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侠“事件”看武侠的内涵与文学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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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25日，中国作协公布新会员名单，金庸赫然在列。这似乎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主流体制对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正式认可。长期以来，作协会员的头衔是对一个作家水准和地位的认可。
更深刻的背景
，则要从武侠小说的内涵特色和历史命运说起。人们称赞金庸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到今天，武侠已经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存在。而中国作协30年前就对武侠敞开了门户。1979年，梁羽生由广东作协推荐加入中国作协，并于1984年赴京参加了作协四大会议，并在小组会上讨论了武侠小说，但他1987年移民澳大利亚后直到2009年去世，基本上不再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梁羽生非常重视武侠小说的政治层面，其作品始终贯穿的反抗封建朝廷主题，正与新中国文艺路线相符。而金庸却以更加符合武侠文学类型特色的“讲故事人”自居，在1966年就曾婉拒了梁羽生关于武侠的严肃文学式讨论。1994年，金庸正式“退休”，其后进入以武侠为标志的活动领域，央视改编、华山论剑、浙大招博、剑桥读硕、新版面世直至2008年北大入学、2009年作协列名，虽然“金庸武侠小说”被全面改称为“金庸小说”，金大侠的活动中心转移到通过体制化途径进入经典学术与主流文化而与武侠渐行渐远，但却始终是以武侠之名而轻舞飞扬。
回顾中国武侠历史，自1900年出现“武侠”一词，1915年出现第一篇中国“武侠小说”，1949年武侠从大陆移师港台，1979年武侠重回大陆，而真正的武侠高潮，却自金庸退休的1994年始！中国文学与文化自此出现了接连不断的武侠“地震”。
第一波是1994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以金庸本名查良镛礼聘他为国际法专业名誉教授。本与武侠无关，但在隆重的仪式上，致辞的是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除了一头一尾提到“查良镛”之外，讲的全是武侠。严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武侠地震之始。
第二波是1999年，正值金庸武侠风生水起，王朔集数年怨愤之大成，把金庸武侠贬得一无是处，出言谩骂，人身攻击，成为世纪末最吸引眼球的文学事件。虽然最终以金庸的冷处理无疾而终，但人们从中看到了所谓京派“贵族文化”与港派“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差异，而武侠小说正是这样一种商业文化，这也预示着温瑞安、黄易90年代对武侠新风的呼唤。
第三波是进入21世纪的大陆原创武侠。2001年，新中国第一本专业武侠杂志《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2002年，《英雄》以2.5亿元占据当年全国电影总票房1/4强；2004年，这个新武侠时代被定名为“大陆新武侠”。武侠成为“文革”后一代人的心灵鸡汤和审美时尚，显示了武侠小说推陈出新的内在魅力以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之下对传统文化阳刚人格和正义伦理的呼唤。
第四波是分别作为港台新武侠和民国旧武侠代表的金庸《天龙八部》和王度庐《卧虎藏龙》二书节选，于2005年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的一个独立单元，名曰：“神奇武侠”！课文后的思考题明确提出“足以进入文学史”和“再好也是通俗文学”两种大相径庭的评价，请学生作出自己的思考。这凸显了长期以来围绕武侠的“雅俗”之争，并以教育制度的名义推向前台。
连续不断的武侠地震，一次比一次更鲜明地凸显了武侠在雅俗两种文化观念层面上的差异，必然反映到体制层面上来。在中国武侠小说波谲云诡的世纪命运之中，金庸加入作协这一最新事件，貌似在体制层面上画了一个圈。然而，对此事件，人们质疑的声音也许比赞许更加响亮，比如说：金庸已经拥有的水准和地位，难道在他耄耋之年还需要这样一个“认证”吗？“金庸怎么‘沦落’到作协门下”？“难道金庸将以入作协的方式谢幕”？在当今作协广受批评之际，金庸为何要“出此下策”？
我们把武侠进教材与金庸入作协两大事件作为一个标志，这就是武侠似乎向“越来越不武侠”的内涵过渡。2005年武侠进教材是主流文化认同并收编武侠，《今古传奇·武侠版》创造了单月发行72万份的纪录并获得国家期刊奖；2006年，大陆原创武侠左冲右突，貌似鼎盛，然而，“鼎盛并不代表高水平”；2007年，以更加贴近大众方式呈现的武侠电影，以《投名状》为标志，开始背离传统武侠路线，更毋宁说是对武侠元素的运用而与作为独立类型的武侠渐行渐远；2008年，金庸小说第三版沸沸扬扬，却难得再起高潮。也许，正如70年代《鹿鼎记》不像武侠更像历史一样，正如现代“武侠”对晚清“义侠”的变革，在保留中国侠文化阳刚审美、正义伦理、私力救济等基本元素的基础上，武侠内涵已悄悄广延，消融雅俗坚冰，重新认识武侠类型性质，试图走过一段冲出围城以便为武侠小说在将来由博返约、取精用宏的必经之路。
