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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现代武侠文学史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多维交织的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转换相比，武侠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显然并不那么受人关注。梁羽生、金庸、古龙等的“新武侠”小说在红遍香港、台湾等地之后又传入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武侠热潮，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这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没有深究此等“新武侠”的命名与定义之前，“新武侠”之前的武侠小说统统都被称之为“传统武侠小说”，这种命名虽然略显粗暴，但毕竟可以让人大致了解其包含的对象。金庸、梁羽生等之后新出现的武侠小说被命名为“新武侠小说”或“后金庸”等，以温瑞安、黄易等为代表。这种命名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与金庸时代的武侠区分开来，无法克服的缺憾是不能把金庸以后的武侠及其独立性体现出来，也不可能预见到后来武侠会出现的新的变化和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新”的武侠小说出现之后，就容易带来命名的困难，使得研究缺乏必要的前提与合法性。于是，“玄幻文学”、“80后文学”等概念粉墨登场，造成了更加混乱、模糊的文学研究现状。例如，“玄幻文学”其实只是武侠小说的另一种称呼，在形式和内容上并没有多大的创新和变形，只是为了和以前所谓的“新武侠小说”区分开来，更能吸引眼球而已。而“玄幻文学”常常与“80后”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读者多是“80后”，更主要的是“玄幻文学”与“80后”之间存在紧密的精神联系。陶东风在《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①这篇文章中通过对‘玄幻小说’的或许比较激进的评论，表达了对80后一代人的精神状况的一种担忧。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陶东风的评价确实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洞察青年文化的现代演变。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讲，武侠小说已经进入“后武侠”时代，其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日益明显，任何无视这种变化的文学研究都无法真正进入其中。基于以上的理解，本文从文化批评的角度，通过解读网络作家金寻者的《大唐行镖》来透视“后武侠”及其文化身份。换言之，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通过金寻者的作品来研究其对当代人、尤其是对青年一代文化身份的建构，凸现“后武侠”新的阐释价值。无论是对于曾经有过留学经历的作者而言，还是对于浸淫于现代消费文化之中的当代人群体而言，探讨其个人的文化身份和群体的文化身份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 “后武侠小说”及其特征 所谓“后武侠小说”，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突出当今武侠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文学与文学理论等方面，“后现代主义”曾经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虽然角度不同，但其关注的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否定现状要求革新的学术愿望是一致的。“后武侠小说”特征集中表现在作者创作理念、读者消费观念和文学生产机制等三个方面，并形成了与传统武侠小说、新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的文学特征和文化身份。 首先，成长于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后武侠小说”作者把文学当做一种谋生的职业，呈现个人化、反主流的边缘文化特征。这些作者大多生长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都市，从小受到外来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很多是学理工科的，有的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如果说原来的文学体制和形态过于“专业化”和“精英化”，那么，这些“后武侠小说”作者更趋于“业余化”和“个人化”，其作品也更社会化、世俗化。在这样的作品中，看不到厚重的历史感和真实的现实感，很多只是个人化的情感展露和文化想象。金寻者就一直从事理工科学习，至今在国外留学，他的《大唐行镖》在网上流行并出版，过人之处不是其创作的真实感和历史感，而是个人化的感情书写和超凡的文化想象。这样的创作在专业作家和学院派批评家看来并无多少文学价值和意义，以至出现“韩白之争”、“陶萧之争”等老一代文学和新一代文学之间的激烈争论。其实，这样的争论不是处于一个平台上，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看法不可能让两者走到一起。 其次，“后武侠小说”有明确的读者群，即崇尚个性、幻想的年轻的一代。身穿外国名牌、吃着洋快餐长大的一代人对待文学的态度，不是寻找历史的苦难、现实的无奈和深沉的思索，而是轻松的消遣、多变的感官刺激和奇异的想象。这样的读者需要的人物是充分展示自己个性的小人物，不是改天换日的大英雄；需要的情节是个人性情的小叙事，不是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需要表达的是欲望之性与情感之性，不是高尚清高的精神之旨。《大唐行镖》虽然也是写英雄豪杰，但并没有把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作为书写的重点，而主要是为了表现和衬托普通人的“真性情”。 再次，后现代主义文学生产机制是“后武侠小说”生存、发展的土壤。很多“后武侠小说”先是在网络上发布、流行，然后被网站购买连载，被出版社购买出版，实现文学生产的销售和再生产。网民在这些作品的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作品都是边写边发边改，甚至可能有违作者的初衷，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了互动，这对于体制内的作家是不可能的。网站等现代媒体为了增加点击率，追求利润，纷纷建立自己的创作队伍，组织写手，创作流行的作品，为“后武侠小说”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 二 “后武侠小说”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作为全球化社会的一个概念，在语义上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最早被认为是文化政治的基础。