林，以光录少卿邵吴远为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四人为侍讲。进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评、博，内阁典籍，知县及未仕之进士彭孙通等十八人为编修。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知县及未仕之举、贡、荫、监、布衣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俱入史馆，篡修《明史》。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勗、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此次江、浙及安徽籍文士至少中选28人。 有趣的是，得选者不论已仕未仕，竟“俱入史馆，篡修《明史》”。不是有“孤臣孽子情结”吗?索性请你们钻故纸堆，对昏庸君，忆阉党苦，总结亡国经验，自然也就体味出新君“求贤若渴”的诚意来了。《清稗类钞·考试类·圣祖优礼宏博举子》以为：“是时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圣祖特开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侧。征以‘以天下为一家’之诗题，其或然欤?”陈登原对此发议论说： 清朝对博学弘词，自为有心放宽尺度，观其所取之人则彭孙通，观其所命之题则《璇玑玉衡》，此即盂森所谓“卑词厚礼，以求就范”者也。 顾炎武是清初统治最直言不讳的批判者之一，也是《鹿鼎记》中多次描述到的人物。他不但拒绝参与“博学宏词”的征召，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同辈文士的致命弱点： 凡今之学者，为利而已，科举而已。其进于此而为文词，一切可传之业，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而已。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居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亦当博学审问，古人是稽，以求是非之所在。若夫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为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无所济天下。 这里固然有陈述他变卖家产、只身远游的理由，但也未尝不是对世业儒而日益贫窘的同时之士出山应试之举，表示出的无可奈何之理解。 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征召鸿博是江南文士集团与满洲政权全面合作的新开端。江南文士自中明以来，即在科第上峭然独出，而以康熙朝为最盛。据《清稗类钞·考试类·苏人殿试多鼎甲》，全部21名状元(含癸巳恩科)中，仅苏州府一地就出过9人(丁未科吴县缪彤、癸丑科长洲韩菼、丙辰科长洲彭定求、己未科常熟归允肃、乙丑长洲陆肯堂、甲辰常熟汪铎、壬辰长洲王世琛、乙未昆山徐陶璋、戊戌常熟汪应铨)，榜眼2人(丁丑常熟严虞悖、乙未吴县缪日藻)，探花5人(庚戌昆山徐乾学、癸丑昆山徐秉义、丙辰常熟翁叔元、壬戌长洲彭宁求、壬辰吴江徐葆光)。不可不谓之“极盛”。鉴于殿试系皇帝钦点，可以肯定是与康熙本人对江南文风及文人，有一种特殊的喜爱甚至偏好有关，以至他们有信心进而侵占北闱名额，《清史稿·选举三》记： 康熙二十三年，都御史徐元文子树声，侍讲学士徐乾学之子树屏同中顺天试，上以是科南悉中江浙籍，命严勘。斥革五人，树声、树屏俱黜。 汉族文士要用科举收买的经验，得到后来历朝皇帝的特别重视，《清史稿·选举四》：“雍正十一年，诏日：博学鸿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康熙十七年特诏荐举，得人极盛。”但在私记中表述方式略有差异，赵翼《檐曝杂记》卷二记雍正私下语云：“国初以美官授汉儿，汉儿尚不肯受。今汉儿营求科目，足见人心归附，可谓有道之庆。” 可惜金庸当时或囿于见闻，没有将其他“有学有术”，但始终逃不脱“名缰利锁”羁縻牢笼的文士嘴脸略微点染刻画，是一憾焉。 在《鹿鼎记》第50回中写到顾炎武、查继佐、黄黎洲、吕留良四位当代大儒，竟然联名劝韦小宝位登九五，还借吕留良口吻说：“凡英雄豪杰，多不拘细行。汉高祖豁达大度，比韦香主更加随便得多。”他心中是说：“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紧。汉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骂人赌钱，比你还要胡闹，可是终于成了汉朝的开国之主。”似要强调几位“大儒”之“华夷情结”犹郁聚心间。如考虑到查继佐为海宁查家祖先，相信这段迂腐之论，不会是故意调侃之言。而康熙深知稳定中原，必须稳定江南，而稳定江南必须安抚士子的道理。