武侠的类型性质到底是什么？近年来往往对武侠小说极褒极贬，其实，武侠小说表现的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与现实不同的想象和象征的世界，一个具有虚拟性和游戏性的远离现实的世界。其长处是娱乐性、消遣性而不是现实性、真实性，武侠小说的“合法性”不是纯文学的“合法性”，好的武侠小说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在雅俗与虚实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起强大的张力，而过多地强调武侠小说的武侠性和强调武侠小说的纯文学性，都是一种偏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现实的文学成为主流，偏向于象征和理想的武侠自然被排斥在外，甚至受到“封建”、“毒草”、“迷魂汤”的痛诋。但显然，武侠作为现代文化的产物，它本身又是想必须靠近主流的，但却又无法脱离其作为现代文化对立面的旧传统惯性，武侠就是在这样纠缠不休的矛盾轨迹中走过了百年。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统一中，武侠显现出其独具的文化内涵。
在现实一面，武侠始终努力融入以关注现实为核心的文学主流。
如果考察“武侠”的词源，会发现它是一个纯粹的现代词汇，古代并无固定名词的“武侠”。1900年，日本小说家押川春浪写成《海岛冒险奇谈——海底军舰》，以此为开端的系列小说，被他称为“武侠六部作”。他假想日本因俄罗斯南侵而失国，一批精通军事与科技的有志之士，在海外孤岛建立“东洋武侠团”，最终复国。1894年甲午战后，日本虽胜清朝，其在中国东北却受到俄国等干涉，日俄对立愈演愈烈，“武侠”在这一背景下诞生，正是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日本固有武士道基础上交织的结果，是对现实寄予极大关注的表现。1904年，中国人开始使用“武侠”一词，认为“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并试图以新的武侠观来变革在中国已经大有市场的传统侠文化。
现代意义的中国“武侠小说”是难产的。直到1915年才由包天笑以编辑身份给林纾的《傅眉史》戴上一顶“武侠小说”的帽子，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1911年北京时势，但全用文言，实质仍是才子佳人的乱世姻缘，主人公不必投身革命，而是最后迁居新加坡了，这并不能算是现代意义的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武侠从1923年的平江不肖生算起，值得注意的是，武侠小说的这一开端竟是屈从市场写娱乐神怪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扬民气写近代志士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左右开弓。这就决定了本来可以在世纪之初以“新小说”为起点的武侠，很快就和真正的新文学分道扬镳并被斥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了。虽然如此，1949年以前的“民国旧武侠”作家们还是在不同方面做了现代性的的努力，如平江不肖生对改良救国、还珠楼主对三教合一、白羽对社会讽刺、王度庐对平民心灵等，都做了积极的探讨，有效促进了武侠小说在传统镣铐束缚下向着现实人生以及民族文化的靠近，为港台新武侠的飞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民国旧武侠因其时代原因而无法更多地映射现实，只能描写想象中的文化和小格局里的人生；那么，港台新武侠就高度地与现实结合起来了，并由此取得了巨大成功。仔细考察“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的金庸，可以明显感觉到他把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感受移植到武侠小说之中。当中国需要腾飞而因路线错误陷入浮夸之时，金庸在1958年写了磅礴大气的《射雕英雄传》，接着在1959年即开始了对“阶级出身论”背景下人性发展以及个体与群体关系深入探讨的《神雕侠侣》；进入中国大陆迭经灾难和香港腐败风行的60年代，金庸对人性本质的思考而有《天龙八部》，对现象与本质的背离而有《侠客行》，对个人崇拜和个性解放而有《笑傲江湖》，总结二千年来传统政治本质而有《鹿鼎记》。同样，古龙小说也是对60年代台湾专制情境下人生苦闷的“存在主义”表达，并极大地吸取了当时西方流行文艺的时尚元素，写出一个中国版007楚留香。香港的殖民氛围与台湾的后殖民氛围，更进一步加深了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思，并以金庸笔下江湖孤儿寻找血缘和民族意义上“我是谁”的“身份认同”、以古龙笔下拒绝历史背景的“没有时代的故事”表现出来，由此拉近了华人世界与民族传统的心理距离，并以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情思提升了武侠小说的现实人文关怀。