照乔纳森·弗雷德曼的说法，“这表现为‘新’身份，新社会类别以及通常情况下新政治群体的增生”②。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文化身份研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以及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殖民主义的反思紧密相关，并以反霸权意识形态为基石。若热·拉腊因在《意识形态与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立场》中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潮流变中的身份问题。安东妮·吉登斯认为“身份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项身份工程”③。文化身份是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的构成因素（阶级、性别、国别、年龄、性、种族、道德、政治立场等）在异质文化冲突中的嬗变及其组合。文化身份特别适用于考察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④之间漂移的主体所面临的身份重建过程。本文把身份理解为个体与他所属的文化传统之间密切复杂的关系，是个体与群体、单位与整体之间所属与属于、意识与被意识的关系。所谓的“身份想象”是指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既无法掩饰与反传统文化的暧昧关系，又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强烈的皈依感。从文化身份的角度看，“后武侠小说”及其文化身份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大文化症候。 其一，通过作者的文化身份考察当前作家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为生长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等是他们创作的基石；另一方面，理工科的学习经历、风起云涌的消费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冲击，使其处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消费文化的矛盾之中。从身份角度分析这些小说，可以开启武侠小说新的研究视域。 其二，通过“后武侠小说”文本分析后现代主义影响的青年读者的文化身份。经济全球化、网络等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青年读者在竞争激烈、纷繁复杂的消费文化面前，得到的不仅仅是无数机会和选择的权力，更要承受贫乏的精神压力和无法选择的无奈。青年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对“后武侠小说”的阅读和接受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亟待研究和解读。 其三，通过解读“后武侠小说”的身份焦虑，透析后现代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身份焦虑与身份重建。“后武侠小说”不只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更是表征了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其反映的身份焦虑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对于我们理解和解决更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后武侠小说”的身份建构 与以前的武侠小说不同，“后武侠小说”中人物的身份是不明确的，无论是外在的身份标志，还是内在的内心焦虑，都把人物置于无法自拔的身份焦虑之中。在这样的作品中，人物即使有身份，也是自欺欺人的想象。 小说《大唐行镖》首先在“恩仇”的视野中展开对身份的想象。主人公彭无望不是传统的英雄人物，没有英俊的侠士风貌，也没有超群的文雅谈吐，更没有傲视武林的不凡身世。相反，彭无望相貌平平，一口市井粗言，甚至连身世也微不足道。他所受之“恩”主要是叔父叔母的养育之恩，还有师傅齐笑云的传艺之恩。而彭无望并没有按照叔父的意思专心武艺，他只是痴迷厨艺，被派往青州酒家学习厨艺。没料到正是因为彭无望的厨艺，才使得师傅把所有武功传授于他。对于“仇”，彭无望面对的是叔父一家的家仇与后来国家危亡的国恨。彭无望在“恩仇”交织之间实现了艰难的身份变换，从随心所欲的“厨艺爱好者”变成一个心怀天下的英雄。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为彭无望带来身份的自我认同，反而加剧了他的身份焦虑。 这种焦虑源于对江湖文化最终难以进入的尴尬，源于血性男儿对江湖既认同又惶惑的心态。彭无望最初是在心怀期待中走进江湖的恩怨纷争的，他想以全新的姿态从容地融入江湖的生活与文化，他对江湖行为方式及价值观的认同，反映在他希望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和“以前自己沉迷于雕虫小技”⑤的生活彻底决裂。然而，任意江湖的豪气带来的却是叔父一家几近灭门的惨剧，虽然后来彭无望力杀仇家，却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踌躇满志。 小说的另一主人公锦绣公主更是受身份的焦虑之苦，具有明显的身份分裂特征。身处突厥公主的尊位，心系突厥的未来，锦绣把民族振兴的重任扛在自己的肩上。但是这副重担逐渐压垮了这个纤弱的肩膀，并使得锦绣在不间断地生一种怪病：身心交瘁之后常常变成“小公主”。“小公主”不谙世事，好像一个顽皮的小孩童，也只有这时锦绣才能卸掉一切负担，自由自在地生活。即使是在清醒之后，锦绣也慢慢怀疑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到底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在与彭无望相爱之后，锦绣处于国家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之中。她和彭无望同落悬崖后，以为与世隔绝，这才相互定下三生之盟，自由相爱。对彭无望和锦绣公主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找到心爱的意中人，更重要的是确认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这样的文化身份在重新进入江湖之后就荡然无存了，当他们走出悬崖后就成为一去不返的记忆。锦绣分裂为“大公主”和“小公主”是身份分裂的隐喻，意味着她深陷文化认同的矛盾与困境之中：一方面，与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联系使得她对中原文化认同充满惶惑与不安；另一方面，对中原文化的一往情深又使得她在回归本民族文化时感到陌生与不安。对于具有突厥民族血统和文化背景、又深深浸淫于中原文化的锦绣而言，试图从过去抽身而出，却又难弃历史；置身现实，又因无法摆脱的历史纽带而无法真正融入其中，这就是锦绣公主文化认同的困境。 与彭无望和锦绣公主相比，天山剑神和青凤堂主更是将这种认同的矛盾心理发挥到了极致，甚至不得不用死亡来解决身份的焦虑。天、青二人彻底绝弃异域文化，分别是中原、突厥的文化代言人，并不惜为此牺牲自己宝贵的爱情。天山剑神几十年来苦苦思念青凤堂主，写了无数书信给情人，却被人扣留，象征的是无法跨越的文化壁垒；青凤堂主尝遍天下毒药来麻痹自己，在生与死之间的缝隙幻想、确认身份，减轻自己对恋人的思念之苦，象征的是个人在文化隔膜面前的无奈。