新朝政权与江南遗老的契合点，就是保持和发展以理学为根本的礼义文化，这也是康熙不遗余力寻求的政权基础。陈寅恪说：“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不在种族。”亦此中转折之关键。中国向无种族殄域，无论是韩愈《原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的古训，还是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的说法，都可以证实中华文化特有的开放胸襟和包纳特色。 顾炎武《日知录》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今之世几乎人人能背之。但顾氏初为此语，尚有意义更深者，这就是“亡国”虽痛，犹不如“亡天下”也。以今日观念视之，顾之所谓“天下”，实际上是价值观念及其体系。他认为如果能够保存、延续和发展这种价值体系，朝代鼎革不过是“易姓改号”，成功与否是君臣职官等“肉食者”的事，与百姓无关。但如果变乱维系社会的价值体系(大义)，包括由于因异族统治带来的剧烈文化变革，就会残害人民，引起社会的相互残害(“率兽”与“食人”当然是比喻语)，那么每个百姓都有与职官同等的责任，来捍卫抗争之。 这段话一方面为江南各地士民一体的反清武装斗争及时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未尝不是指出消弭这种激烈抗争的解决之道，这就是确立承袭明制的文化政策，或者说把“武化”统治转变到“文化”的轨道上来。顾氏对著作《日知录》经世济民的主旨毫不含混，道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世”，并一再表示“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知于后王”，“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顾炎武的观念是否达于康熙“天听”，亦属“查无实据”。不过有则记载似乎透露了一些消息。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七： 余阁学时，上(按指康熙)一日忽问：“《续纲目》如何?”余曰：“臣生平极不喜此书。朱子《纲目》义倒，有以主天下者，便以统归之。秦、隋之无遗，尚为正统，而况元乎?舜东夷，文王西夷，惟其德耳!”不谓此语与上意合，余遂升掌院。东海(按指徐乾学)由此深嫉，而扬言于上曰：“李某窃听余论而剿之。” 李氏之论，无非也就是一统之道“在文化不在种族”的意思。如果我们知道徐乾学三兄弟正是顾炎武的亲外甥，可以“扬言于上”的自然有成套理论，肯定不止李光地自鸣得意的这几句了。可惜顾炎武等虽然在小说中数次出现，不过一个虚幻空洞的符号，不得不使人感到几许遗憾。 三、天地会 天地会是《鹿鼎记》叙事的一条重要贯穿线索。自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推重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堂为反满革命组织以后，探索会党起源的专著便不绝如缕，其中“天地会”(洪门)尤其引人注目。近世武侠小说的兴起，也率以此诡异隐秘之组织为嚆矢，如梁羽生代表作《七剑下天山》等。我曾撰文说：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这种l心灵感受尤为切肤，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金庸最初和最后的武侠小说都以“天地会”作为重要关目，并非偶然，只是对其评价却有天壤之别。和《书剑恩仇录》与《碧血剑》中的陈家洛相比，《鹿鼎记》中的陈近南虽然更加突出了他的统领才能、领袖权威及政治头脑，但也彰显他对于郑氏集团无条件效忠带来的局限与后果，因而处处受制于郑经，反而被他偷袭杀死的悲剧结局。这也涉及到天地会历史上的一些公案。 近世武侠小说对于天地会的描述，大都源自民国年间一些书籍，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在天地会内秘籍自称系福建少林寺僧于康熙甲寅年(1674年)或雍正甲寅年(1734年)创立；另一说法是民国以后，洪门成员称其会创自郑成功；还有一种说法据档案以及清代官书记载为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或三十二年创立。 在《鹿鼎记》出版以后，天地会研究作为学术“热门话题”，取得非常重要的进展，如中国社科院赫治清、罗熠据史料及田野调查，考释出天地会创始人实为道宗即万五，达宗即其兄长万龙(即天地会传说的万云龙)组织“万氏集团”，明末清军人闽时参与过南明政权抗清武装斗争及郑成功部队。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郑成功率大军北征南京，特以“万姓集团”的二哥万义(郭义)“督兵护侍”，“扈从左右”。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顺治十八年五月条”言： 按：大兄即万礼。