在金、梁、古于80年代相继退出武侠创作之后，武侠新力量崛起。90年代，港台新武侠的温瑞安“超新武侠”和黄易“玄幻武侠”，对现实的关注度虽然随着后殖民氛围的淡化而减弱，但对世纪末大众心理和媒介方式变迁颇为敏感，开创了与传统文化大异其趣的武侠新风。进入21世纪，大陆新武侠崛起，以凤歌、小椴、沧月、步非烟等为代表的“文革”后作家群，则以摆脱了沉重历史记忆的姿态，表现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审美好尚和心灵状态，关注的不再是动乱年代的“忧患”，而是盛世年代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一片繁盛的喧嚣中如何保持心灵的淡定、如何透过纷繁而华丽的迷雾认识并超越自我，等等。
总之，始于近代现实忧患的百年武侠，纠结于人文关怀与娱乐消闲之间，却总是不断以对现实的映射而递次创新，这是百年武侠持续繁荣的根本所在。
在传统一面，武侠是在新文学欧式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提升和接续。
在传统文学功能论里，孔子谈《诗经》可谓典范。孔子教导弟子“何莫学夫诗”时说了三点：一是兴、观、群、怨的“四诗”说，即联想力、观察力、亲和力、批判力；二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即为人处事，加上“不学诗，无以言”的表达能力；三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知识传承。总前提是“诗无邪”即健康的思想文化倾向。新武侠小说正是具备了上述文学功能，人们把金庸小说当作学习方法论和事业境界论意义上的行为指南，当作传统文化的知识宝库，武侠境界深刻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武侠之“新”更在于对传统的超越。近代侠义小说主体是评书式通俗文化，主要对象是下层百姓，就像金庸《鹿鼎记》里在茶馆里听说书的文盲韦小宝。“武侠”概念的引进本身就是对旧侠义的扬弃。民国时期，平江不肖生是留日学生，白羽则受到过鲁迅的指导。在港台新武侠中，金庸、梁羽生都有名门、名校、名家的文化素养，具有对中西文化和当前时势的深刻洞见，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关于平等正义和个性解放的武侠表达深得现代文化之肯綮。到大陆新武侠作家群，尤其是一大批名牌大学理工类博硕士的加入，给武侠小说带来了科学与人文兼具的高品位文化气象，使之更加贴近于当下文化潮流与时代主题。
 有学者把金庸小说的语言称为“金氏白话”，继承了《红楼梦》以来的汉语传统而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白话体系。五四以来，部分新文学作品语言发生欧化变质，1934年的“大众语”运动虽然提出这一问题却未得到解决。而在武侠小说中，金庸成为“一个久已中断的伟大写作传统的继承者”，恢复了中国语言固有的诗性特质，使之能够较好地承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诗性内涵，是对日常生活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审美化提升，同时也以武功“武学”中的“自然之道”使读者得到传统哲学智慧的享受。“金氏白话”成为典型的武侠语言，对汉语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古龙借鉴电影电视的“影像奇观”式语言风格，其日常生活智慧和华丽审美表现，成为另一种典型武侠语言，并经过温瑞安等的发展而开启了网络武侠语言新风。
总结百年武侠历史，不断涌现出的众多名家，武侠品位的不断提高，使不间断的武侠盛世连接起来成为一个上升中的螺旋。正如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把金庸遴选为“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表明武侠可以登峰造极而达到文学的最高层次，百年武侠的一系列事件，无论其武侠内涵扩大与淡化，都是武侠自身调整姿态以适应时代要求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武侠小说广泛地进入文学史教材之后，我发现，在诸多类型文学中，也许武侠不会像有的类型那样疯狂，但却可能是生命力最为持久、也最可能在经典意义上产生大师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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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览群书》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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