可悲的是，两种文化都不能容纳这种爱情，相互不能容忍他们的身份。经过无数磨难之后，他们的身份焦虑最终只能用死亡来解决，而这也只能算是消极的逃避。 侠女红思雪从立志做男子式的豪杰到痴情的女子转变，也是身份认同的结果。红思雪年纪轻轻就接管了第一大帮的帮主之位，但是身边的帮众子弟和朋友事事不忘她是女子之身，令她十分不快。彭无望第一次见到她是完全把她当做男儿，令她开心异常。这时的红思雪只是把自己当做闯荡江湖的一个男儿，期望得到江湖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身份想象在爱上彭无望之后慢慢转变为相反的心理诉求，彭无望唤起了她对女人身份的渴望。当彭无望说她“今天晚上看你，特别像个女人”时，红思雪“心中一甜”⑥，这不单单是爱情，更重要的是可以信赖的身份认同。虽然红思雪没有完全被彭无望接受，没有确定的身份认同，但是却给了她对于身份的无限想象，而这足以让她超越原来她所皈依的江湖。 从上述对小说的文本解读可以发现，寻找文化身份是众多江湖人物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彭无望对江湖文化的积极认同，还是锦绣公主对本民族文化的执著坚守，都殊途同归地呈现了江湖人士所处的文化认同危机，隐现了个体在多种文化冲突面前的困惑。 四 身份的隐喻 “后武侠小说”中，江湖人士的文化认同危机，首先源于主体背后的历史和个体遭遇的现实环境。而众多的读者之所以喜欢这样的作品，同样是读者在个体遭遇现实之后产生的种种身份焦虑。江湖世界是武侠作品中供侠客们驰骋的场所，是一个逸出正统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是介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文化想象。 “后武侠小说”构建的文化空间满足了读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身份想象。换言之，这样的作品表达了青年亚文化对现实的隔膜和反抗，尽管这种反抗只是虚幻的奢望。 其一，“后武侠小说”的文化认同隐喻着当代的文化语境。在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一个拥有辉煌而悠久文明传统的儒家大国，历来具有深厚的自信力，得到上自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的文化认同。相同的道理，江湖文化也具有严格的文化认同机制和相对保守的文化思维。但是，随着多民族文化交流与碰撞，传统文化的自足性与封闭性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一元的文化身份开始被打破，多元重构的文化身份逐渐取代单一的身份确认。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以其强大的技术优势、经济实力和极具亲和力的表现形式，深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特别吸引青年一代。青年文化无法拒绝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却也无法依靠其解决自身的文化身份。当代语境下，消费文化破坏人对于现实的认同，而传统文化无力弥补这种破坏。消费文化制造了大量的虚假需要，让人在虚假需要的满足中疲于奔命，分不清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个体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饥饿的缺失状态，于是，“饱吃一顿是拯救之路——消费吧，你就会感到美妙无比！”⑦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化、自私化威胁到主体身份的同一性。当消费文化中的时尚成为主体追求的唯一目标时，文化工业制造的时尚就成了主体身份的源泉。时装、汽车、影视等成了主体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主张的内在 “心性”、“修为”等变成了优雅的装饰品，而不是终极的追求。而变化迅速的消费时尚不断分裂着主体的文化认同，因此，当代人的文化认同是破碎的，是不断变化的。如何整合这种破碎的文化认同，还需要以现代理性为指导的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后武侠小说”中的身份建构，隐喻着个体文化焦虑的命运。对消费文化的极端追求可以制造一个虚幻的身份系统，这一系统由不断变化的商品和符号组成，可以弱化甚至取代传统的社会认同与阶级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只是文化消费中的一种推销策略，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身份。这种身份的分离是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危机，传统的价值观遭遇前所未有的摧毁和破坏，出现了价值取向的真空。而消费文化投其所好，给予主体丰富、无限变化、新鲜刺激的“符号系统”，为主体预设了一个感官享受和虚假想象的文化身份。小说中，江湖人士必然面对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必须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青凤堂主、锦绣公主为了征服中原文化，首先学习和接纳了中原文化。她们爱上中原的武林英雄，象征的是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她们原来企图超越中原文化的初衷逐渐转变为对异域文化的崇敬和对中原天堂的向往，主体在动机与效果、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之间都发生了错位，一切变得似是而非，主体的身份变得模糊而不确定，文化身份危机随之产生。 金寻者等作家的“后武侠小说”对文化身份进行了探索，隐现了当代作家面临文化冲突时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对文化身份的想象性建构，都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存在总体性经验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小说无疑会成为身份焦虑的深刻隐喻。 注释： ①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当代文坛》2006年第5期，第8页。 ②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4.p.234. ③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④Paul Gilory:“Di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Ed.Kathryn Woodward,Sage Publications and Open University,1997.p.301. ⑤⑥金寻者：《大唐行镖·镖行天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第318页。 ⑦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9页。 原载：《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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