前礼等同盟，以万人同心，以万为姓。万礼即张礼，死南京。成功回厦，建忠臣庙享诸死者，以甘辉为首，次张万礼。后有人怨礼，言“其非战死，是逃履水，忙不及去甲，溺死，岂可与阵亡将士齿?”成功信之，遂撤去。 这对效法刘’、关、张桃园结义的道宗等万姓兄弟来说，是极大的侮辱，无法接受。道宗在云霄县长林村建寺(高溪庙)开宗，超度亡灵，在仪式结束、群情悲愤的氛围中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以“万”姓归宗、歃血为盟的方式组建天地会。后来遂有“铜山之变”，即道宗在东山岛主谋，鼓动其盟兄弟蔡禄(万七)、郭义(万二)率万余精兵背叛郑成功，投降清朝。康熙甲寅(1674年)时任河北总兵的蔡禄因响应“三藩之变”，而为康熙密旨批捕杀害，道宗又再次改变政治态度，坚决反清，复兴天地会，为盟弟报仇。 造成天地会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终极目的的分歧。成功世子郑经实已放弃“复明反清”之战略目标，转而割据台湾，把持海上贸易，仿佛三国时代“割据江东”之孙权，而与道宗等天地会创始人“恢复汉室”、反清复明的“刘备信念”有根本的不同。故有郑经诱杀据守厦门、金门的堂叔郑泰，其子郑鸣骏及总兵施琅、黄镐遂即降清之举。郑经之子郑克填少年继位，懦弱无能，其下场不问可知。 《鹿鼎记》中称韦小宝初遇陈近南，是在康熙除鳌拜后不久，当在康熙八年或康熙九年。小说中的天地会此时已是羽翼丰满、影响遍及全国的大组织了，如果再参照第一回，吕留良与顾炎武、黄宗羲见面时已谈及了天地会，其时应是康熙二年冬《明史》一案刚结案不久，这是在顺治朝时成立的： 国姓爷(郑成功)昔日率领大军，围攻金陵，可惜寡不敌众，退回台湾，但留在江浙闽三省不及退回的旧部官兵却着实不少。陈先生(陈近南)暗中联络老兄弟，组成了这个天地会，会里的口号是“天地父母，反清复明”。 这比较接近学者的新发现。难得“未卜先知”，用小说形式描述了早期天地会与郑氏集团的恩怨纠葛与和合分离的一段历史，也算是对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出的诠释。 康熙与天地会纠葛渊源，牵涉到天地会《会簿》著名的“西鲁传说”。略谓康熙年问，“西鲁番作乱”，进逼潼关，康熙只好“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少林寺僧应征入伍，一举打退“西鲁”，但不要朝廷封赏，仍回寺中。不料反遭奸臣陷害，寺庙被焚，只有18人死里逃生，后来剩下5人历尽艰辛，走到海石连天的长沙湾口，见海面浮起白锭香炉一个，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他们遂效法刘、关、张歃血盟誓，结拜天地会，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西鲁”究为谁何，以及此事乃真实描述或者全然虚构，也争论已久，奠衷一是。近年关于“西鲁”之“鲁”应为“虏”或“卤”同音同义字的看法接近一致，但与“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相匹配的“西鲁入侵”事件，似非蒙古准格尔部之噶尔丹汗(也就是与韦小宝结义的那位想当“整个儿好”的蒙古王子)莫属。罗熠通过田野考察，认为这段传说的历史背景“可能就跟康熙时期迁界，为了防止郑成功和大陆的联系，为了隔断郑成功的经济来源，所以在康熙时期几次把沿海几十里的居民，都迁到内地，在迁界的时候，东山全部被迁到了大陆。在东山铜陵镇发生过悲惨的故事，大概古来寺也就被烧掉了”；“当蔡禄和郭义降清之后，康熙却将蔡禄及其亲信全部杀害。这恰恰是康熙十三年的事情，这样万姓集团又跟清朝结下了新的仇恨，所以，道宗后来又出现在清朝和郑经部队的战场上，为战死者收尸。此时的道宗又回到了反清的立场”；“反清、降清、又反清，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和清朝新的仇恨，这个怎么能对外人明白的讲出来呢，就用西鲁的故事，用康熙皇帝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故事掩盖过去了”。 尽管如此，在政权更迭、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仍然会留有无数血腥和遗憾，不能简单以“明君”“昏君”，“有道”“元道”做一切概括。因此小说毕竟只是小说，不能当作历史来看。 至于明末何以发生“鼎革”之变，几百年来一直都有引动肝火的争论，而“天不佑明”也是明遗民无法释怀的一个哀怨。明代灭亡当然有政治制度上的体系性原因，殆无疑义。只是20世纪的历史述说，把原因主要集中在“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说上，倒也有以偏概全之嫌。美国学者魏菲德(Frederic Evans JR.Wakeman)《洪业》(The Great Enterpmse)有关国际性金融危机与晚明江南地区通货膨胀关系的论证，就是一个新颖的国际性视野。近年随着自然史探究的进展，又生出一些新的考论。我曾略略谈及“天不佑明”的几种自然力，比如万历至崇祯年间(1580-1744)太阳黑子的活跃程度，是否导致中国进入“小冰河期”，造成北方地区持续干旱、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牧马”的问题；以及华北地区地震频发，灾民数量陡增，而政府赈济不力，或者由于东南出口贸易受阻而无力赈济的问题；此外由于北方地区流行病大增，以致“鼠疫横行”，直接影响到京师及其附近地区明军战斗力大幅减员的问题，等等，都值得结合气象学、地质学、流行病学等其他专业史深入开掘，以便得出更加全面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来，而不是继续以某种固定的史学观念“定于一尊”。这里所谓“天佑”，又生发出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值得注意。金庸写作小说，当然无须顾及此节，面面俱到。但如欲以此演义“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一类的观念，恐怕就会成为问题。 四、韦小宝 韦小宝身兼康熙亲信及天地会堂主，具有对于侠义派素秉“忠义”精神的反讽。再比如中国人一向重视父系的血缘宗亲，但韦小宝偏偏出生于扬州妓院，仿佛回归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母系社会。这与前此主角如陈家洛与乾隆的同胞血缘，萧峰着意寻父，张无忌等出身高门却经历了流浪儿生涯的传统套路全然不同。在刚刚看倦“革命样板戏”中“高大全”主人公的大陆读者来说，这种强烈的反差更容易受到读者追捧。 金庸何以作出反差如此巨大的改变，究竟是扩大市场读者，还是另有考虑?外人实难测度。在1998年台湾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曾说： 江湖社会所以分化产生了“黑白两道”，区分在于其“道”之宗旨是否正大，手段是否光明，而核心在于领袖人物的人格指向。隐性社会置身法律之外，其奇人选士之为人行事，常有出人意表者。金庸小说描绘的主角，从强调“正邪分明”(如《碧血剑》之袁承志、《天龙八部》之萧峰、《射雕英雄传》之主角郭靖)，到“亦正亦邪”(如《神雕侠侣》之扬过)，再到“无正无邪”(如《笑傲江湖》之令狐冲)和“无所谓正邪”(如《鹿鼎记》之韦小宝)，正表明作者具有极深的感喟，而江湖所谓“黑白两道”之界限也逐渐趋于模糊。这种表述的变化，与其说是宣示江湖风波之诡异，不如说是表现了时代、社会价值观念从一元到多元的流变。 为了拉近康熙，金庸给韦小宝设置的“假太监”身份，倒是使这类角色登堂入室，在文学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前些年台湾《中国时报》曾约我为大陆网络作家南琛的小说《太监》写一篇评论，我以《奴性的骚味儿》为题说： 中国传统社会习俗中，太监、小脚和清代辫子是三件最为近世诟病的东西，而太监又是三者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最近大陆的影视剧中，表现太监“净身”和弄权的也有好几部，如田壮壮执导，姜文主演的《大太监李莲英》，雷恪生在《日落紫禁城》和《大宅门》中的脚色等等，北京还开设有“太监博物馆”，保存了好几处李莲英“故宅”，都证明着这类题材重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太监其实并非中国的专利，奥斯曼帝国也有。俄国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幅法国画家里昂·杰洛姆的名画《后宫浴室》，活色生香的众多裸女中，就站立着几个健壮的，负有监督责任的阉奴。我不清楚这些阉奴是否也担任过“秉笔”草诏或外出“监军”这类军机要职，但中国太监却往往因为皇帝家奴的身份备受信任，不用说汉末常侍，晓唐权宦，连明清两代开国君主虽然立有祖宗严训，但是王振、刘瑾、魏忠贤，李莲英和小德张等权阉，仍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页又一页。他们依附皇权的特点，也总是给人以阴柔的感觉。这究竟与“去势”有几分联系，天晓得。 说实话，在金庸小说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并非《鹿鼎记》，而是《笑傲江湖》，原因之一就是“假太监”韦小宝的“无厘头”，居然以性关系征服九位敌对女子的故事更是匪夷所思，不知令多少读者心摇旌迷，艳羡不已。而“太监”和“无厘头”在20世纪90年代华文影视中风靡一时，大行其道，不知道与《鹿鼎记》、韦小宝有无联系。 韦小宝的“无所谓正邪”，当时固然有“消解”冷战时代意识形态至上的功能，但是过分强调娱乐化，近年又显现出另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即娱乐界毫不讲求操守德行的鄙俗，这在大陆尤其明显。以其逸出本题，不说也罢。 原载：《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